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管中祥：台湾私校陆生与教师争端，那些未谈好的事

日前立法委员何志伟及中原大学生物科技系副教授招名威召开记者会，揭露招名威在课堂上提及新型冠状病毒病相关信息，引起中国学生不满而向校方投诉，招教授为此出面道歉，但却又因道歉时特别提到自己是 “中华民国”教授，不会歧视陆生，被校方认为多此一举，于是招名威二度向学生道歉。

何志伟批评，“在自己的国家竟然连中华民国都不能说？”指责学校配合意识形态箝制自己的教师、约谈老师，要求老师公开道歉。招名威则强调，大学教育应该尊重学术自由及言论自由，他知道私立大学有陆生招生的现实考量，但与国家认同是两回事，无法接受学校的威胁。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教育部长潘文忠也透过脸书表示，绝对支持教授在任何地方说“我是中华民国的教授”，并强调，台湾要维护学术自由，但不容许矮化国格。

当陆生成为许多学校的“生源”与“财源”时，大学该如何面对“金主”？民主的课堂该如何与不同意见的学生交流？台湾的大学又能如何自主？

不料，中原大学随即公布招名威上课发言的逐字稿，而课程影片也在网路流传，从中可见招名威在课堂上提到“毒奶粉”事件，向教室内的同学说“在座的可能吃得很少”，但却表示透过摄影机上课中国学生可能吃得比较多，招还说，“所以你觉得武汉肺炎只死一万多人？对！就是在讲你们！”

招名威的发言极具针对性，即使不是故意歧视，恐怕也让人感到挑衅与羞辱，远在中国以视讯上课的陆生因而向校方投诉，其实是正常反应，而陆生的申诉内容也与“中华民国”无关。

事情的发展让情势出现逆转，媒体的报导不寻常地突然停止，难以进一步看见事件的全貌，却也留下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特别是，当陆生成为许多学校的“生源”与“财源”时，大学该如何面对“金主”？民主的课堂该如何与不同意见的学生交流？台湾的大学又能如何自主？

课上政治，与课堂民主

民主不单只是投票选举，而是在课堂、在日常，每一个时刻都在实践、每一个节课都是范例。不过，这不是什么“给陆生上一堂民主课”，而是对民主有任何期待的师生都要不断反躬自省的民主课，因为要在既定的立场下真诚倾听异见，理性讨论，是一份艰难的功课。

2011年台湾政府正式开放陆生，至今将近十年，不论是要完成学业的“陆生”，或仅是一学期短暂交流的“交换生”，虽然目的各有不同，但，漂洋过海来台，除了学习，还揹负著许多人对两岸关系的想像与期待。

陆生能不能来台，本身就是政治决定，但许多来台的规范、协议，却都禁止课程触碰政治，政治成了课堂上的禁忌，尤其是两岸关系、中港问题，甚至台湾有不少大学为了招生还跟中国的大学签署“一中承诺书”，避谈敏感的政治问题，其实有点荒谬。

我在大学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社会问题分析、传播伦理等课程，有不少陆生或交换生修课。这些课程不可能不碰触“政治”，毕竟社会问题的发生与国家政策有关，也可能是两岸关系或全球政局造成的结果，而传媒本来就镶嵌在政经系统，更无法真空讨论。也因为这样，在课堂上偶尔会有火花。

2009年，高雄电影节打算安排播放疆独领袖热比娅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不料引起北京反弹。国台办说热比娅是民族分裂份子，反对电影节放映，并说高雄市“不要一意孤行，在两岸关系上再起事端”。不只如此，高雄市观光酒店同业公会担心如果北京取消大陆旅行团，会影响生意，要求市政府撤下这部影片。

课堂上我们提到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北京的作法是侵犯言论自由与台湾主权，不过，有位中国学生立即反驳：你知道她是杀人犯吗？为什么要播杀人者的纪录片？这跟言论自由有什么关系？

坦白说，讨论当时我没有考虑在场中国同学的感受，而我的说法和他过去认知有所不同，同学的反应可以理解。花了一点时间在课堂上讨论什么是言论自由？为什么要有言论自由？为什么弱势者要反抗？什么是“暴力”？为什么热比娅会采取“激进”的行动？我们该如何看待“暴力”？民主与威权社会又是如何面对人民的暴力行为？

这位同学当下并没有太大的反应，也未必同意我的看法，不过，上了几堂课后，他对民主、言论自由的想法有了些许改变，也开始关注台湾的社会议题。

什么是政治性内容？可以谈到什么地步？又或该绝口不提？学术研究、课堂知识无法真空存在，尤其是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法律、传媒等学门所关切的议题，不仅与所在环境相系，也和世界相连，很难不碰触“政治”。如果上课不能讨论，不但有碍学生交流，也限制了学生学习及理解的机会，这种“去政治化”的教育方式才是不折不扣的“政治”。

另一次是在传播伦理课上提到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媒体表现，除了讨论不同立场的媒体如何再现群众与警察，也提到中、港的制度差异与日常生活的各种矛盾。

课堂上我对香港警察的作法多所疑虑，以不符比例原则的方式对待示威者，只会引起更大的反弹，也提到示威者的行为未必都要同意，但即使不认同，仍得进一步了解为什么会采取激进抗争，才不会停留在冲突的表面。

当时，台湾的校园对这个议题有些敏感跟紧张，几个学校的“连侬墙”遭到破坏，陆生与台生、港生之间有些争执，更扯的是，还有学校甚至发文提醒中国学生不要破坏“连侬墙”。

在这样的气氛下，课堂上仍然有中国同学提出异议，虽然情绪有点激动，对我的说法有些质疑，对自己的祖国多所捍卫，而现场也有台湾同学反对他们的意见，即使如此，我们没有打断彼此的发言，让教室可以维持理性讨论，让大家有机会充分表述，聆听对方的想法与思维。有趣的是，前阵子李文亮医师的逝世引起不少中国人民愤怒，在微博上出现“我们要言论自由”短暂的呼声，几位之前在课堂上反“反修例”、捍卫祖国的学生反而语带期待地问我：“中国民主真有希望吗？”

在我的教学经验里，这些都是课堂民主的基本。班上的同学曾因为原住民族及汉人权益的差异保障而争论不休，也曾为法令上新移民取得中华民国国籍的限制多所论辩，当然有更多关于同婚、统独、土地征收、社会福利等议题的讨论，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日常、都是政治。各种背景师生对“反修例”运动的不同意见或争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管参与的学生是陆生、港澳生、台生，或是来自其它国家，都是课堂中的共同学者，都该同理面对。更何况，有人愿意提出跟教师的不同意见，愿意“挑战”师生权力关系，是值得鼓励的事，这样才能让教室成为民主的意识与行动的养成所。

学生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庭，自然会有不同的生命经验及观点，特别对许多中国学生来说，两岸之间虽然文化接近，但政治体制、思维模式却是极大差异，陆生不仅要面对文化冲击，也存在对两岸与中港关系有既定的理解与想像，一但听到不同观点，未必能够接受，甚至情感受挫，同样的，台湾学生听到和自己经验与期待不同的说法，也容易有类似的反应，都是正常。

此次的讨论还有另一件值得探究的事，中国学生对“反修例”运动的看法，除了因为对港中关系既有的认知，也有些同学问我：“老师，为什么你在课堂上播放的视频跟我看到不同，我在微博看到的都是暴民打人？”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即使大陆学生人在台湾，就像许多在他国求学的学生一样，仍然习惯透过网际网路和家人连系，从家乡的媒体及亲友取得信息，虽然非常便利、熟悉并且安全，但却依旧紧抓著原有的同温层，即便得到了心灵上的支持，但也可能限制了自己的眼界。而大学课堂要作的是鼓励学生提出意见，学习进入别人的生活经验中了解不同的观点，连结在地的生活，给学生多样的视野与刺激，促成论辩与讨论。

毕竟，民主不单只是投票选举，而是在课堂、在日常，每一个时刻都在实践、每一个节课都是范例。不过，这不是什么“给陆生上一堂民主课”，而是对民主有任何期待的师生都要不断反躬自省的民主课，因为要在既定的立场下真诚倾听异见，理性讨论，是一份艰难的功课。

台湾私校招生的现实问题

招名威的课堂言论及中原大学校方的处理方式有诸多可议之处，但这个事件却点出台湾私立大学陆生招生的现实问题，反应出部分大学的生存困境与坚持学术自由的两难，台湾政府岂能袖手旁观？

台湾社会对此事件一开始的反应并不让人意外，近几年“中国因素”在许多国家引起反感与反弹，台湾更为严重。不但国际地位受到打压，台湾政党、媒体、帮派、经贸、宫庙都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教育当然也不例外。

2019年2月19日，辅仁大学教务处发信给教职员，表示中国国台办接获就读辅大的陆生抱怨、家长反应，有教师在课堂上传递个人意识形态，还致电要求联合招生委员会缩减辅大中生的招生名额，因此校方要求教师教课时不应该“过度灌输意识形态及政治立场”。此举随即引来教育部发文纠正，指两岸学术交流“不应自我矮化”，辅大心理系副教授何东洪也在脸书发文直指“1980年代戒严时期，辅大校方的腰都没这么的弯”。

不只如此，2017年传出台湾多所大学与中国的大学签署“一中承诺书”，内容除了载明来台交流事项外，还强调，“课程内容不涉及任何政治敏感活动”，同时也不能从事任何有关“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等方面活动；此外，台湾的“大陆地区教育专业人士及学生来台从事教育活动审查要点”中也提及“邀请大陆地区教育专业人士及学生来台从事教育活动，应秉持对等尊严原则，避免涉及政治性内容。”

虽然，大部分的老师仍会秉持所学与良知，该说就说，但若是有人依据上述各项“承诺”、“要点”向校方检举，学校又该如何回应？如果校方发文提醒老师，会不会让言论与学术自由受到打压？若是想捍卫学术自由不理中国，是否会导致中国抵制，导致陆生名额减少、收入降低？“教什么？”是政治，“不教什么？”也是政治，说或不说，左右为难，一边是大学教育的真谛，一边是陆生带来的利益，但不论最后是否真会把教育放两旁、利字摆中间，只要有了踌躇、犹豫，大学自主与学术自就受到影响，更何况，大学的行政主管，甚至是教师，都得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或同学的反应，会不会误踩了政治那条红线？这其实就是寒蝉效应。

不论陆生政策要开放还是紧缩，也不管是什么原因要避谈政治，陆生来台已不是纯粹的教育问题，而在台湾大专院校招生不足、政府无能面对大学退场，教育商品化的政策下，中国学生更成了许多学校的财源，也给台湾的教育体系带来另类的经济压力。

招名威的课堂言论及中原大学校方的处理方式有诸多可议之处，但这个事件却点出台湾私立大学陆生招生的现实问题，反应出部分大学的生存困境与坚持学术自由的两难，台湾政府岂能袖手旁观？除了两岸政府及大学不要再把中国学生当作政治筹码或一笔生意，台湾政府也要思索如何让私立大学有稳健的财源，合理补助，不让外籍学生成为大学的重要财源与压力，才不致使大学为求生存而卑躬屈膝，抛弃了该有的自由、多元价值，而台湾政府也得尽可能排除各种外在的政治干扰，让大学校园成为可以好好理性讨论政治的公共空间。

（管中祥，中正大学传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