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赵永佳：林郑对话之前——“废青论”是如何炼成的？

6月以来香港因为《逃犯条例》衍生风波，烽烟四起，社会上对应如何看待这场社会运动 ，却是南辕北辙 ，各走极端。特首林郑月娥在8月份出席跨部门记者会时，评论近期示威者的“揽炒论”，她表示经济状况对所有香港人都很重要，除非有小部分人不介意破坏香港经济，这些人对社会“无建树”，所以他们以暴力和阻碍行为作抗争手段，其做法“真正破坏经济影响民生”。（注1）

后来林郑于脸书发帖，称其言论被演绎成示威人士都是对社会没有建树的人，“只系一个误会”。她又指香港你我都有份：“We all have a stake in Hong Kong！”

不知道林郑所言是否说漏了嘴（Freudian Slip）， 但是如果追溯建制一方一直以来对青年社运的诠释，却是一脉相承的符合所谓“废青论 ”，意指参加社运的都是一事无成的颓废青年。在香港现在的政治光谱中，我自问是“和理非”与“左胶”， 对现在双方的武力不断升级，只能觉得痛心疾首。但我一直觉得这套“废青论”大有问题。

——究竟香港的社运青年又是如何被打造成“废青”的？

左仔、飞仔、学生：一代接一代的“废青”

回顾战后香港历史中，青年人也曾经数次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共通点是，每次都是以“社会问题”的形态出现，成为社会上“道德恐慌”（moral panic）的对象。

第一次大概要算是六十年代。首先是六七暴动时的“左仔”，他们大多是左派爱国学校的学生：身穿白衬衫、蓝色布裤，头发梳得整齐，手持小红书“毛语录”，在政府部门或港督府前聚集包围，背诵毛语录“金句”。现在建制派红人曾钰成、曾德成兄弟便是当年的代表。除了知识青年之外，也有青年工人原为左派工联会成员，通过识字班、戏剧社、读书会等文化活动，变成爱国运动的前锋。

不过很快“反英抗暴”的暴力抗争就被港英镇压，对青年的道德恐慌就转化成所谓“飞仔”现象。在当时的粤语片中，麦基就是这种飞仔的代言人。他们多数读书不成，联群结党，“虾虾霸霸”（编注：粤语俚语，指欺负弱者），很多后来也成为黑社会的基层骨干。在其他流行文化，如“小流氓”等作品中，这些飞仔也是歹角形象的代表。

当时社会变迁迅速，经济起飞，但教育制度滞后，大部份青年都未能接受中学教育。在六十年代后期，飞仔就代替了“六七暴动”期间的“左仔”成为了道德恐慌的焦点。在新发展地区和公共屋邨，“阿飞”群殴或械劫，成为当时新闻的热点。

到了七十年代，本地教育制度开始起飞，“学生”就取代了阿飞，再一次令青年人成为舆论的中心。“中文运动”、“反贪污、捉葛柏”、“收复钓鱼台”，都是以大学生为骨干的社会运动，成为当时冲击殖民管治的先锋。当然，当时的主流舆论，还是把学运成员描写成冲动、不务正业的狂热份子。今天的知名人士如梁国雄、岑建勋等都曾受到过这种待遇。

时光流转，七十年代的学运成员，后来年岁渐长，都成为社会的中坚，“青年”不再是社会政治运动的象征。到了后过渡期，中年人，甚至是上了年纪的爱国建制派，也出现在历史舞台与泛民分庭抗礼。后来的大型社会运动，如“六四”和支联会也不再是由青年人担大旗。

到了二十一世纪，年青人才再一次成为社会运动的核心、进步力量的希望、建制道德恐慌的对象。2003年“反23条”运动中，中学生自发站在游行的前列。2009年“反高铁”，更将“80后”青年人变成了反建制力量的象征，“世代”也成为社会分析的基本起点。其后的“反国教运动”，使中学生也成为了社运先锋，将黄之锋、张秀贤等变成知名人士。

到了2014年的“雨伞运动”，十来、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冲击了“占中三子”的大台，“双学”（学民思潮和学联）取代了前者成为了运动的核心。“勇武派”的青年“村民”，也不断在媒体的抗争影像中出现。在后雨伞时期，本土派冒起，光复、鸠呜、以武制暴，以一波比一波激烈的抗争行动，夺回了舆论镁光灯的中心。

时至今天，在反送中运动当中，虽然“和理非”显然是一跨世代的运动，但无可置疑“勇武派”还是以20代或更年青的青少年为骨干。他们放弃了“大台”，以建制派恐惧的社交媒体通讯软件作连系，灵活多变，甚至“暴力破坏”的抗争手段，来与政府及警队周旋。

“暴风少年”怎么来？——通识教育论、颜色革命论、上位无望论

我们的政治立场，和世代差异，以及单纯的成见与不小心求证，令到香港不少人对青年问题，都有先入为主、以偏概全的看法。

一时之间，所有“不再年青”的人都在问，为甚么年青人对现有的政治制度与施政，有这么大的反抗情绪？又是不是反映了他们背后的社会经济诉求得不到回应而产生怨气？向上流动、就业、升学、置业，是不是他们“激进化”的诱因？他们的行动，又是不是对“一国”的反抗？为甚么他们不可以像建制中大部份年纪较长人士一样，为中国今天的成就而自豪，也为香港能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而努力，反而质疑中央为香港所作的民主进程构想？

毛主席提醒我们，“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香港中学校长会前任主席李雪英校长，占中期间曾在报章撰文，同样迫问政府“是否有勇气探讨为何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出现如此反政府、反建制的情绪及行动？”，更追问“这批年轻人便是我们社会的接班人，他们对政府的敌视、对制度的不信任，是不是真的可以不闻不问，任由扩散、扩展下去？”。显然政府和建制派在占中之后，一点都没有吸取教训，并没有对香港的青年问题作出有用的分析和结论。

要分析香港青年人参加社会运动的背景，并不容易。一方面形势发展得非常快（昨天被认为是激进的抗争，今天已经变成和理非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政治立场，和世代差异，以及单纯的成见与不小心求证，令到香港不少人对青年问题，都有先入为主、以偏概全的看法。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2011年唐英年在反高铁运动之后向“80后”社运青年开战事件。他在一个由青年智库举办的论坛中，指摘80后“重权利，忽略责任”，警惕他们“刚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容易“车毁人亡”。他最后带出结论：“我们相信绝对不愿意看到政治或社运引致流血，当底线不断被冲击、不断倒退，我们就有可能走上一条不归路。”

现在看来，唐英年可能不幸言中，当下青年人和香港真的仿佛已经走上不归路。但他的“暴风少年”逻辑，当时就已经引起舆论哗然。我记得有记者朋友把学界在反高铁运动后提中央政策组所做（我也有份）的几份研究报告挖出来，指出他的观察与报告结论不符，怀疑他没看过报告，也反映政府官员对相关的学术研究根本不放在眼内。

其他似是而非的说法还有所谓“通识教坏青年人”论及“外国势力鼓动颜色革命”论等等，这里不能一一讨论。然而在建制当中似乎最为主流的，却是一套我称之为“上位论”的说法，认为年轻一代因受上位无望的挫败所促使，才积极参与社运。其实这观点是在反高铁运动时期由曾俊华首先提出，他借用吕大乐的“四代香港人”论，指出青年运动可能是因为“第四代”香港人的向上流动机会减弱，包括不能置业等深层次矛盾所促成（须注意这并不是吕大乐的说法）。这套论述的根据在于青年的社会流动机会，到了特区时代确实比七八十年代的“黄金岁月”要差，而“房事”也令不少青年人感到气馁。

不过研究社会运动的人都知道，由结构性社会矛盾到社会行动之间，其实有着相当复杂的关系，两种现象同时并存，并不表示两者之间有必然，或直接的关系。

原来我们都误会了“上位论”

虽然年纪愈轻对政府政策的确相对有较多不满，但这些不满，不是源自他们对自身生活的焦躁不安，反而更多是出于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以及对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之不信任。他们对自己生涯发展的不满与社会行动的相关性，并不如他们对一般青年人景况的不满那么强烈。

由占领运动开始，上位论就俨然成为建制派解读青年运动的主调。当时特首梁振英在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他知悉占领区的示威者除了对政改普选议题有意见外，亦有人对房屋和向上流动等问题感不满。

此后每当特区政府宣称要多做青年工作，以防止他们变成反政府的力量时，也主要循此论述。就算林郑上台之后，提出要与青年同行，“we connect”之时，其实也是强调要创造就业、发展经济，甚至填海造地解决房屋问题。换句话说即是要协助青年上楼、上位来消灭废青。而“废青论”原本就是“上位论”的一个变调，是建制用来攻击参与社运青年的标签，认为他们是一事无成，又无心上进，但阻人发财。当向上社会流动受到阻窒而刺激社会运动，参与者自然就是废青，所以上位论与废青论，其实是一体两面。

我过去的研究曾尝试验证所谓“上位论”，当时的结论是年轻人对自己生活和发展机会之不满，并不如舆论所描写般大。另一方面，虽然年纪愈轻对政府政策的确相对有较多不满，但这些不满，不是源自他们对自身生活的焦躁不安，反而更多是出于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以及对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之不信任。他们对自己生涯发展的不满与社会行动的相关性，并不如他们对一般青年人景况的不满那么强烈。这显示了社运青年的动机，可能并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利，而是社会公义的追求。青年人看到的，不光是自己不如意，更多的是广大同龄人的处境，反映出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公平。虽然我们真的时有听闻，年青一代抱怨“买唔到楼”，“揾唔到好工”，他们的向上流动机会又的确大不如前，但这又是否促使他们走上街头“反高铁”、“反送中”、“要求真普选”的原因？

在占中期间，我为香港电台写了一篇“香港家书”，表达我对“上位论”的看法。家书的收信人其实真有其人，是当时我认识的一位青年朋友，曾在占中期间在旺角当了两个多月的急救人员。他的经历其实相当符合“上位论”的描述——大学毕业之后，再念了社会学硕士，虽然毕业后两餐应该没问题，但和很多受过大专教育的青年人一样，谈到所谓“前途”都有点茫然。他的家境一般，当然也不可能在父母支援下置业。因此，每一次我在报章上读到有关“上位”与青年参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时，我都会想起他，和他的很多师妹、师弟。我当时其实很想问，他们在赶往占领区的时候，究竟有没有一秒钟会想起自己的出路或置业问题？他们在听到有人这样来“解释”自身的行动时，又会有何反应？

在“上位论”的指导下，政府回应青年社会运动的策略，就是强调拼经济、拼民生、拼房屋，鼓励青年响应中国机遇、大湾区发展、创造更多本港内地实习机会，也提供了更多本科生学额让副学士毕业生继续升学，和对私立大学学位提供津贴等等。这些政策，原则上都没有错，是政府应当做的，虽然也有人会觉得，是解决不了香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不过，问题核心是，如果青年运动的诉求主要并不是有关物质的期望，而是社会公义、政制民主的话，那么政府这些回应只能是“断错症、开错药”，难怪因此不少社运青年现在都自认是废青，正是要表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意志。

另一个令我们觉得“上位论”，并不能解释青年参与社运的主要原因，是一个普遍的观察。就好像占领运动期间，在旺角占领区的旁边，其实就是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的一众象征，包括名店、银行、金铺。但就是在占领区内人们慷慨激昂地发言之时，旁边的商店还是照常营业，金照买、（手）机照卖。一个多月来，打砸抢劫的事件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今次的反送中运动，虽然出现不少破坏行动，但对象都是公权力的象征，如警署或者被认为是政府和警方的盟友，例如港铁。运动中对经济损害最大的，算来便是“和你飞塞爆机场”行动，但其目的并不在挑战资本主义或社会不平等，而是战略考虑希望引起国际关注，亦因为预计警方会投鼠忌器，不能采取强力镇压手段。对于某些资本集团，只要是他们认为站在港人一方，就会支持。“红底”的，“蓝丝”的，就会抵制。就算要“揽炒”打击经济，也是要对政府和权贵施加压力，不是要进行社会改革。

我之前也曾经研究过2011年的伦敦骚乱。那次骚乱被社会学家普遍认为，是英国社会低下阶层青年的反扑，并迅速演变成大规模抢掠与纵火，损失超过二十亿英镑。外国的几次因反全球化运动引发的街头骚乱，都有类似情况。在早前的法国黄背心运动中就有群众洗劫、破坏香榭丽舍大道上的名店。报导有法国记者在金钟太古广场，看到黑衣人坐满了大堂，有点不可思议地说：“换了在法国，Chanel、LV的玻璃早被打烂，而且洗劫一空了。这样静静的坐着，根本没有可能。”如果香港的反抗运动背后也是源于对物质条件不满的话，那么又如何解释示威者对私有财产的秋毫无犯？

内地人看香港“废青”与“深层次矛盾”

社会运动从来就没有“独步单方”或必胜方程序，而且社会运动的诉求，本来就不会和所谓客观矛盾直接挂钩。

一脉相承，在今次事件发生之后，内地对香港的运动，主要有两套说法，一套是主流的“暴徒论”，另一套可算是进化版的“废青论”。“废青论”在香港的出现，本来就是用来标签参加社运的青年人，颓废无用不思进取，而最近在内地，除了指控社运青年是诉诸暴力的恶党之外，就是冷嘲热讽香港青年的无知，以及反送中运动的失焦。

前几个月在内地疯传的文章，就是很好的例子。作者自称曾在香港念书，接触过很多香港青年。他直指“他们真的不是坏，他们只是蠢而已”，文章更用“智障”、“脑残”，来形容香港激进学生。文章认为香港青年“基本的政治常识不知道，就只会喊喊口号打打鸡血”，作者“随随便便就辗压他们”。结果，他们成为被殖民地式愚民教育及外国势力愚弄的无知群众，“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实现一个既定目标，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诉求”。

文章指出愚蠢的香港青年，在“肤浅的香港教育制度蒙养下”，无视香港的“深层次矛盾”，精英阶层垄断经济，新兴产业无从发展，向上社会流动渠道几乎被堵死，楼价又在地产霸权盘据下步步高升。但他们居然不是把矛头指向社会经济矛盾，反而是针对中央及特区政府，不去争取分配公平，反而要求什么自由民主，最后只能从上街游行取得虚幻的荣光，“然后继续用自己的血肉去供养地产资本家”。注意这种说法，并不是个别例子，类似论述在内地网路广泛流传。事实上最近我曾和一批内地著名大学研究生谈到这次风波，他们的其中一条问题，就是为何会出现，五大诉求中并没有任何社会政治纲领的这种“缺失”。

这里我无意为香港青年辩护，毕竟在没有证据底下，泛论内地还是本港青年较为优秀只是伪命题。作为高等院校老师，当然认为同学们，包括内地来港及本地的，都可以做得更好，也碰到不少非常优秀的内地尖子和本地精英。同样作为港产“左胶”的一员，我也确实认为所有社会运动都不应只是政治挂帅，也要有社会经济纲领。但是，社会运动从来就没有“独步单方”或必胜方程序，而且社会运动的诉求，本来就不会和所谓客观矛盾直接挂钩。庸俗唯物主义式的客观阶级存在与主观阶级意识的关系，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现在也并不流行。

无独有偶，最近内地官媒软硬兼施，一方面全力支持警方严正执法、止暴制乱，但另一方面却不约而同地，发表评论指修例风波折射出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尤其是住房问题。在本港首富李嘉诚先生公开呼吁，年轻人应该“体谅大局”，政府也应该对未来的主人翁“网开一面”之后，立刻引来口诛笔伐，直指地产商从来就是香港深层次矛盾的来源，是他们导致社会活力渐失，中产下流，青年更加难有上流机会。按此逻辑，地产商才是“废青制造者”、“曱甴之王”（曱甴是用来揶揄示威者的标签）。

这种“唯经济论”的分析，并不全错。香港确实存在严重的社会经济矛盾，也实实在在地在现实生活中，令本港青年怨气聚积。不过如果这样就说五大诉求，是无视现实的妄想，也是不知有何根据。在现阶段的香港，政府不作为，警队执法方式的问题，是运动的焦点，是中短期的斗争目标。难道抗争者以双普选为长期目标，而不是财产再分配，就只是反映香港公民社会的短视和无知？

必须再次强调，社会运动的诉求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出现。在目下的香港相信不少人都会认为，所谓社会经济分配的深层次矛盾，其实是受到“更深层次”矛盾的政治权力分配不均所主导。为什么历届政府都将房屋和经济放在施政的重点，但都无所作为？有人会指出是公民社会或泛民政团，罔顾民生，阻挠政府施政。不过，我们所见到的分配不均，又有没有政商勾结的背景？又是否因为，政府在没有广泛民意基础之下，只能与既得利益团体共谋、合作？

事实上自从反高铁运动以来，香港政治制度的缺失，造成政策的短板，已是香港公民社会的共识。双普选之所以成为社会运动的核心诉求，也应放在这个脉络下认识。

事实上自从反高铁运动以来，香港政治制度的缺失，造成政策的短板，已是香港公民社会的共识。双普选之所以成为社会运动的核心诉求，也应放在这个脉络下认识。我觉得若轻率地把表面看似有关联的现象，断言为“因果关系”，则有很大机会错判形势，不单对了解青年社会运动的出现和发展没有帮助，更甚的是只会令香港长远的政策推展（包括政改），进一步与社会矛盾纠葛在一起。即使没有社会运动，政府当然也需解决房屋问题与“大力做好青年工作”。可是，我认为若把“消弭社会矛盾”和“解决青年人上位问题”视为取代政制改革的手段，相信只会令追求民主及公义等普世价值的年青一代，与港府之间的巨大鸿沟进一步拉阔，无助突破目前的政治困局。

过去10 年间，我和研究团队花了不少工夫来验证上述这些可能驱使青年人参与社会运动的论述，其中甚至运用官方资源研究，报告亦必定交到政府手上，会到政府总部做口头讲解，亦尽量在报章上撰文发布。我的“小确幸”是希望成为中介，来“翻译”青年人的心声。奈何建制方面似乎并不愿意面对，对他们而言是不方便的真相。如果青年的诉求，最主要不是工作、学位、居所，而是公义、自由和民主，那么一直以来，政府所做的工作当然不会有效。现届政府上台后，甚至改组了主力做政策研究和论证的中央政策组，亦取消了以往的定期民调。不是说中策组还在的时候就万事安泰（因为2014年还是爆发了占中运动），但著实令人怀疑现届政府对民意的掌握程度。

当然，无论是有点日子的“上位论”、“废青论”和最近的“深层次矛盾论”，之所以被炼成为建制一方的主旋律，相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香港政府无意，或没有能力解决香港的政制矛盾。真正的双普选，可能是现在抗争者的终极目标，建制顾左右而言他，当然是因为真正解决政治上的深层次矛盾“成本”太高。不过要打响这个如意算盘，也并不容易，因为就算是房屋问题、贫富悬殊、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也并不是政府下定决心、迎难而上就可以解决。突出阶级矛盾，但又要防止群众运动出现，又不能触碰香港政权的本质，要真正解决香港的社会经济矛盾，甚至简单如所谓青年“三业”（置业、就业、学业）问题，也是谈何容易？

（赵永佳，现任香港教育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香港研究学院联席总监，并曾担任通识教育科课程委员会主席多年。梁振英时期负责政策研究的政府机构“中央政策组”，曾委托赵教授有关青年问题的研究项目。）

注1：原文为英语

“the economy is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for every one of us in Hong Kong, unless a small minority of people, as you have said, they did not mind destroying Hong Kong\”s economy, they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 which so many people have helped to build, and that\”s why they resort to all this violence and obstructions causing huge damage to the economy and to the daily life of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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