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林佳和：數位平台、市場模式與風險——從美食外送員談起

近來台灣社會廣泛關注美食平台外送員之勞權——在令人遺憾的車禍頻傳下，中央與地方機關、包括業者與外送員在內之不同社會行動者，紛紛表達主張與看法，雖著眼於個案，但其實隱含不少通案性質的定調。

行政院國發會在10月20日召開會議，無疑具指標性意義；會後，國發會主委陳美伶透過聲明表示：「經過3小時多的聆聽意見及交流，共享經濟協會等利害關係人都願意以確保外送員權益、交通安全及食安前提下，並在自律、他律與法律平衡的原則下，找出最妥適的解決方案，讓平台經濟可以成為數位轉型的新產業模式，且正向發展」（引自科技新報Tech News網站）。

在此，「數位轉型的新產業模式」，標示出看似一新興的發展路徑，指向包括產業與勞動。在所謂數位轉型的軌跡上，姑不論是否真創新、是否確為數位所帶來之轉型；要討論其下的平台外送員問題，恐怕無法逃避對此「新產業模式」的分析。

數位平台經濟模式

平台是否一定等同於眾人念念在茲的剝削苛刻呢？

在工業與勞動4.0帶動下，新產業、勞動與組織型態油然而生，例如這裡的數位平台模式。它的特徵在於：跨足不同的經濟體系，讓不同的使用者群體間，得以透過數位平台而聯繫起來。也就是說，透過數位平台的建置，將某些服務或商品的供給者與需求者，得以相互聯繫與交往交易。平台是否一定等同於眾人念念在茲的剝削苛刻呢？先不要急，因為數位平台的模式非常多樣，無奇不有。

數位平台，其實可以再區分為四種不同類型，符合經濟市場交易意義的，吾人再別稱為數位經濟平台。第一類，社會溝通平台，它做為利用者個人間接觸、資訊交換的平台，常見如Facebook、Xing、Youtube、Twitter，這裡的溝通標的包括照片、語音、文字等不同訊息。

第二類，數位市場，作為商品與服務之居間平台，如果是非商業性質之商品或基礎設施性質的交換，則常稱為分享、共享（Sharing）－亦即共享經濟的原初模式，不論如何，平台之設置者基本上不會介入雙方的交易行為，典型如眾人熟知的拍賣網站eBay，或是在歐洲知名的MyHammer，這是供給者與需求者得以相遇合致之虛擬市場，在此，「平台」有著它最符合字義的功能－僅作為平台。

第三類，學理上稱為居間中介平台：作為服務的居間中介，平台設置者直接介入交易過程，例如透過價格制定規則、商品與服務規格限制等，雖言稱居間，但事實上已脫離單純的居間功能，明顯與第二類不同，尤其是所謂隨選服務（On-Demand-Service）或隨機經濟（On-Demand-Economy），常見如知名度高的Uber、Helping、Airbnb等。

最後的第四類，台灣社會也不陌生，所謂眾包工作平台（Crowdworking-Platform）：這是勞動力的居間中介場所，平台開放性的提供勞動者得予進入與承包之作業機會，以滿足許多到平台來尋求服務的業主，最常見的服務內容是數位資訊－例如程式設計，國際上知名的Freelancer、UpWork、Amazon Mechanical Turk、Elance，台灣本土的Slasify、Pro360達人網等。

數位平台形式，相當程度改變傳統的市場與市場結構，同時產生兩個重要效果：由於其他額外之數位商品與服務使用者，加入平台之邊際成本顯著降低，會產生所謂規模效應，它將吸引越來越多的額外使用者加入，然後再產生加乘的網絡效應。在如此的平台環境下，業主所需要的勞動力與服務，慢慢呈現一趨勢：往往最後的選擇，才是由業主自行去僱用，傳統上「自己需要的人力與服務、應以本身的人力去滿足」思維，漸為Make, Buy or Cooperate所取代：要不自己製造，不然就用購買的或與外人合作，才是當代王道。在此走向下，數位科技所造就的平台技術，提供最低廉的成本、最廣陌無邊的無限場域－「全世界都可以提供我們所需要的勞動力與服務啊」，這些，無疑象徵著產業成長的潛力。

眾包之利

降低市場參與者的交易成本、增加企業主之決定空間、自由決定生活結構⋯⋯對許多非屬僱傭的平台外送員而言，倒也可能是不爭的事實。

數位經濟平台模式下，眾包工作是勞動生活的熱門話題，雖然它並非始自工業4.0，但數位化發展無疑強化這個趨勢。所謂眾包工作，是指企業將其任務，分包給不同的、可能不知名的、甚至遍佈全球的供應者（所謂眾人－Crowd），透過網際網路去招攬，由在平台登記之眾包勞動者承包，提供從程式設計、文創文案到送貨等各種服務。

常見的眾包工作有兩種，競爭型模式，由眾人競標，但最後只有一人或少數得以雀屏中選，其二是合作型模式，企業的特定任務由眾人一同，或透過清楚的分工而由眾人協力完成。通常的流程如下：企業提供一群不知名之市場參與者完成某特定任務的要約，使眾包商、定作人、眾包工作者、承攬人等，獲取可自由運用與直接的經濟利益。眾包工作的目的在於，利用群集智能（Swarm Intelligence），使特定任務得以更好、更快、更有效益的完成。眾包可能為有償、無償，直接、間接、外部與內部，幾乎無一不能為之：無償眾包，提供無償使用群集智能，例如維基百科讓任何人登錄修改內容；有償眾包，聚焦於有對待給付類型；直接與間接眾包，端視提供者與需求者之間，是否存在一中介之線上平台作為居間；外部眾包，開放予所有潛在的市場參與者，不僅台北市或台灣，甚至可以廣開至全世界，而內部眾包，僅存在於企業或集團之中，以整體勞工作為潛在的眾包工作者。

眾包工作在許多經濟部門均可看到，例如在人工智慧任務（Human Intelligence Tasks）中常見的微工作者（Mikrojobber），他們常不具有特殊的技術專業能力，如在地營業、餐飲菜單與風景名勝之照片製作，提供上網行銷，或是研究與開發過程之外來資源，或是潛在終端顧客直接加入產品的製作（消費者=生產者，所謂產消合一主義），透過客戶端評價、測試而達成分級、升級效果。家事服務工作也常見眾包身影，如知名平台Helpling，提供家務清潔工作的居間。眾包工作亦常出現於資訊與媒體科技，特別是熟悉程式語言、特殊語言專長、文書處理能力強之工作者，透過間接眾包而獲取訂單。以歐洲為例，居間型平台在眾包工作上較為常見，例如Twago、Clickworker；他們的作業模式很簡單：潛在的勞務需求者與供給者，分別在平台上建置自我的要約，有興趣者則主動回覆，在審核內容之後，達成媒合，但兩者有顯著的不同：Clickworker本身是勞務需求者與供給者之間的「積極橋樑」，訂單在此平台上履行與結算。在需求者與供給者之間，並不存在任何契約關係，主要交易其實是在平台上完成；相對的，Twago平台侷限於提供居間的技術性設施，在此，有三個法律關係形成：眾包需求者藉由在平台上的登錄，與Twago間形成利用關係；同樣藉由登錄，眾包工作者與Twago間同樣構成利用關係，而眾包雙方為履行與清算此要約及合致，成立一服務契約。

眾包，字義看來，經常引起誤解，事實上並無真正「眾人一起工作」（Working in the Crowd）。參與特定任務者，可能彼此差異甚大，從報酬甚豐的資訊科技研發、測試（Testing），延伸到待遇可能非常微薄的簡單工作，也未必有「一同協作共事」，往往各自獨立作業，互不相識。不論如何，只要基於數位化，越容易可分、越容易相互區隔的不同活動，企業就越容易將之外移，交給外部群眾來承包（Crowdsoucing）。

平台最大特徵是創設高度的客戶利益，也同時使自營作業者不需要自行四處跑業務，找訂單，他們單純扮演平台上提供者或訂單接收者角色，輕易地進入利基市場，亦即那些擁有市場絕對優勢的企業所通常忽略的某些細分市場，例如尚無完善服務的小型商品市場，這就是專家眼中的長尾（Long Tail）：只要通路夠大，非主流的、需求量小的商品，例如單品美食，「總銷量」也能夠和主流的、需求量大的商品銷量相互抗衡，常見如利用平台以銷售商品的製造商、通路商，或Apps的程式撰寫員。

回到前述數位經濟平台所產生的網絡效應：只要越多使用者利用同一平台，就會產生明顯的群聚效果，因為提昇的服務需求會直接帶來服務的改善，進而吸引更多的需求者。對其他處於競爭關係的平台而言，某一平台供給與需求的利益越大，對他們所形成進入市場障礙就會越顯著，也就是說，原本分散的市場，將可能有利於具市場獨佔地位的形成。再者，就平台上的服務提供者而言，伴隨自主性提高的，經常是愈發嚴重的不安全與從屬性。

平台降低了市場參與者的交易成本——不必什麼繁複的招募應徵、生涯規劃，也間接使個人進入獨立性之營業活動，成為市場的一份子，變得輕而易舉，如同許多平台建置者所強調的，利用他們平台的提供者，會增加企業主之決定空間，也能更為妥適的調和個人職業與私人生活上的義務與責任——照顧家人、從事其他有興趣之事務，得以自由決定生活結構，進而激發參與平台之誘因，對許多非屬僱傭的平台外送員而言，倒也可能是不爭的事實。

法律可以如何應對風險轉移？

契約外觀常與現實脫節，個案認定模式阻止不了平台可能出現的濫用契約自由，以致將風險不當的移轉給勞動者，可是偏偏勞動者自己可以選擇「被移轉風險」，資訊優勢，加上權利意識的薄弱，造就選擇不等於自由，究竟該如何是好？

在如此的數位平台經濟模式下，工作者當然就面臨截然不同的環境。眾所週知，隨機服務與眾包工作經常催生不穩定之就業型態，例如在美國討論甚多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在此，工作者在平台上只是短暫的「出現」（零工），雖然望似自由的自營作業者，但平台透過定型化條件與評價系統，事實上沒有留下太多自由空間，再者，供應者必須承擔訂單的不穩定與波動，個人意外、疾病、失業、老年、需照護等社會不安全之風險，不但相對更高，而且與一般從屬性勞工不同的，如果真被定性為承攬者、獨立的自營作業者，則可能風險全歸個人自行承擔。易言之，相對於從屬性勞工，平台經濟模式將產生明顯「風險移轉」效果，平台上的自營作業的供給者，只能自行承擔風險。雖然不無協商力量因工作之高度專業化而顯然較強之供給者，例如在程式設計領域，但亦有相對弱勢而特別值得保護之其他人，外送員就是典型。

平台模式確實存在著差異，其實是不小的差異，但在自由的自營作業、甚至有企業主自由的外觀與包裝中，也當有風險移轉而更多處於不穩定之缺陷。就勞動市場上的影響，以隨機服務、眾包平台為例，其定位顯然不是勞動法上的雇主，毋寧只是單純居間中介者，任務在於簡化市場交易過程，以科技供給者角色降低利用者之交易成本。以此觀察，平台經濟將帶來更多的自營作業者，特別是所謂的一人自營作業者（Solo），輕易而成本低廉的在平台上提供其服務與商品。吾人可以發現，幾乎所有平台建置者，都清楚的在其利用條件與規章中明確訂定，於該等平台登記註冊之服務提供者，均為自營作業者，即美國市場常見之獨立供應商、獨立自營作業者（Independent Contractors）。

數位平台經濟模式，特別是眾包、乃至於包括Uber在內的居間中介平台、美食平台的外送員，無非這兩種模式之一，常遭人權勞權團體不斷的控訴，謂與平台合作的工作者，如果不是平台的勞工，或至少契約關係上被操作至此，則代表勞動者遭到「去權利化」，例如沒有最低工資與其他勞動保護。站在人民有權決定與選擇法律關係的前提下，必須說，包括平台外送員在內的數位平台工作者，確實可以是僱傭、承攬或其他形式，吾人面臨著兩難：契約外觀常與現實脫節，個案認定模式阻止不了平台可能出現的濫用契約自由，以致將風險不當的移轉給勞動者，可是偏偏勞動者自己可以選擇「被移轉風險」，資訊優勢，加上權利意識的薄弱，造就選擇不等於自由，究竟該如何是好？

可能的路徑有三：第一步，去擴大、或說：改寫勞工概念，將被劃為非勞工、自營作業者之勞動者納入為從屬性勞工，比方說：只要不具「獨自面對市場之完整獨立性」，所謂的非獨立性要件，就可以寬鬆的認定為勞工，享有一切勞動保障。第二步，將之推往類（似）勞工，也就是具有經濟從屬性，但確實自己面對市場的勞動者－例如可自由接單、但依賴某一平台達通常收入的一半以上，則納入類（似）勞工範疇，讓之有機會「準用」某些勞動法保障，比方業主抽單或不再來往時之經濟補償給付義務。或第三條路：建立一普遍性的勞動者「最低保護」，不論其法律關係為何，是僱傭、是承攬，是其他法律形式，都能一體享有，不要再費心思量是什麼法律關係；不是採取「勞工保障往下減」、而是「最低的所有勞動者保障再往上加」，如果真的是從屬性勞工，就加到最多，自由不會帶來不對稱與不相當的風險。

面對數位平台經濟模式的蓬勃，不須以發展新興產業的急促心態，讓透過合適的契約形式，造就合理風險分配的必要性被掩飾被犧牲，但同樣道理，一昧地認為「只有從屬性勞工才擁有保障」，忽視社會行動者的選擇自由，一併怠慢了應該早就成就的不同保障形式。

法律規則的意義在於：它提供社會行動者，一個穩定化、正當化某種風險分配關係的基礎，但不能拿來製造不合理的、甚至烙上剝削印記的結果。面對數位平台經濟模式的蓬勃，不須以發展新興產業的急促心態，讓透過合適的契約形式，造就合理風險分配的必要性被掩飾被犧牲，但同樣道理，一昧地認為「只有從屬性勞工才擁有保障」，忽視社會行動者的選擇自由，一併怠慢了應該早就成就的不同保障形式，到頭來，只會讓不足以保障自己的勞動者，淪入更多的、以虛假自由外表包裝的勞動深淵，豈可不慎。美食平台外送員之死，應該帶給我們更多的認識，以及更多改變的意志與決心。

（林佳和，台灣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