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林佳和：数位平台、市场模式与风险——从美食外送员谈起

近来台湾社会广泛关注美食平台外送员之劳权——在令人遗憾的车祸频传下，中央与地方机关、包括业者与外送员在内之不同社会行动者，纷纷表达主张与看法，虽著眼于个案，但其实隐含不少通案性质的定调。

行政院国发会在10月20日召开会议，无疑具指标性意义；会后，国发会主委陈美伶透过声明表示：“经过3小时多的聆听意见及交流，共享经济协会等利害关系人都愿意以确保外送员权益、交通安全及食安前提下，并在自律、他律与法律平衡的原则下，找出最妥适的解决方案，让平台经济可以成为数位转型的新产业模式，且正向发展”（引自科技新报Tech News网站）。

在此，“数位转型的新产业模式”，标示出看似一新兴的发展路径，指向包括产业与劳动。在所谓数位转型的轨迹上，姑不论是否真创新、是否确为数位所带来之转型；要讨论其下的平台外送员问题，恐怕无法逃避对此“新产业模式”的分析。

数位平台经济模式

平台是否一定等同于众人念念在兹的剥削苛刻呢？

在工业与劳动4.0带动下，新产业、劳动与组织型态油然而生，例如这里的数位平台模式。它的特征在于：跨足不同的经济体系，让不同的使用者群体间，得以透过数位平台而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透过数位平台的建置，将某些服务或商品的供给者与需求者，得以相互联系与交往交易。平台是否一定等同于众人念念在兹的剥削苛刻呢？先不要急，因为数位平台的模式非常多样，无奇不有。

数位平台，其实可以再区分为四种不同类型，符合经济市场交易意义的，吾人再别称为数位经济平台。第一类，社会沟通平台，它做为利用者个人间接触、信息交换的平台，常见如Facebook、Xing、Youtube、Twitter，这里的沟通标的包括照片、语音、文字等不同信息。

第二类，数位市场，作为商品与服务之居间平台，如果是非商业性质之商品或基础设施性质的交换，则常称为分享、共享（Sharing）－亦即共享经济的原初模式，不论如何，平台之设置者基本上不会介入双方的交易行为，典型如众人熟知的拍卖网站eBay，或是在欧洲知名的MyHammer，这是供给者与需求者得以相遇合致之虚拟市场，在此，“平台”有著它最符合字义的功能－仅作为平台。

第三类，学理上称为居间中介平台：作为服务的居间中介，平台设置者直接介入交易过程，例如透过价格制定规则、商品与服务规格限制等，虽言称居间，但事实上已脱离单纯的居间功能，明显与第二类不同，尤其是所谓随选服务（On-Demand-Service）或随机经济（On-Demand-Economy），常见如知名度高的Uber、Helping、Airbnb等。

最后的第四类，台湾社会也不陌生，所谓众包工作平台（Crowdworking-Platform）：这是劳动力的居间中介场所，平台开放性的提供劳动者得予进入与承包之作业机会，以满足许多到平台来寻求服务的业主，最常见的服务内容是数位信息－例如程序设计，国际上知名的Freelancer、UpWork、Amazon Mechanical Turk、Elance，台湾本土的Slasify、Pro360达人网等。

数位平台形式，相当程度改变传统的市场与市场结构，同时产生两个重要效果：由于其他额外之数位商品与服务使用者，加入平台之边际成本显著降低，会产生所谓规模效应，它将吸引越来越多的额外使用者加入，然后再产生加乘的网络效应。在如此的平台环境下，业主所需要的劳动力与服务，慢慢呈现一趋势：往往最后的选择，才是由业主自行去雇用，传统上“自己需要的人力与服务、应以本身的人力去满足”思维，渐为Make, Buy or Cooperate所取代：要不自己制造，不然就用购买的或与外人合作，才是当代王道。在此走向下，数位科技所造就的平台技术，提供最低廉的成本、最广陌无边的无限场域－“全世界都可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劳动力与服务啊”，这些，无疑象征著产业成长的潜力。

众包之利

降低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成本、增加企业主之决定空间、自由决定生活结构⋯⋯对许多非属雇佣的平台外送员而言，倒也可能是不争的事实。

数位经济平台模式下，众包工作是劳动生活的热门话题，虽然它并非始自工业4.0，但数位化发展无疑强化这个趋势。所谓众包工作，是指企业将其任务，分包给不同的、可能不知名的、甚至遍布全球的供应者（所谓众人－Crowd），透过网际网路去招揽，由在平台登记之众包劳动者承包，提供从程序设计、文创文案到送货等各种服务。

常见的众包工作有两种，竞争型模式，由众人竞标，但最后只有一人或少数得以雀屏中选，其二是合作型模式，企业的特定任务由众人一同，或透过清楚的分工而由众人协力完成。通常的流程如下：企业提供一群不知名之市场参与者完成某特定任务的要约，使众包商、定作人、众包工作者、承揽人等，获取可自由运用与直接的经济利益。众包工作的目的在于，利用群集智能（Swarm Intelligence），使特定任务得以更好、更快、更有效益的完成。众包可能为有偿、无偿，直接、间接、外部与内部，几乎无一不能为之：无偿众包，提供无偿使用群集智能，例如维基百科让任何人登录修改内容；有偿众包，聚焦于有对待给付类型；直接与间接众包，端视提供者与需求者之间，是否存在一中介之线上平台作为居间；外部众包，开放予所有潜在的市场参与者，不仅台北市或台湾，甚至可以广开至全世界，而内部众包，仅存在于企业或集团之中，以整体劳工作为潜在的众包工作者。

众包工作在许多经济部门均可看到，例如在人工智慧任务（Human Intelligence Tasks）中常见的微工作者（Mikrojobber），他们常不具有特殊的技术专业能力，如在地营业、餐饮菜单与风景名胜之照片制作，提供上网行销，或是研究与开发过程之外来资源，或是潜在终端顾客直接加入产品的制作（消费者=生产者，所谓产消合一主义），透过客户端评价、测试而达成分级、升级效果。家事服务工作也常见众包身影，如知名平台Helpling，提供家务清洁工作的居间。众包工作亦常出现于信息与媒体科技，特别是熟悉程序语言、特殊语言专长、文书处理能力强之工作者，透过间接众包而获取订单。以欧洲为例，居间型平台在众包工作上较为常见，例如Twago、Clickworker；他们的作业模式很简单：潜在的劳务需求者与供给者，分别在平台上建置自我的要约，有兴趣者则主动回复，在审核内容之后，达成媒合，但两者有显著的不同：Clickworker本身是劳务需求者与供给者之间的“积极桥梁”，订单在此平台上履行与结算。在需求者与供给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契约关系，主要交易其实是在平台上完成；相对的，Twago平台局限于提供居间的技术性设施，在此，有三个法律关系形成：众包需求者借由在平台上的登录，与Twago间形成利用关系；同样借由登录，众包工作者与Twago间同样构成利用关系，而众包双方为履行与清算此要约及合致，成立一服务契约。

众包，字义看来，经常引起误解，事实上并无真正“众人一起工作”（Working in the Crowd）。参与特定任务者，可能彼此差异甚大，从报酬甚丰的信息科技研发、测试（Testing），延伸到待遇可能非常微薄的简单工作，也未必有“一同协作共事”，往往各自独立作业，互不相识。不论如何，只要基于数位化，越容易可分、越容易相互区隔的不同活动，企业就越容易将之外移，交给外部群众来承包（Crowdsoucing）。

平台最大特征是创设高度的客户利益，也同时使自营作业者不需要自行四处跑业务，找订单，他们单纯扮演平台上提供者或订单接收者角色，轻易地进入利基市场，亦即那些拥有市场绝对优势的企业所通常忽略的某些细分市场，例如尚无完善服务的小型商品市场，这就是专家眼中的长尾（Long Tail）：只要通路够大，非主流的、需求量小的商品，例如单品美食，“总销量”也能够和主流的、需求量大的商品销量相互抗衡，常见如利用平台以销售商品的制造商、通路商，或Apps的程序撰写员。

回到前述数位经济平台所产生的网络效应：只要越多使用者利用同一平台，就会产生明显的群聚效果，因为提升的服务需求会直接带来服务的改善，进而吸引更多的需求者。对其他处于竞争关系的平台而言，某一平台供给与需求的利益越大，对他们所形成进入市场障碍就会越显著，也就是说，原本分散的市场，将可能有利于具市场独占地位的形成。再者，就平台上的服务提供者而言，伴随自主性提高的，经常是愈发严重的不安全与从属性。

平台降低了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成本——不必什么繁复的招募应征、生涯规划，也间接使个人进入独立性之营业活动，成为市场的一份子，变得轻而易举，如同许多平台建置者所强调的，利用他们平台的提供者，会增加企业主之决定空间，也能更为妥适的调和个人职业与私人生活上的义务与责任——照顾家人、从事其他有兴趣之事务，得以自由决定生活结构，进而激发参与平台之诱因，对许多非属雇佣的平台外送员而言，倒也可能是不争的事实。

法律可以如何应对风险转移？

契约外观常与现实脱节，个案认定模式阻止不了平台可能出现的滥用契约自由，以致将风险不当的移转给劳动者，可是偏偏劳动者自己可以选择“被移转风险”，信息优势，加上权利意识的薄弱，造就选择不等于自由，究竟该如何是好？

在如此的数位平台经济模式下，工作者当然就面临截然不同的环境。众所周知，随机服务与众包工作经常催生不稳定之就业型态，例如在美国讨论甚多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在此，工作者在平台上只是短暂的“出现”（零工），虽然望似自由的自营作业者，但平台透过定型化条件与评价系统，事实上没有留下太多自由空间，再者，供应者必须承担订单的不稳定与波动，个人意外、疾病、失业、老年、需照护等社会不安全之风险，不但相对更高，而且与一般从属性劳工不同的，如果真被定性为承揽者、独立的自营作业者，则可能风险全归个人自行承担。易言之，相对于从属性劳工，平台经济模式将产生明显“风险移转”效果，平台上的自营作业的供给者，只能自行承担风险。虽然不无协商力量因工作之高度专业化而显然较强之供给者，例如在程序设计领域，但亦有相对弱势而特别值得保护之其他人，外送员就是典型。

平台模式确实存在著差异，其实是不小的差异，但在自由的自营作业、甚至有企业主自由的外观与包装中，也当有风险移转而更多处于不稳定之缺陷。就劳动市场上的影响，以随机服务、众包平台为例，其定位显然不是劳动法上的雇主，毋宁只是单纯居间中介者，任务在于简化市场交易过程，以科技供给者角色降低利用者之交易成本。以此观察，平台经济将带来更多的自营作业者，特别是所谓的一人自营作业者（Solo），轻易而成本低廉的在平台上提供其服务与商品。吾人可以发现，几乎所有平台建置者，都清楚的在其利用条件与规章中明确订定，于该等平台登记注册之服务提供者，均为自营作业者，即美国市场常见之独立供应商、独立自营作业者（Independent Contractors）。

数位平台经济模式，特别是众包、乃至于包括Uber在内的居间中介平台、美食平台的外送员，无非这两种模式之一，常遭人权劳权团体不断的控诉，谓与平台合作的工作者，如果不是平台的劳工，或至少契约关系上被操作至此，则代表劳动者遭到“去权利化”，例如没有最低工资与其他劳动保护。站在人民有权决定与选择法律关系的前提下，必须说，包括平台外送员在内的数位平台工作者，确实可以是雇佣、承揽或其他形式，吾人面临著两难：契约外观常与现实脱节，个案认定模式阻止不了平台可能出现的滥用契约自由，以致将风险不当的移转给劳动者，可是偏偏劳动者自己可以选择“被移转风险”，信息优势，加上权利意识的薄弱，造就选择不等于自由，究竟该如何是好？

可能的路径有三：第一步，去扩大、或说：改写劳工概念，将被划为非劳工、自营作业者之劳动者纳入为从属性劳工，比方说：只要不具“独自面对市场之完整独立性”，所谓的非独立性要件，就可以宽松的认定为劳工，享有一切劳动保障。第二步，将之推往类（似）劳工，也就是具有经济从属性，但确实自己面对市场的劳动者－例如可自由接单、但依赖某一平台达通常收入的一半以上，则纳入类（似）劳工范畴，让之有机会“准用”某些劳动法保障，比方业主抽单或不再来往时之经济补偿给付义务。或第三条路：建立一普遍性的劳动者“最低保护”，不论其法律关系为何，是雇佣、是承揽，是其他法律形式，都能一体享有，不要再费心思量是什么法律关系；不是采取“劳工保障往下减”、而是“最低的所有劳动者保障再往上加”，如果真的是从属性劳工，就加到最多，自由不会带来不对称与不相当的风险。

面对数位平台经济模式的蓬勃，不须以发展新兴产业的急促心态，让透过合适的契约形式，造就合理风险分配的必要性被掩饰被牺牲，但同样道理，一昧地认为“只有从属性劳工才拥有保障”，忽视社会行动者的选择自由，一并怠慢了应该早就成就的不同保障形式。

法律规则的意义在于：它提供社会行动者，一个稳定化、正当化某种风险分配关系的基础，但不能拿来制造不合理的、甚至烙上剥削印记的结果。面对数位平台经济模式的蓬勃，不须以发展新兴产业的急促心态，让透过合适的契约形式，造就合理风险分配的必要性被掩饰被牺牲，但同样道理，一昧地认为“只有从属性劳工才拥有保障”，忽视社会行动者的选择自由，一并怠慢了应该早就成就的不同保障形式，到头来，只会让不足以保障自己的劳动者，沦入更多的、以虚假自由外表包装的劳动深渊，岂可不慎。美食平台外送员之死，应该带给我们更多的认识，以及更多改变的意志与决心。

（林佳和，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