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周兆倫、傅景華：香港人如何建立自己的身份認同？

香港人對自身身份認同的討論，早於九七回歸以前已起，一直未有停歇。而此次反送中社會運動，香港人參與的集體行動（由香港人鏈到齊唱《願榮光歸香港》），喊出的口號（從「Stand With Hong Kong」到「香港人反抗」），都某種程度上強化了「香港人」意識和身分認同，也引出了許多「誰是香港人」的討論。

港人身份認同的演變

老一輩的上流階級（例如官員、學者、議員）都覺得香港人對自身族群沒有明顯的身份認同，這大概源於生於60、70年代的這輩人，普遍接受澳洲記者Richard Hughes在1968年所謂的「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Hong Kong: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的著名論斷，有感自己僅為過客，對香港自然談不上有歸屬感。

而生於70至80年代的人，則如當時劉兆佳教授所指的所謂「功利家庭主義」，這輩人傾向相信香港人絕大部份是完全政治冷感，對「香港人」這種身份不會特別重視，同時亦相信這種觀感會一直伸延到後代。

不過這種港人政治冷感的論調，等到九七回歸後備受挑戰。雖然即便在回歸後，在有關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論述中，大多只與「愛中國」或「愛大中華」情意掛鈎，或在「愛中國」和「愛共產黨」間糾纏；而所謂「愛國」和「本土」往往被視為是一軸兩端，「非擁抱大中華」者等於非愛國，自然又等於「較為本土」。

這種「非你則我」論述存在本質上的缺憾（這亦反映在一般民調的設計上），認定了身份認同是由權威人士或在位者加諸於人民，否定了港人身份認同是在特殊文化和政治背景中日積月累發酵而成。

綜合上述兩種觀點，很容易得出一個過度簡單結論：香港人本來是沒有身份認同或甚麼本土意識（至少在殖民地時代應該沒有），導致政權相信回歸後政府可以通過大規模的宣傳與教育，由零開始去賦予「未完全去殖」香港人一個「歸中」的身份。

在這種基調下，內地官員或建制派一直無法洞見症結，只認定「本土意識」的出現是香港教育制度出了問題，甚麼對歷史認識不足云云，以至於回歸二十年後，沒有為年輕人樹立一個既愛國又願意持續為社會打拼的「身份認同」。

有趣的是，新民黨去年曾公布一項調查，指「香港青少年與內地對接程度比外界想像中高，與上幾代人不可同日而語」。如果經教育去認識中國是解決「本土意識為患」的藥方，循此理，這兩代較過往更頻繁接觸中國事物和教育的年青人，理應比上幾輩人更「愛國」，但現實情況明顯背道而馳，愈認識中國愈不予認同。

即使如此，當選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仍多次將青少年參與反送中抗爭或作出「不愛國」的行為，歸咎於國民教育不足，顯示老一輩因循守舊，固步自封，依舊沉溺於對「香港人」身份認同脫離現實的認知。

那麼按現今香港人的角度，「香港人」和「本土」真相到底是甚麼？

回歸本土文化

香港大學新聞及研究中心去年進行了一個研究項目，關注的題目是現時港人對何謂「香港人」的看法，為此我們進行了三個階段的調查。第一個階段是與不同年齡層的人士進行深入訪談，問及他們「香港人」有甚麼特色和甚麼是「香港人」，受訪者提出的意見比較多樣化，部份與傳統西方論述身份認同的範疇相似，例如關於對外來人的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對自己社區及文化的投入、工作風格等，但有部份與香港獨有的文化和政治問題更相關。

在訪談後我們重整了資料，選出68項不同受訪者間都有重覆提及的有關身份認同的項目，並加入題目問及受訪者覺得自己是「香港人」、「中國香港人」還是「中國人」，並在兩間大學中進行了問卷調查，受訪者包括香港與內地背景的學生。之後，從回答自己是「香港人」和其他兩個選項的受訪者的答案中，比較其對各身份認同項目的選擇，從中篩選出有明顯差異的項目，進行第二輪及第三輪的問卷調查，並逐漸擴大樣本數量。最後在第三輪的正式電話調查中，使用了20個有關身份認同的問題，並且使用粵語進行詢問（注：根據香港統計處2016年的報告，95.6%的香港居民都具備「一般」或更高程度的粵語水平）。

整體研究結果顯示，現今傾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非「中國香港人」或「中國人」的受訪者中，在論述「香港人」特質時，往往會提出關於「文化」和「公民意識」兩類因素。受訪者從「文化」中找到身份認同的原素可歸納為以下三項：

一是來自歷史和流行文化，部份受訪者指出花時間了解香港歷史、傳統和習俗，又或參與香港文化相關活動，例如聆聽本地音樂、閱讀本土文學和雜誌，以及留意港產片發展之類，會讓他們覺得自己更加是「香港人」。

這種重視香港本土文化而獲得的身份認同，可說是港人對香港流行文化在亞洲間式微的反彈。近年亦因此不少電影創作都以標榜「本土」資金、製作人、故事內容為賣點，而事實上部份這類創作亦特別得到香港人的青睞，例如去年好評如潮的《逆流大叔》、今年獲獎無數的《淪落人》，在香港本地上映時都得到不俗的票房。另一本土作品《十年》亦經常在反送中運動中被指是「神預言」。

二是來自生活文化上與「內地」的身份區隔，例如在語言方面使用繁體字、避免使用內地慣用語；生活方面避免使用微信和微博等網絡工具、避免購買中資產品如華為、小米的手提電話等等。

這種在生活文化中爭取與「內地」不同的身份認同，刻意地建構本土生活圈的取態，在最近反送中運動中更見激烈，例如罷買和「裝修」中資和支持政府送中條例的商舖、杯葛有中資背景的銀行等行動，都是有意識地將「香港本土」的日常生活與內地切割。

三是工作文化方面，上一輩的香港人常提及「獅子山精神」，指「香港人」的賣點為「拼搏」同時又「靈活變通」。如果百度一下「香港精神」四字，得出的條目解答會指香港精神是「刻苦耐勞、勤奮拚搏、開拓進取、靈活應變、自強不息的精神。是香港長盛不衰的力量之源，也是香港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一概念可見諸眾本地官員及政策決策者，與內地自認一貫了解「香港文化」或「本土文化」的刻板印象相重疊。

不過，在我們的訪談研究或電話調查中，自稱「香港人」而非「香港中國人」的年輕受訪者，雖然覺得自己生活較為急促，但大多表示不覺得自己作為「香港人」會特別拼搏，甚至視所謂的靈活變通是種稱為「走精面」（粵語「走捷徑」的說法）乃近乎不道德的行為。在過去幾年各公眾領域，亦可見到一些批判所謂「獅子山精神」的文章，可見部份上一輩與現今世代年輕人，對這種「獅子山精神」能否代表「香港人」的看法，實在南轅北轍。

對公民意識的強調

除了以上的文化認同，不少自稱「香港人」的受訪者都提及香港人對政治參與（如選舉投票、遊行）的投入、對威權統治的反感，以及對三權分立的堅持等等關係到「公民意識」的行為和態度，是他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重要因素。

過往坊間評論普遍指香港人對政治冷感，然而港人的身份認同得以「本土化」，部份是由政治參與方面的「集體回憶」醞釀出來。回顧香港過去數十年，每當大型社會運動或政治動盪成為某輩人士的集體回憶時，這些共同經歷也被內化成對「香港人」身份的自我認知。

這現象非獨見於現今年青一輩，回溯60、70後一輩的港人，對六四事件已有他們的執著；80後對2003年五十萬人大遊行、2009年反高鐵運動，也記憶猶新；90後經歷過2012年反國教和2014年的雨傘運動；00後投入最近的反送中運動；這些大型社會運動都促成「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並且使得認同中的政治意識逐漸變強。

即使當時未必每位市民都有參與其中，也未必是支持運動的一方，但對不少同輩人來說，這些事件正是他們的政治啟蒙課程，這些集體回憶亦可為將來的社會運動動員。本年6月中在反送中運動剛開始時，香港大學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結果顯示市民對「香港人」身份認同感是1997年以來新高，更引證了這種從「公民意識」引發的身份認同並非穿鑿附會，而是實際存在的。

坊間經常談及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危機，但反過來說，一個社會群體共同對危機的處理，也是身份認同建立的過程。

正如上述在流行文化方面，香港人在近年更重視「本土化」的電影及電視節目，某程度是由於港資媒體萎縮，失去了昔日在亞洲的影響力，同時被中資、韓資電影反佔本土市場時，才意識到本土電視電影的重要性和行業內青黃不接的問題。生活文化亦同，當微信、支付寶等開始主導了電子溝通和交易運作時，才有香港人意識到八達通的好處和改進空間，以及催生各種新的電子交易模式（例如PAYME）。

政治方面亦然，大部份香港大型社會運動，都是對自由和基本權利受威脅、公義被打壓或對政治運作的危機感而產生的激烈反應。現時中央、香港政府及商界若依舊以從前對「香港人」的認知，去設想解決目前的問題，希望通過各種渠道去重鑄一個所謂官方眼中的「香港人」甚至「大灣區人」的身份，並將之強加於香港市民身上，只會讓香港人，甚至新移民到香港的人，感到受壓和產生危機感，反而適得其反，間接強化「本土」的港人身份認同。

（周兆倫，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博士後；傅景華，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