评论｜邓聿文：中国会否回到“极左”？

在中国，“极左”一直是个挥之不去的幽灵，直到如今，在官方及半官方组织中，也常出现带有历史遗留色彩的政策，比如山西平遥地方政府在一项房屋政策中重提“成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根据经済状况，对全国人口进行划分的一种分类，即阶级成分）；而中国妇联也追随“网格党支部”的风向，并不遗余力加强家庭建设。这类政策未必完全是中央的直接命令，但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地方政府、组织对当局意愿的揣摩。

习对中共的绝对领导地位的强调和部署，以及他借鉴毛式统治的做法，让中国的自由派学者很早就发出了“中国将重回文革”的警告。这些警告不能说没有意义，在中国外部环境日趋严峻的气候下，人们感觉到，中共似乎越来越有回到“极左”的可能；而左派曾经的旗手，左翼杂志《中流》在9月“复刊”，更加重了这一担忧。

然而笔者认为，即便现实残酷，但现在就断定习近平会带领中国重回“极左”，或者建设一个某种改头换面的新的“极左”社会，言之过早。原因在于，中国社会虽然存在“极左”土壤，但要在这个土壤上培育出“极左”的“恶之花”，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极左”的价值诉求是对平等的绝对追求，而现今的中共和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组织和社会，位居不平等顶端的恰恰是中共特权阶层。可以说，中共特权阶层的利益，和“极左”严重对立。

毛之后的中国极左演变

不妨分析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社会的“极左”演变。“极左”的阶级基础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是文革的失势者，二是改革中被抛入底层的原计划体制的工人群体和其他阶层人士。前者的身份好辨别，后者要提请注意的是，它和原来就处于底层的农民以及在改革中分化出的农民工阶层是不同的。计划时代的工人虽然事实上也是弱势阶层，但由于享受某种程度的福利保障和政治荣誉，在工人阶级的意识里，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人”，然而在改革中，这种身份优越的意识被碾得粉碎，被赶入社会底层，导致心理出现极度落差，对毛泽东时代非常怀念。

中国社会本来对平等的向往就很强烈，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平均化的“平等”诉求有助于“极左”意识的形成，因为“极左”的口号之一就是平等。从这个角度看，“极左”在中国有雄厚的社会基础和传统，庞大的农民和其他处于底层的社会阶层都是“极左”的潜在阶级力量，而非仅仅受损的工人群体。

但现实中的“极左”，其政治理想是要在中国打倒资本家，消灭私有制，复辟无产阶级专政，这就不可能让它吸引更多的劳工大众，限制了农民和其他弱势阶层向它靠拢。农民和其他阶层虽然向往平等，但并不排斥私有制，尤其在当局发财致富的鼓励下，人人都梦想着做个小老板，有个人的私产。

中国“极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张，在本世纪之前，主要是通过《中流》和《真理的追求》等刊物表达出来，本世纪之后，主要是通过乌有之乡和察网等体现。《中流》创刊于1988年，其灵魂人物是军旅作家魏巍、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真理的追求》创刊于1989年，人权学者喻权域是其主编之一。两杂志以坚持阶级分析、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立场自命。它们得到文革派失势官员的支持，有“中共左王”之称的邓力群被认为是总后台。

由于它们在意识形态上高举毛的旗号，鼓吹阶级斗争，而中共无论怎样变换颜色，作为其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不能丢，这就使得此类左派刊物天然具有“政治正确”，成为左派评论家们聚集的大本营，经常发表文章批判中共，和当时的党中央唱反调。

2001年，两刊就私营企业家能否入党问题连续发表大量文章，批判时任总书记江泽民的“七一讲话”，终于为江所不容忍，被定性为重大政治事件，先后于同年7月和8月被勒令停刊，这一停就是19年。

“左刊”复刊意味著什么？

“极左”在六四后的几年里政治上非常活跃，和中共的保守派结合，大有卷土再来之势，邓南巡启动经济改革后，由于强调政治上反“左”，“极左”也就被边缘化。但由于90年代激烈的国企改革导致大批工人下岗失业，为“极左”充实了阶级队伍，使得它在民间获得了响应，成为一支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力量。

《中流》之后，乌有之乡接过了“极左”意识形态的大旗，2004年由朗顾之争引发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在舆论上扭转了中国的改革走向，使改革事实上停滞。在这个讨论中，乌有之乡及与它有关联的左派学者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整个胡时代，乌有之乡都很活跃，一度出现了很多明星学者，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民族大学教员张宏良。

进入习时代，乌有之乡经过当局的多轮打击渐衰，察网等“极左”网站崛起，它们改变对当局的批评态度，配合官方，对自由派学者发起了定点清除行动，虽然造成了一定声势，但从舆论影响力而言，已经不比盛年的《中流》和乌有之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极左话语在中国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话语叙述。

这方面的代表是观察者网的升起。与此同时，一批以北大学生为主体的在价值理念上与“极左”有某些类似之处的青年左派深入民间，和工人结合，帮助工人维权，成立工会，毫无例外，遭到当局的残酷打击。

那么，停刊19年的《中流》“复刊”是否意味着“极左”卷土重来，甚至登堂入室成为当局的意识形态？

仔细观察，这不是事情的真相。实际上，所谓的“复刊”并不是恢复《中流》出版，而是“进步文化网”创办的一份网刊——《中流丛刊》，根据该网刊创办者对外媒“歪曲报导”的严正声明，虽然它含有“继承魏巍精神的象征意义”，但《丛刋》和《中流》在办刊宗旨和形式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刊物，前者为马列毛主义信仰者创办的民间刊物，无任何官方背景，它不是后者的“复刊”，不可混为一谈，更不能蓄意误导公众。

声明还表示，《中流丛刋》以马列毛主义为根本宗旨，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以及知识界的复杂状况，努力摆脱各种小团体、小圈子意识，鼓励并倡导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青年马克思主义、毛左派、自由主义左派、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及民主社会主义等在内不同观点的讨论和碰撞，致力于构建主流与边缘，学院与民间的对话平台，凝聚共识，为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复兴提供思想动能。换言之，从这个声明来看，它想以“极左”为基础，打通思想界的整个左派队伍。

从中国互联网的管理规定来看，这种网刊其实无须向主管部门报批，任何一家思想类网站都可以做。虽然鉴于“中流”二字的敏感性，假设创办者和网管部门有过某种联系，但外界猜测它得到当局最高层的默许，可能性还是非常少。事实上，作为《中流丛刋》发行方的“进步文化网”自身也被官方关闭，岂会允许它再办丛刊，因此多半可以设想，丛刊的创办是一个自选动作，与当局无关，即创办人“无官方背景”的表态基本可信，外界猜度的习要借《中流》“复刊”释放一种中共政治加速全面左转的信号，没有根据。

“极左”精英相信当局吗？

是习近平不愿和“极左”合流，加强自己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还是“极左”不愿攀附最高权力跻身主流？当然都不是。习即便不认同“极左”理念，但为了稳固统治，也会某种程度拥抱它。何况习本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就带有深度毛左印痕，其统治术取法毛。对“极左”来说，习对毛的效法会让他们高兴，压抑了几十年的心情终于在习这里得到部分呼应，从这个角度，他们对习有期待，有动机“引诱”习继续向他们靠拢，全面在中国复活毛氏社会主义。

但是，“极左”和习的深度结合会遇到根本性的障碍，即“极左”的政治主张同共产党的统治需要与党内政治结构完全背道而驰，无法打通，两者在这点的矛盾比中共同自由派的分歧可能还大。

用“极左”学者张宏量的话说，他们是不反文革而反改革的，支持中共领导但反对中共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主张的道路是原教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即阶级斗争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反对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全民民主的平等社会主义。自由派虽然最终反对共产党的统治，但支持改革和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即邓开创的改良资本主义，通过私有制的发展壮大最终让共产党放弃统治。

江胡时代，当自由派是中共的座上宾时，“极左”却遭到当局的严厉打压。《中流》和《真理的追求》等左派刊物在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意识形态新论述前后，由于它们强烈反对中共为资本家打开入党之门，拓宽党的阶级基础实则是将工农名义上的统治进一步边缘化，被当局看做反对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严重攻击领导人的政治事件，而受到停刊处理。乌有之乡在胡时代也因多次批评中共而被整肃，甚至在习时代也照样被关闭。

当局对“极左”思想的处理还留有某种“宽容”，毕竟它和中共在思想体系上是同源，来自马克思主义这个共同的祖宗，然而，如果左派——不仅仅是“极左”——走向民间，植耕工运，则打击起来毫不手软。在改革的40年中，老左派发起的零散的工运被当局剪灭的差不多，近年引起外界关注的是北大青年马克思主义学会和深圳佳士工人运动。这些左派学生虽然研读马列毛著作，但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在书斋里坐而论道，而是响应习的号召，继承共产党的“初心”，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他们组建学生小组讨论社会主义的进步，像当年毛泽东去安源煤矿发动工人一样，高呼“毛主席万岁”、“工人阶级万岁”的口号深入工厂农村，组织工会，指导工人维权斗争，帮助陷入困境的农村家庭等。

这种情况的出现，实际完全是当局为自己制造的陷阱。因为习上台后的政治左倾，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化，使得这群左派学生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正宗理论资源，而现实中当局的国家资本主义正好成了他们批判的靶子。他们“活学活用”，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启发工人和农民，让后者认识到，他们被剥削和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除了他们所服务的企业主外，还有背后的国家资本家，给工人农民灌输明确的剥削和阶级意识，从而使工农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变了修的共产党。

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前者为后者提供理论指导，后者为前者提供组织力量，共同为大规模社会运动和社会抗争奠定阶级基础，并涌现组织者和领导者，假以时日，很可能出现此种情景，这些左派学生的行为正是当局最担心的。中共自己也搞工运起家，深知工人联合起来的力量。过去，工人和企业主的矛盾和冲突，更多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反抗，但随着经验的积累、视野的扩大，以及外部力量的介入，工人已经明确形成了组建独立工会的意识和行动。深圳佳士工运就揭示了这样一个趋势。尤其在中美对抗的背景下，随着中国经济困局的加剧，工人失业的增多以及贫困的强化，原先被蛰伏的普遍的社会不满会因为左派学生的启发而爆发出来，这就是当局为什么要对佳士运动进行严厉镇压以及对北大这些左翼青年追捕的原因，杜绝后患。

实际上，“极左”精英对此看得很清，习虽然强调回归共产党的创党初心，肯定文革，限制民营资本，强化党的全面统治，借用毛的某些做法来巩固权力和整顿党，但在中国打倒和消灭资本家，将治理国家的权力还给工农大众这些“极左”政治主张是不可能被习接受的，即使习认同，党中的特权阶层也会否决。现实的中共，依然是一个权贵党，党的经济政策依然是允许民营资本的发展和资本家入党，后者依然被党归为“我们的人”，独立工会在中国依然遥不可及，劳动人民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依然处于边缘地位，其维权活动和斗争依然遭到中共的残酷打压，故很难说这些有政治理想抱负的左派对习有多大幻想。

不重返文革，但⋯⋯？

习不可能回到“极左”，在中国搞文革，说穿了，根本是“极左”主张的一套和中共权贵阶层的利益格格不入。毛当年发动文革，有很复杂的因素，从思想谱系来说，是他担忧党内出现了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派，会颠覆共产党牺牲了几千万人才取得的江山，因此，他要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利用人们对特权的不满来打击党内走资派。用现在的话说，利用非建制的力量来反建制。鉴于毛已被中共塑造成神，因此，他有信心掌控整个运动进程，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虽然毛有这种自信，然而，运动一旦开启，魔鬼一旦释放，就由不得毛了，他的天下从大乱到大治的目的并未实现，反而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搞了10年，直到毛去世才终止。

中共党内现有一个明显的成体系的反习势力吗？即使有，习会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把党政系统砸烂？他有毛的能力可以主导整个运动不失控？显然，答案都是否定的。一些自由派担忧，原版文革在新形势下固然不大可能发生，但习会纵容文革的某些做法，用清水煮青蛙的方式，让社会失去感知，当新版文革到来时，就来不及阻止了。

新版文革有没有可能出现？不排除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方面会出现文革的形式，但全面的体系性的新版文革是没有可能的。因为不论原版文革还是新文革，既然称为文革，它的本质特征一样，否则就是两样不同的东西。而文革的本质特征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造资产阶级的反，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

虽然习近平已经仿效了毛的很多治理术，意识形态上左的要素很浓，然而，上述文革的本质特征尚未出现。鉴于中共的特权阶层本身拥有巨量财富，权力和资本融为一体，中国社会的主流阶层也是“极左”的反对者，要在中国复辟文革或建立某种新文革，都会遭到党内和社会精英及多数中产阶级的反对。换言之，中共的政权结构和社会生态，决定了习不会全面倒向“极左”，回归文革。事实上，现在的做法已经激起了社会的反弹。

如果不是要通过重回文革来强化统治，那会怎么做？会开辟另一套叙述话语，即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笼络社会的左翼民众。“极左”也是借着两民主义来争取左翼支持，两者正在合流。因为“极左”和民族主义的分歧很少，两者很容易转换。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不是今天才有，但要成为大众认可和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除了当局的灌输，还需要一些前置条件，而在过去，这些前置条件欠缺，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没有遭遇很强的外部围堵。以前虽然也发生过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南海撞机、日本在钓鱼岛海域将中国渔船撞沉，韩国允许美国部署针对中国的萨德等，但这些只是单个事件，而现在的美中新冷战，则是美国领头的西方和中国的对抗，性质已经不一样。

习近平的中国梦，给民众灌输了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幻觉，在这个国家主义的宣言中，习将民族复兴的功劳归属于中共，由中共独揽，承载着中国复兴的“天命”。这个叙述话语隐含的逻辑结论是，既然中共才有资格带领中国复兴，那么谁反对党的领导和中共统治，谁就站在敌人一边在阻扰中国复兴，故为着复兴大业，对反共势力是要斗争和消灭的。习就这样将党的利益包装和偷换换成国家利益，至少是成为国家利益的核心部分，从而似乎可以理直气壮地打压国内反对派。

应该说，习的这个策略和政治动员，收到了效果。尽管不少人对习在这一过程中的政治左转和高压不满，然而，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本身没有异议，或者即使有不同看法和反对意见，也不能公开提出，否则会被舆论贴上西方反华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标签。

事实上，受制于中国的特殊历史和特定宣传，即中国在历史上曾经长期处于文明的先进行列、只是到近代才被西方列强欺负这一被官方灌输的历史叙述，多数中国人包括一些自由派，文化基因里或多或少都带着国家主义的因子。所以，从左滑向国家主义没有理论障碍。过去三年的中美对抗和新冷战，更使习近平成功地把中共打扮成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捍卫者，争取到多数中国民众站在自己一边，中共已经破产的合法性因此得到很大修复。

由此可见，以阶级划分敌我，主张暴力革命和平等的“极左”，尽管打着毛的旗号，在整个习近平时代，都不太可能成为中共的意识形态。值得忧虑的是中国国运、中共党运和领导人个人的命运绑捆在一起，甚至和整个普世文明作对。

（邓聿文，独立学者，政治评论员，曾任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