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邓聿文：香港国安系统官员“强强”联手，反映北京用人困局？

港区国安法的颁行，正重塑香港的政治生态以及香港和北京的关系。对这部政治法律，我曾用“从严从重从狠”来形容，它的这一特征也体现在相关的人事布局上。

随着国安法7月1日落地，新设的港府国安委顾问一职和中央驻港国安公署正副署长的任命，也在7月3日公布。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兼任国安顾问，驻港国安公署署长由广东省委秘书长郑雁雄担任，之前，坊间盛传内地公安部负责内保的部长助理陈思源掌座该职，后者据说是公安部二把手王小洪的亲信，而王则是习近平的嫡系。两名副署长则由公安部派驻香港的李江舟以及传言为来自国安的孙青野出任。

不同的人事安排反映了北京特别是习近平的关注点，国安系统这种人事布局表明，北京并不希望国安公署这个强力机构的设立而弱化中联办的领导地位，在已经设立的治港机构包括外交部特派员公署和驻港部队中，北京或意在形成“中联办为主、国安署为副”的格局。

国安系统这种人事布局表明，北京并不希望国安公署这个强力机构的设立而弱化中联办的领导地位。

内地官媒在解读北京的这一人事任命时引述了相关治港学者的分析，概括起来大概有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中联办主任兼任国安顾问，使得后者在香港国安委中直接代表北京立场的色彩更浓，更能发挥出其在国安事务中监督、指导及协助作用；二是避免香港再多出一位代表北京的官员，造成权力分散化，中联办有望在香港的国安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实际作用；三是驻港国安公署“一正两副”，两位业务部门出身的副署长分别处理情报及其他专业性工作，显示北京要求公署既要在政治上过硬，同时社会公共关系和业务能力条件亦要合格。上述看法应该符合北京本意。

除此之外，还需从中联办和国安公署这两个机构的关系维护中来看待这种人事安排。按照北京今年4月对中联办职能的重新解释，它不但是中央派驻的驻港机构，而且是代表中央对香港行使管治权的，因此它不能作为一般的中央部门看待，它就是中央本身。中联办亦被港人称作为港府的“太上皇”，中联办主任类似于英治时代的总督角色。假如中联办主任不兼任国安顾问，“总督”的角色就会被淡化，权力就会集中于国安公署，中联办在治港系统中的地位客观上就会被后者挑战，其权威将被削弱。

打个不太贴切的比喻，中联办好比在香港的小国务院，凡涉港事情，它都参与、都要管；国安公署好比公安部和国安部的合体，负责香港国家安全这块。

北京赋予中联办传统的职能有四项，即联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驻港部队，联系并协助内地有关部门管理在港中资机构，促进陆港之间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处理有关涉台事务，以及承办北京交办的其他事项，其中又主要是陆港两地的行政方面的事务。打个不太贴切的比喻，中联办好比在香港的小国务院，凡涉港事情，它都参与，都要管，而国安公署好比公安部和国安部的合体，负责香港国家安全这块。

由于中联办管的事太多太宽，而国安事务具有特殊性，于是把它交给国安公署专门打理。尽管如此，中联办也不能不问不闻。因为对香港来说，眼下以及未来很长时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处理国安问题，如果中联办完全不参与国安事务，它的地位就会下降，中联办主任要知晓国安事情，还得向国安公署打听，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去了解。虽然从实际来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而假如中联办主任不参与决策，他就无法第一时间掌握在该层级本来应该掌握的决策信息。而由中联办主任兼任国安顾问，就避免了这些情况的出现。

此外，鉴于国安公署只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直接在香港行使执法权，平日的主要事务，大量的国安案件是由港府的国安委决策和管理的，国安顾问参与国安委的决策，向后者提供意见和建议，由于中联办主任兼任的缘故，这一身份意味着他的意见代表的是中央，这样，港府、国安委就不能不听从，从而，中联办在北京诸治港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得以凸显出来。

治港的国安人事安排也显示北京的强硬色彩依旧。

另一方面，这一治港的国安人事安排也显示北京的强硬色彩依旧。这主要是驻港国安公署署长的角色由郑雁雄出任的缘故。郑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属于广东政坛的“潮汕帮”，官至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其从政履历比较丰富，在团系统、新闻宣传、政府的政策研究和地方都任过职，有着统战、宣传、对政策的把握以及处理实际工作的经验和能力，在中共领导干部队伍中，属于比较少见的复合型、全面性的领导干部，看似能够胜任国安公署署长这一职位要求。

北京设置该职位，既要求履职者强硬，也要求有和香港各界广泛打交道的外交或者统战本领，同时还能准确领会和把握北京旨意，最终完成北京交办的任务。但郑也有两个明显“缺陷”：一是他虽是“潮汕帮”，可公开经历显示他完全没有涉港经验；二是他也是一个强硬派。在北京公布人事任命后，舆论马上把他2011年处理“乌坎事件”的表现扒出来了。当年乌坎村民因土地纠纷，与地方政府直接对抗，持续多年，并引发警民冲突，时任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是“乌坎事件”的主政官员，因他在镇压当地民众的强硬手段被香港和国际媒体广泛报导。他后来的升迁，应该和他强硬处理“乌坎事件”有关，表明共产党欣赏这种处理方式。

郑的这两点，和中联办主任骆惠宁非常相似，后者在履职香港前，其工作和香港也没发生过交集，在青海和山西任省委书记期间，亦是以强硬处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著称。由此可见，他们首先是共产党的官员，其次才有所谓的地域特色或其他标签。而作为共产党的官员，强硬是其底色，一个领导干部在和群众打交道、处理群体事件时，“不强硬”很可能就会被淘汰掉。

这当然不是说光靠强硬就不需要其他能力。不过从郑雁雄的履历中，实在看不出前述的北京对该职位的能力要求。尽管他做过官媒记者和党的宣传官员，然而，在处理“乌坎事件”时对外媒的看法，表明他的媒体经验根本没有在他身上起过作用，或者他的媒体经验只是党的宣传工具——从宣传的角度看，一个人若不是朋友，便是敌人。郑具有的是敌我思维，确实适合做只需执行的国安工作，也许北京看中他的就是这点。

从北京对驻港国安公署“一正两副”安排来看，显然北京是把国安公署署长作为政治官员来要求的，要具有政治家的本领。

但是，从北京对驻港国安公署“一正两副”安排来看，显然北京是把国安公署署长作为政治官员来要求的，要具有政治家的本领。从当下考量，对政治官员的要求是不仅能够很好地贯彻和执行北京的意图，使国安法发挥对反对派的最大威慑作用，也要舒缓港人特别是香港的精英层对这部法律的担忧和恐惧，让香港的人心慢慢和北京拉近，后者当然是一个极艰巨的在目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能够做到一点是一点。

郑雁雄虽然还二次做过广东省的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以及省委秘书长，但从公开报导而言，没有显示出他有多么出色的对政策的把握理解能力和协调能力。所以，这样一个官员被委以这么重要的职位，在港人看来，它体现的是北京的“威”，即强硬威慑一面，而不是“柔”，即笼络温和一面——如果北京有后面这个考量的话。把这一点和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已经给港人留下的强硬印象结合起来，就看得更清楚了。

在港人看来，它体现的是北京的“威”，即强硬威慑一面，而不是“柔”，即笼络温和一面——如果北京有后面这个考量的话。

可以说，国安顾问由骆惠宁兼任虽有助于协调中联办和国安公署的关系，加强前者的地位和作用，但骆的强硬色彩实在太鲜明，现在加上郑雁雄对“乌坎事件”的处理让港人预先对他没有好感，北京治港国安系统的这次人事任命，谈不上是好手笔，或许这背后反映的是习近平的用人困局。

（邓聿文，独立学者，政治评论员，曾任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