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梁俊彦:选举工程?运动效应?香港区选的微观分析

本文主要基于笔者在选战中的参与及观察经验作基础,根据目前已知的投票结果来推算。
2019年11月24日区议会投票日,沙田沥源邨市民排队投票。

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本周一出炉,面对泛民与建制派所占席位的“逆转”格局,常见的问题是,到底多出来投票的一百多万选民是怎么被动员出来的?他们都投了谁?从他们的投票意向中如何判断民意的走向?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详细的选民出口数据。香港选民资料一般可以在选举登记册查阅,或在应届选举投票及行政工作完成后,经由选举事务处查阅各选区及其票站,来得出参与投票选民的“年龄”及“性别”统计数字(但不涉及投票意向),大概需要在一个月之后。

不过选举工程的实务分析可以从现实面观察,也部分地回应以上问题。本文便主要基于笔者在选战中的参与及观察经验作基础,根据目前已知的投票结果来推算。

建制派有新的动员方法?

今次选举建制派在大格局上虽然溃败,但实际上建制派绝大部份候选人的得票是仍然上升的。即是,相对于2016年立法会选举58%的投票率,今次的全港投票率有71%,所多出的13%,除以近年民主派与建制派 5.5 对 4.5 的得票分布,可以粗略推算,其中7.15%为民主派得票,而5.85%则属建制派。

根据2019年新增选民数字,18至40岁新增选民人数大幅上升,部份选区年青选民升幅更高于40至60岁选民,情况为历届所罕见。加上民调显示反对本次运动者以40岁以上人士为多,按此推论,最可能属建制派的5.85%新选民。

从选举工程角度看,建制派多年来的地区工作,争取对象都多属中老年人及基层家庭。建制派主要以大量投放资源的方式打通社区网络,并以“实绩”及“搞好民生”作招徕,不过亦变相造成一种局限,就是动员未能触及年轻人中产。民主派亦曾有分析指建制派籍地区工作得票已达极限,换句话说,理论上建制派的基本盘在过往已经几乎被开发到了尽头。

那么,今年新增的这约5.85%的建制新选民,是怎么来的呢?笔者观察,建制派或已“成功”开发一种新的动员方式,来提升得票。

我的观察是,新选民的出现与近年涌现的建制新媒体网站、社交媒体、脸书专页、陆续扩大建制派网络声量新闻网站及消息网络等,不无关系,这些新媒体渠道,不仅将往日传统建制媒体上生产的新闻与政治宣传转移到网络世界,而且通过脸书、whatsapp、微信等针对性地投放给某些群体。

在宣传论述上,也不再只是简单地跟随官方口径,相反可见不少“贴近”反对者逻辑但导向不同结论的论述出现,对故事的包装也更为细致,音像画俱佳。在信息的真伪上,有利建制阵营的信息中常常夹杂不实信息。虽则这次也很明显的是,有利民主派的论述中也不乏未经证实的流言(事实上流言和运动的激进化不无关系),但这主要是在警方派遣卧底、调查系统失去民间信任、有关证据未能及时披露等社会氛围下形成,是结构性的问题,与加工过的不实信息乃至假信息的流传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层次。

笔者认为,这些方法的使用正在越来越多元和复杂,其也未必是一两个建制派人物刻意为之,而是一整个从内地到建制的舆论机器在发挥作用,可见一种加强了的信息介入手段正在形成,并在建制派同温层间发挥政治动员作用。其往往和内地舆论宣传共享一套逻辑和话语系统,相比民主派的舆论宣传,更有组织性、更紧贴官方且可动用的资源更多。

2019年11月24日区议会投票日,中午12点左右,太古,市民排队投票。
2019年11月24日区议会投票日,中午12点左右,太古,市民排队投票。

桩脚稳固、票数上升,建制派输在哪里?

所以,建制派今次大败不在于选举工程无效及宣传论述失误,相反,其依靠地区网络动员的选举工程仍然战力十足。建制派的关键错误在于,他们的政治判断完全落后于形势。为完成北京以往强硬对港政策,而一次又一次地为违反香港利益与核心价值的政治任务背书,重复2003年“23条”风波时盲目支持政府的错误,继而在选举时成为香港人的发泄对象,招致大败。

同时间,北京,特区政府及建制派在是否如期进行选举一事上,未能得出既符合四中全会决定又能平衡三方利益的方案,选举最终还是得以在当下不利建制派的社会氛围中如期举行。最终建制派成为北京与特区政府连串政治失误下的牺牲品,失守17区区议会。

民主派何来胜势?

而民主派的胜利差距之大,也是之前未曾想过的。笔者与不少助选人员,在选前两星期,仍然为选举气氛担忧,有评论指民主派选情看淡,甚至有民主派候选人在选前数天已开始“告急”,不少人明显对选情采取审慎甚至保守取态。

民主派的大胜,基本上是在投票日当晚8点、当投票率达到65%后,才稍稍确定的,以笔者负责选区(北区御太)为例,到当晚6点才确定投票人数达2016年立法会投票人数总和,根据选战经验,在最后4小时肉搏阶段,“高投票率”确保年青首投族与原有民主派选民皆有积极投票,会成为胜选的最大依靠。

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往民主派认为,因为建制派地区工作极为稳固而难以攻入的港岛湾仔,东区,九龙观塘区及离岛大屿山等地 ,民主派一直未敢大力挑战,而这次也有不少成为民主派及素人成功“光复”选区。在这些选区,民主派及素人倾向针对中老年人较多的特性,而派出形象年轻活跃的候选人,政纲也倾向四平八稳,但这些策略并不能保证胜局。

这些选区未如新界及首都区有年青首投族能作选票主力,年长选民占多数,所以若能胜出,原因或也只能是运动效应令更多人出来票投民主派,甚或由建制派倒戈。湾仔天后与东区堡垒正是长者选民占大多数选区的显例。

回到这次选举实质操作上,为何能取得这样的优势?有分析指,今年登记选民人数创新高,而民主派在全港得票素来有优势(六四黄金比),再加上运动风潮,因而选情乐观。

这种分析有其准确之处。但民主派得票之所以能“重回”六四比,一是民主派乘反修例运动的势头做到“零白区”(每个区都有人参选,不至因不构成挑战者而被建制派自动当选),二是这次较以往有更佳的舆论统筹能力——选举初段,民主派的论述是以彻查“721”(元朗事件)、“831”(太子站事件)等市民关注的重点事件,来作为选举的共同政纲;到中后段则以“五大诉求”及“全民公投”(非真公投,只是民意表达)来作为政治议程,推动选民投票意欲。

2019年11月25日,民主党就区议会选举召开记者会。
2019年11月25日,民主党就区议会选举召开记者会。

但实际上不同身份的民主派候选人有不同的操作,今年的一个特点就在于,除了泛民大党正规军之外,还有不少本土派及素人参战。资源、选举经验及社区网络上都较有优势的民主派候选人,长期耕耘胜算较高的选区;本土派与今年涌现出来的素人,则多以运动力量优势迎战,且做到主场出击。

比如集合专业经验与资本的民主派两大党,民主党及公民党,则有“民主动力大台”来负责出选协调工作。他们挑选最有胜算的选区出选,以正规军姿态用上以年计的时间经营选战,最终这两大党的区议会议席翻倍,成绩合理。

而素人参选,毕竟业余成军,他们“挥军”民主派正规军不敢去的红区、乡郊区,出选全港约四成选区,而且选战由头到脚依赖自己完成。虽不少民主派小党在选举中皆向素人伸出援手,唯全港性政党在地区上统筹协调,在将军澳、沙田两大“首都区”更与小团体“撞区”,表现可谓乏善可陈。最后不少“撞区”选区会依赖当区民主派候选人与支持者推动初选,由获最多支持者出线参选,解决“撞区”困局。(编按:“首都区”是香港网民在本次运动中对部分发生过重要事件的地区的戏谑说法,指称为“香港首都”,如首发商场打斗事件的沙田,发生周梓乐坠楼事件的将军澳等。这些地区因在运动中形成较强的地区凝聚力而成为区议会选举的焦点选区)

笔者先后参与8位候选人助选工作,得到的经验是,民主派未能从选举行政上等专业知识向素人提供具体支援,反而有“各自为政”之感。

而令笔者喜出望外的是,今届选举上,多位素人的表现耀眼成熟,年青、具创意与专业风格化的团队,为日后民主运动的进行作出不少有所启发的尝试,而素人组成地区连线互相助选站台,分摊工作负担,也稍稍补充了民主派在部份选区各自为政的不足与困难。

建制派、民主派选举策略比较

笔者从选举提名期开始的观察是,相比于民主派精锐尽出背水一战,建制派从战力上亦未见有所保留,惟建制派今次采取相对平静低调的步伐进行选举工程。

2019年11月25日,民建联召开记者会,并就区议会选举大败致歉。
2019年11月25日,民建联召开记者会,并就区议会选举大败致歉。

建制派策略:

第一,鎅票部队(vote splitting,指在一选区有胜算较高的候选人的情况下,参选分薄票源的形式)。由中联办及地方建制力量统筹鎅票部队,积极空降于选前预测的关键选区,并于提名期最后数天报名。这些参选人,一类是以年青、专业形象包装,甚至打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标语作为政纲;另一类则是由地方建制力量派出的候选人,以第三甚或四候选人姿态出现,以期分薄民主派候选人得票。

第二,采取守势。这次建制派候选人基本上放弃与民主派在地区上做直接交锋,转在选前三星期才正式开展工程,而且相当低调,不仅放弃以往街站、叫咪、扫街的方式,更有民建联元老因民情对立,表示日常扫街、打招呼、贴海报等基本工作亦遭阻挠,根本无法采取主动。建制派候选人往往只能强调自己过往“实绩”,与地区感情连结、及选情告急等被动姿态,采取守势留住选票,最终过于被动,落入挨打状态,难以平反败局。

相反,比较于建制派的保守战术,民主派则一:针对鎅票部队加强网上舆论,压低界票部队在社区及重点选区的吸票能力。

二:部分候选人更打出告急牌,配合前文所述,互相站台,甚或出动区内有份量民主派人士站台拉票,务求推动最多民主派选民投票。

要补充的是,民主派内部对选举工程内容的辩论,明显较以往两次立法会补选时,更有共识及理性,不论是民主派还是素人,在网络选战及传统拉票工作的实践上,都懂得以选区特性优先,在创意与实用上取得平衡。

在咨询架构中做民主的挑战

新一代首投族与年青中产选民对建制派的全盘否定,亦反映出一种追求香港主体性的政治价值观,他们不单对建制派传统地区工作抱有质疑,更开始质疑建制派不谈政治只谈民生的政治路线。同时他们其实亦不接受民主派候选人只强调“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口号式宣言,他们要求候选人能提出一套符合期望的社区愿景,并能将愿景实行的方针。说到底选民也正摸索一种他们所期盼的施政作风。

首投族与年青中产选民对候选人当选后的工作,不再满足于福利主义,反而有越见多元的要求。他们要求代议士为选民打开参与社区的机会,参与决定社区的未来。建制派对香港与社区的论述已全盘落后于大势,同时间一夜在地区执政的民主派,如何运用区议会这样一个只有财政权的、有缺陷的咨询架构来回应选民期望,同时确保区议会能为往后的民主运动提供助力,以证明民主派确实值得香港新一代支持,前路可谓困难重重。

民主派在区议会面临的挑战是,当背负民意授权的区议员未能驾驭行政主导的官僚体制,区议会就不可能摆脱咨询架构的命运,而要做到地区上民主自决,第一大挑战是如何团结民主派,团结过往倾向各自为政的各个板块;第二是17区区议会,尝试联合挑战特区政府施政,在独立调查委员会及反对人工岛等议题上,阻挡行政主导运作,而不是满足于被政治吸纳。民主派日后如何可以既与行政主导抗衡,又能满足香港人对区议会期望,极需尽早作出思索,才能保持动能。

(梁俊彦,北区N10御太选区团体“山下御太”助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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