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周兆伦、傅景华：香港人如何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

香港人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讨论，早于九七回归以前已起，一直未有停歇。而此次反送中社会运动，香港人参与的集体行动（由香港人链到齐唱《愿荣光归香港》），喊出的口号（从“Stand With Hong Kong”到“香港人反抗”），都某种程度上强化了“香港人”意识和身分认同，也引出了许多“谁是香港人”的讨论。

港人身份认同的演变

老一辈的上流阶级（例如官员、学者、议员）都觉得香港人对自身族群没有明显的身份认同，这大概源于生于60、70年代的这辈人，普遍接受澳大利亚记者Richard Hughes在1968年所谓的“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Hong Kong: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的著名论断，有感自己仅为过客，对香港自然谈不上有归属感。

而生于70至80年代的人，则如当时刘兆佳教授所指的所谓“功利家庭主义”，这辈人倾向相信香港人绝大部份是完全政治冷感，对“香港人”这种身份不会特别重视，同时亦相信这种观感会一直伸延到后代。

不过这种港人政治冷感的论调，等到九七回归后备受挑战。虽然即便在回归后，在有关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论述中，大多只与“爱中国”或“爱大中华”情意挂钩，或在“爱中国”和“爱共产党”间纠缠；而所谓“爱国”和“本土”往往被视为是一轴两端，“非拥抱大中华”者等于非爱国，自然又等于“较为本土”。

这种“非你则我”论述存在本质上的缺憾（这亦反映在一般民调的设计上），认定了身份认同是由权威人士或在位者加诸于人民，否定了港人身份认同是在特殊文化和政治背景中日积月累发酵而成。

综合上述两种观点，很容易得出一个过度简单结论：香港人本来是没有身份认同或甚么本土意识（至少在殖民地时代应该没有），导致政权相信回归后政府可以通过大规模的宣传与教育，由零开始去赋予“未完全去殖”香港人一个“归中”的身份。

在这种基调下，内地官员或建制派一直无法洞见症结，只认定“本土意识”的出现是香港教育制度出了问题，甚么对历史认识不足云云，以至于回归二十年后，没有为年轻人树立一个既爱国又愿意持续为社会打拼的“身份认同”。

有趣的是，新民党去年曾公布一项调查，指“香港青少年与内地对接程度比外界想像中高，与上几代人不可同日而语”。如果经教育去认识中国是解决“本土意识为患”的药方，循此理，这两代较过往更频繁接触中国事物和教育的年青人，理应比上几辈人更“爱国”，但现实情况明显背道而驰，愈认识中国愈不予认同。

即使如此，当选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仍多次将青少年参与反送中抗争或作出“不爱国”的行为，归咎于国民教育不足，显示老一辈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依旧沉溺于对“香港人”身份认同脱离现实的认知。

那么按现今香港人的角度，“香港人”和“本土”真相到底是甚么？

回归本土文化

香港大学新闻及研究中心去年进行了一个研究项目，关注的题目是现时港人对何谓“香港人”的看法，为此我们进行了三个阶段的调查。第一个阶段是与不同年龄层的人士进行深入访谈，问及他们“香港人”有甚么特色和甚么是“香港人”，受访者提出的意见比较多样化，部份与传统西方论述身份认同的范畴相似，例如关于对外来人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对自己社区及文化的投入、工作风格等，但有部份与香港独有的文化和政治问题更相关。

在访谈后我们重整了资料，选出68项不同受访者间都有重复提及的有关身份认同的项目，并加入题目问及受访者觉得自己是“香港人”、“中国香港人”还是“中国人”，并在两间大学中进行了问卷调查，受访者包括香港与内地背景的学生。之后，从回答自己是“香港人”和其他两个选项的受访者的答案中，比较其对各身份认同项目的选择，从中筛选出有明显差异的项目，进行第二轮及第三轮的问卷调查，并逐渐扩大样本数量。最后在第三轮的正式电话调查中，使用了20个有关身份认同的问题，并且使用粤语进行询问（注：根据香港统计处2016年的报告，95.6%的香港居民都具备“一般”或更高程度的粤语水平）。

整体研究结果显示，现今倾向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而非“中国香港人”或“中国人”的受访者中，在论述“香港人”特质时，往往会提出关于“文化”和“公民意识”两类因素。受访者从“文化”中找到身份认同的原素可归纳为以下三项：

一是来自历史和流行文化，部份受访者指出花时间了解香港历史、传统和习俗，又或参与香港文化相关活动，例如聆听本地音乐、阅读本土文学和杂志，以及留意港产片发展之类，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更加是“香港人”。

这种重视香港本土文化而获得的身份认同，可说是港人对香港流行文化在亚洲间式微的反弹。近年亦因此不少电影创作都以标榜“本土”资金、制作人、故事内容为卖点，而事实上部份这类创作亦特别得到香港人的青睐，例如去年好评如潮的《逆流大叔》、今年获奖无数的《沦落人》，在香港本地上映时都得到不俗的票房。另一本土作品《十年》亦经常在反送中运动中被指是“神预言”。

二是来自生活文化上与“内地”的身份区隔，例如在语言方面使用繁体字、避免使用内地惯用语；生活方面避免使用微信和微博等网络工具、避免购买中资产品如华为、小米的手提电话等等。

这种在生活文化中争取与“内地”不同的身份认同，刻意地建构本土生活圈的取态，在最近反送中运动中更见激烈，例如罢买和“装修”中资和支持政府送中条例的商舖、杯葛有中资背景的银行等行动，都是有意识地将“香港本土”的日常生活与内地切割。

三是工作文化方面，上一辈的香港人常提及“狮子山精神”，指“香港人”的卖点为“拼搏”同时又“灵活变通”。如果百度一下“香港精神”四字，得出的条目解答会指香港精神是“刻苦耐劳、勤奋拚搏、开拓进取、灵活应变、自强不息的精神。是香港长盛不衰的力量之源，也是香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一概念可见诸众本地官员及政策决策者，与内地自认一贯了解“香港文化”或“本土文化”的刻板印象相重叠。

不过，在我们的访谈研究或电话调查中，自称“香港人”而非“中国香港人”的年轻受访者，虽然觉得自己生活较为急促，但大多表示不觉得自己作为“香港人”会特别拼搏，甚至视所谓的灵活变通是种称为“走精面”（粤语“走捷径”的说法）乃近乎不道德的行为。在过去几年各公众领域，亦可见到一些批判所谓“狮子山精神”的文章，可见部份上一辈与现今世代年轻人，对这种“狮子山精神”能否代表“香港人”的看法，实在南辕北辙。

对公民意识的强调

除了以上的文化认同，不少自称“香港人”的受访者都提及香港人对政治参与（如选举投票、游行）的投入、对威权统治的反感，以及对三权分立的坚持等等关系到“公民意识”的行为和态度，是他们认同自己是“香港人”的重要因素。

过往坊间评论普遍指香港人对政治冷感，然而港人的身份认同得以“本土化”，部份是由政治参与方面的“集体回忆”酝酿出来。回顾香港过去数十年，每当大型社会运动或政治动荡成为某辈人士的集体回忆时，这些共同经历也被内化成对“香港人”身份的自我认知。

这现象非独见于现今年青一辈，回溯60、70后一辈的港人，对六四事件已有他们的执著；80后对2003年五十万人大游行、2009年反高铁运动，也记忆犹新；90后经历过2012年反国教和2014年的雨伞运动；00后投入最近的反送中运动；这些大型社会运动都促成“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并且使得认同中的政治意识逐渐变强。

即使当时未必每位市民都有参与其中，也未必是支持运动的一方，但对不少同辈人来说，这些事件正是他们的政治启蒙课程，这些集体回忆亦可为将来的社会运动动员。本年6月中在反送中运动刚开始时，香港大学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结果显示市民对“香港人”身份认同感是1997年以来新高，更引证了这种从“公民意识”引发的身份认同并非穿凿附会，而是实际存在的。

坊间经常谈及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危机，但反过来说，一个社会群体共同对危机的处理，也是身份认同建立的过程。

正如上述在流行文化方面，香港人在近年更重视“本土化”的电影及电视节目，某程度是由于港资媒体萎缩，失去了昔日在亚洲的影响力，同时被中资、韩资电影反占本土市场时，才意识到本土电视电影的重要性和行业内青黄不接的问题。生活文化亦同，当微信、支付宝等开始主导了电子沟通和交易运作时，才有香港人意识到八达通的好处和改进空间，以及催生各种新的电子交易模式（例如PAYME）。

政治方面亦然，大部份香港大型社会运动，都是对自由和基本权利受威胁、公义被打压或对政治运作的危机感而产生的激烈反应。现时中央、香港政府及商界若依旧以从前对“香港人”的认知，去设想解决目前的问题，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去重铸一个所谓官方眼中的“香港人”甚至“大湾区人”的身份，并将之强加于香港市民身上，只会让香港人，甚至新移民到香港的人，感到受压和产生危机感，反而适得其反，间接强化“本土”的港人身份认同。

（周兆伦，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博士后；傅景华，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