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北京亮剑，与其说是“港式文革”，不如说是“港式整党”

香港电台电视《头条新闻》2月14日播出的一集节目，被数千人投诉为偏颇、污蔑、侮辱警方，煽动对警方的仇恨。而香港特区通讯事务局于昨日即5月19日下午裁定投诉成立。港台随后表示接受通讯局的裁决，从下一季开始暂停《头条新闻》这个多年来的老牌节目。至晚间，又有消息称未必会停止下一季制作，但会有大型检讨。

4月开始，旧年区议会选举之后暂时弭火的香港政治又复震动。从中联办港澳办接连评论香港事务，到司局长换血、“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拘捕民主派人物，到中学文凭试历史科争议、考评局人事变动，再到立法会内会换主席和监警会报告全面认可警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自疫情始几个月以来再次出现的街头运动，遭遇了警方的快速驱散和抓捕，首宗认下暴动罪的反修例运动示威者也在本月被判处四年监禁。

香港电台暂停新一季《头条新闻》制作，是这一系列事件的最新一步。几乎同时，港府将“限聚令”中有关公共集会的限制推展至6月4日深夜，使从未中断过的年度“六四”纪念集会，在今年面临停办。一系列的事件变成中央政府对香港民主派的“组合拳”攻击，一时间，“文革来到香港”的声音在各社交媒体上流传。很多人认为当下北京“亮剑”的动作，是为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通过社会动员，大清洗反北京阵营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

但这种判断忽略了，在香港掀起一场“革命”，与其说是北京的目的，不如说是北京的当下重点工程造成的社会效果之一。毕竟，北京近来在香港的“出击”已近乎一场“总体战”。究竟是什么让北京动员起社会和建制多个层面，掀起一浪接一浪的连环攻击？真的只是为了报复旧年的反修例运动，或是瞄准秋天的立法会选举吗？

令北京失望的建制派

建制派的派系和内部意识形态分野，让力量分散并各自有所保留，更和特区政府、警队之间形成一个彼此之间缺少足够协调和统一指挥的局面。

要理解今天这一切，也许首先要回到反修例运动中兵败如山倒的香港建制派。在2019年的示威面前，北京初期保持观望态度，除了称坚定不移支持特首施政与支持香港警队，及（人们猜测中）不允许港府向示威者的诉求退让外，对具体如何反制示威，如何进行“斗争”，明面上没有操盘的意思。7月21日的元朗白衣人事件，与其后8月的建制派反揽炒大集会，也许可以视为北京在港的介入试水，但其效果很明显让局势更加失控。

于是，在整场反修例示威期间，中央政府所能倚仗的就只有特区政府、香港警队与传统上的“蓝色”建制派。但这三者在北京眼中显然各有问题。特区政府处理示威时前后进退失据，又有公务员集会撑反修例运动，更令北京颜面无光；警队对示威的处理一直无法取得北京需要的“决定性胜利”——直到“一哥”卢伟聪退休，邓炳强履新后，才通过11月的理大事件真正打击削弱了示威者街头力量；建制派则被选举牵住脚跟，除何君尧等数名“鹰派”之外，其他人口径不一，能够调动的力量也有限——“蓝丝”多数是较保守、希望稳定的中老年市民，无法像示威者那样组成一个真正有民间战斗力的阵营，而能够形成团体的同乡会或其他组织则人数过少，在示威者面前不堪一击。

早在2014年6月就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主张对港拥有“全面管治权”的中央政府，反修例运动中却只能依赖警队维持管制，被示威者的“揽炒”战术逼得长期束手无策，武警在边境演练但最终也没有出动……这一切都是中央多年来面对香港局势前所未有的挫败。

更重要的是，去年11月建制派区议会大败，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区选前，央媒的鼓吹与对香港“沉默大多数”会支持中央政府的判断，无疑来自过去数年间建制派选举机器的愈发得力，如2018年11月西九龙的立法会议席补选，建制派能够破天荒打破“六比四”的得票常态，在一对一对决中斩获议席。让建制派通过选战、媒体造势、发放资源到社区、拉拢社团和同乡会等等形式，形成在社会中压制、制衡民主派的势头。这一路径对北京的党国体制来说是颇为陌生的，运作起来并不容易，却总要在香港硬着头皮指导、开发和予以信任。

然而，反修例运动中这台建制机器展现了其颇为脆弱的一面。不光是民主派通过街头运动和“不割席”的理念高度团结，力量极为集中，避免了以往内部分化冲突的损耗，也在于建制派的派系和内部意识形态分野，让力量分散并各自有所保留，更和特区政府、警队之间形成一个彼此之间缺少足够协调和统一指挥、政令来源互有区别、临场时各有自己判断的交叠局面。

落实“全面管治权”

在2020年因瘟疫而空前变动的全球格局下，北京对港的新动作，包含了一个极其明显的议题，那就是希望将香港调整到自己“管制起来顺手”的状态。

事实上，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很可能让北京开始质疑，其心心念念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是否能真的形成想像中的震慑效果。二十三条说到底虽然是北京悬在香港上空的利器，但终归是在“法治”和“宪制”的框架内。而2019年的情况是，香港在制度层面并没有发生变化，却见证了民主派力量在社会中的空前整合，因此对中南海来说，有没有压制民主派的利刃，远不如有没有能操作利刃的一群人或一个“社会”来得重要。从卢伟聪到邓炳强时代的警队策略区别，和溃不成军的建制派的表现，应该是令北京进一步反思如何才能“管好”香港。

过去数年，很多分析者都提到，中央政府或者说中共在香港的统治是颇为奇怪的代理人政治——一方面，作为中央权力代理的特区政府是非党派的官僚，不深入本地政党政治，也不依赖于政党治港；另一方面，本地建制派政党虽然也是北京的政治代理，却并不衔接在中共的政党机器中，党-国的组织架构、纪律和意识形态在香港的这些代理人中付之阙如。

某种程度上，这类分析确实切中了要害。香港的政治对北京来说是陌生的另一种政治文化，本地建制派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更像是伸展在香港的一条“义肢”，而非能够自如运作的“手臂”。哪怕特首是北京的心腹，他/她也不可能在不具备对整个建制派整齐划一指挥权的基础上自如施政，况且北京恐怕也出于政治风险的考量而不会给予特首这样的权力。

在反修例运动中，最反映出这样尴尬的，是特区政府自行从殖民地法律体系中寻找到一种变相代替中央宣布紧急状态的立法权力——颁布反蒙面法——就连不断被北京强调属于自己的紧急状态权，也由特区政府以行政的方式代劳颁布。套用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的说法，香港可以算是出现了“行政吸纳主权”的诡异画面。绝对的管治权力停留在了口头，却没有一套机制将之落实。

因而，在2020年因瘟疫而空前变动的全球格局下，北京对港的新动作，包含了一个极其明显的议题，那就是希望将香港调整到自己“管制起来顺手”的状态。排开“揽炒”论述是否还在如今国际形势下成立的分析暂且不谈，这意味着北京会具体在两个层面落实其心心念念的“全面管治权”。

其一，是将政府、警队和建制派全部整合在同一根“指挥棒”下，做到“指哪打哪”，并且提升港澳办和中联办的地位让北京的意志直接指挥其在港力量，让原先平行的机构更有金字塔式的层级味道，把“义肢”升级为“有机体”，让这些并不属于中共党机器的成分运作起来更像一台党机器——尽管其成员不需要是党员；其二，是充分调动力量，让这个新的“党机器”“下沉”到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就像示威者“遍地开花”一样，让北京的意志在香港“遍地开花”，在社会的每个角落夺取“阵地”。

“港式整党”

综观过去两个月香港的政治动员，围绕着政府系统的整顿风声空前：从教育局到考评局到通讯事务局和港台，都被整合入同一场“斗争”。

而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北京的部署，可以说是一场港式的“整党”。和惯常理解的“文革”不同，“整党”的逻辑更强调政治组织的纪律和行动。

在中共历史上，“整党”意味着对党机器进行清理，把政治上和中央意志不符、阻碍施政的党员从政治意志下行的神经网络上拿到一边，以实现“头脑”对“身体”的灵活指挥。如1983年胡耀邦主持的整党就指出要党员“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决不能只是在口头上表示一致，而必须在实际行动上保持一致”，同时要“加强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家长制、派性、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纯洁组织，就是按照党章规定，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

无论是1980年代改革派为了打击文革中晋升的干部的整党，还是习时代为了推行政令对党的整顿，都隶属于中共历史上对党这台统治机器的依赖所形成的传统。

而综观过去两个月香港的政治动员，围绕着政府系统的整顿风声空前：从教育局到考评局到通讯事务局和港台，都被整合入同一场“斗争”，在其中各尽所能，寻找可以发力的抓手，把北京“全面管治权”推广到原先公务员系统和社会有更多自主空间的领域。而在这样的运动中，北京及其在港机构也正好可以识别、提拔、调动公务员和社会精英到其认可的位置。这就是在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所提到的“完善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的某种深层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先前仕途被看好的聂德权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平级调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很多分析都认为是他被“祭旗”。这种分析视角，源于在“公务员政治中立”的意识下，公务员事务局只被当作一个后勤和处理人事琐事的机构。但如果从北京的视角来看，公务员事务局也完全可以变成香港特区的“组织部”，把人事任免权和福利作为武器，调动公务员体系的洗牌和“党机器化”，从而直接调动香港政府机器的方方面面，以全面抗衡已近乎于定义成“敌我矛盾”的民主派。

而考虑从港英时代以来的香港社会，政府在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扮演的极其重要的角色，这台管制机器一经开动，并高度听令的话，完全可以让香港社会比内地社会更加威权和具有压制性质。简单说来，面对“黄店”，食环署是不是还未调动起来？面对示威者，房署是否也可以“做野”？这样的管制局面才刚刚开始。

因而，相比一场所谓的“港式文革”，当下在香港进行中的，不如说是一场“港式整党”。对追求历史地位的习近平来说，短期内的失败或损失，都要让位于其界定的长远影响。这种咬定目标然后不妥协的风格在过去数年的“房住不炒”、供给侧改革和环保运动中清晰可见。那么，如果北京当下立志在港进行一场“结构性改革”的话，立法会选举便也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北京从未更改过2014年就划下的框架——“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高度自治权的限度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享有多少权力”。

至今为止的一切，都在朝着这个方向演变。

（杨山，媒体人，中国政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