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香港國安系統官員「強強」聯手，反映北京用人困局？

港區國安法的頒行，正重塑香港的政治生態以及香港和北京的關係。對這部政治法律，我曾用「從嚴從重從狠」來形容，它的這一特徵也體現在相關的人事布局上。

隨着國安法7月1日落地，新設的港府國安委顧問一職和中央駐港國安公署正副署長的任命，也在7月3日公布。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兼任國安顧問，駐港國安公署署長由廣東省委秘書長鄭雁雄擔任，之前，坊間盛傳內地公安部負責內保的部長助理陳思源掌座該職，後者據說是公安部二把手王小洪的親信，而王則是習近平的嫡系。兩名副署長則由公安部派駐香港的李江舟以及傳言為來自國安的孫青野出任。

不同的人事安排反映了北京特別是習近平的關注點，國安系統這種人事布局表明，北京並不希望國安公署這個強力機構的設立而弱化中聯辦的領導地位，在已經設立的治港機構包括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和駐港部隊中，北京或意在形成「中聯辦為主、國安署為副」的格局。

國安系統這種人事布局表明，北京並不希望國安公署這個強力機構的設立而弱化中聯辦的領導地位。

內地官媒在解讀北京的這一人事任命時引述了相關治港學者的分析，概括起來大概有三個方面的意思，一是中聯辦主任兼任國安顧問，使得後者在香港國安委中直接代表北京立場的色彩更濃，更能發揮出其在國安事務中監督、指導及協助作用；二是避免香港再多出一位代表北京的官員，造成權力分散化，中聯辦有望在香港的國安事務中發揮更大的實際作用；三是駐港國安公署「一正兩副」，兩位業務部門出身的副署長分別處理情報及其他專業性工作，顯示北京要求公署既要在政治上過硬，同時社會公共關係和業務能力條件亦要合格。上述看法應該符合北京本意。

鄭雁雄曾於2011年擔任汕尾市委書記，期間處理烏坎事件時曾抱怨做官難，批評群眾尋求境外報導，當中抨擊「境外媒體信得過，母豬都會上樹」的講話流出，引起輿論爭議。

除此之外，還需從中聯辦和國安公署這兩個機構的關係維護中來看待這種人事安排。按照北京今年4月對中聯辦職能的重新解釋，它不但是中央派駐的駐港機構，而且是代表中央對香港行使管治權的，因此它不能作為一般的中央部門看待，它就是中央本身。中聯辦亦被港人稱作為港府的「太上皇」，中聯辦主任類似於英治時代的總督角色。假如中聯辦主任不兼任國安顧問，「總督」的角色就會被淡化，權力就會集中於國安公署，中聯辦在治港系統中的地位客觀上就會被後者挑戰，其權威將被削弱。

打個不太貼切的比喻，中聯辦好比在香港的小國務院，凡涉港事情，它都參與、都要管；國安公署好比公安部和國安部的合體，負責香港國家安全這塊。

北京賦予中聯辦傳統的職能有四項，即聯繫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駐港部隊，聯繫並協助內地有關部門管理在港中資機構，促進陸港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處理有關涉台事務，以及承辦北京交辦的其他事項，其中又主要是陸港兩地的行政方面的事務。打個不太貼切的比喻，中聯辦好比在香港的小國務院，凡涉港事情，它都參與，都要管，而國安公署好比公安部和國安部的合體，負責香港國家安全這塊。

由於中聯辦管的事太多太寬，而國安事務具有特殊性，於是把它交給國安公署專門打理。儘管如此，中聯辦也不能不問不聞。因為對香港來說，眼下以及未來很長時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處理國安問題，如果中聯辦完全不參與國安事務，它的地位就會下降，中聯辦主任要知曉國安事情，還得向國安公署打聽，或者通過其他渠道去了解。雖然從實際來看，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然而假如中聯辦主任不參與決策，他就無法第一時間掌握在該層級本來應該掌握的決策信息。而由中聯辦主任兼任國安顧問，就避免了這些情況的出現。

此外，鑑於國安公署只是在極特殊的情況下才直接在香港行使執法權，平日的主要事務，大量的國安案件是由港府的國安委決策和管理的，國安顧問參與國安委的決策，向後者提供意見和建議，由於中聯辦主任兼任的緣故，這一身份意味着他的意見代表的是中央，這樣，港府、國安委就不能不聽從，從而，中聯辦在北京諸治港機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得以凸顯出來。

治港的國安人事安排也顯示北京的強硬色彩依舊。

另一方面，這一治港的國安人事安排也顯示北京的強硬色彩依舊。這主要是駐港國安公署署長的角色由鄭雁雄出任的緣故。鄭是土生土長的廣東人，屬於廣東政壇的「潮汕幫」，官至廣東省委常委、秘書長，其從政履歷比較豐富，在團系統、新聞宣傳、政府的政策研究和地方都任過職，有着統戰、宣傳、對政策的把握以及處理實際工作的經驗和能力，在中共領導幹部隊伍中，屬於比較少見的複合型、全面性的領導幹部，看似能夠勝任國安公署署長這一職位要求。

北京設置該職位，既要求履職者強硬，也要求有和香港各界廣泛打交道的外交或者統戰本領，同時還能準確領會和把握北京旨意，最終完成北京交辦的任務。但鄭也有兩個明顯「缺陷」：一是他雖是「潮汕幫」，可公開經歷顯示他完全沒有涉港經驗；二是他也是一個強硬派。在北京公布人事任命後，輿論馬上把他2011年處理「烏坎事件」的表現扒出來了。當年烏坎村民因土地糾紛，與地方政府直接對抗，持續多年，並引發警民衝突，時任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是「烏坎事件」的主政官員，因他在鎮壓當地民眾的強硬手段被香港和國際媒體廣泛報導。他後來的升遷，應該和他強硬處理「烏坎事件」有關，表明共產黨欣賞這種處理方式。

鄭的這兩點，和中聯辦主任駱惠寧非常相似，後者在履職香港前，其工作和香港也沒發生過交集，在青海和山西任省委書記期間，亦是以強硬處理大規模群體性事件著稱。由此可見，他們首先是共產黨的官員，其次才有所謂的地域特色或其他標籤。而作為共產黨的官員，強硬是其底色，一個領導幹部在和群眾打交道、處理群體事件時，「不強硬」很可能就會被淘汰掉。

這當然不是說光靠強硬就不需要其他能力。不過從鄭雁雄的履歷中，實在看不出前述的北京對該職位的能力要求。儘管他做過官媒記者和黨的宣傳官員，然而，在處理「烏坎事件」時對外媒的看法，表明他的媒體經驗根本沒有在他身上起過作用，或者他的媒體經驗只是黨的宣傳工具——從宣傳的角度看，一個人若不是朋友，便是敵人。鄭具有的是敵我思維，確實適合做只需執行的國安工作，也許北京看中他的就是這點。

從北京對駐港國安公署「一正兩副」安排來看，顯然北京是把國安公署署長作為政治官員來要求的，要具有政治家的本領。

但是，從北京對駐港國安公署「一正兩副」安排來看，顯然北京是把國安公署署長作為政治官員來要求的，要具有政治家的本領。從當下考量，對政治官員的要求是不僅能夠很好地貫徹和執行北京的意圖，使國安法發揮對反對派的最大威懾作用，也要舒緩港人特別是香港的精英層對這部法律的擔憂和恐懼，讓香港的人心慢慢和北京拉近，後者當然是一個極艱鉅的在目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能夠做到一點是一點。

鄭雁雄雖然還二次做過廣東省的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以及省委秘書長，但從公開報導而言，沒有顯示出他有多麼出色的對政策的把握理解能力和協調能力。所以，這樣一個官員被委以這麼重要的職位，在港人看來，它體現的是北京的「威」，即強硬威懾一面，而不是「柔」，即籠絡温和一面——如果北京有後面這個考量的話。把這一點和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已經給港人留下的強硬印象結合起來，就看得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