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杜卿：作为“记忆之场”的巴黎圣母院，透过脆弱寻回神圣价值

“人们的眼睛一齐望着教堂屋顶，他们看到的景象异常恐怖。在比正中的圆花窗更高的那层楼廊顶上，在两座钟塔之间，腾起了一股带着无数火花的大火，一股猛烈的疯狂的大火，一阵阵夜风把它烧着的碎片卷刮到烟雾里......”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描绘的可怖情景，不幸于2019年4月15日成真。巴黎圣母院经历了自大革命以来最严重的灾难。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火灾时亲赴现场，随后发表讲话，宣称将在5年内修复圣母院：“我们会携手将它重建......因为这是法国人所期冀的，是我们的历史所应得的，因为这是我们深层的命运”。

巴黎圣母院自有其无比的艺术价值，作为哥特风格由早期转向盛期的过渡，它“极其紧凑简洁，达到了罗马式建筑或者早期式建筑所无法企及的和谐一致”（雨果称之为“石头交响诗”）。不过，诸如沙特尔（Chartre）大教堂等盛期的哥特式教堂，也有与之比肩的美学价值，而为何独独巴黎圣母院与法国深层命运相连，在它险些焚毁时，世上有如此多灵魂深受触动？亦或是，它如何获取如此巨大的象征力量，在民族神话与个人记忆交织的集体文本的象征体系中，被置于中心？

君主制命运的纪念碑

艺术史学家巫鸿曾在其著作中探讨艺术品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他从德国学者里格尔（Alois Riegl）处借用这一概念，后者认为，“‘纪念碑性’不仅仅存在于‘有意而为’的庆典式纪念建筑或雕塑中，所涵盖对象应当同时包括‘无意而为’的东西（如遗址）以及任何具有‘年代价值’的物件”，因此，使得一个物体成为纪念碑的，是“其内在的纪念性和礼仪功能”。巫鸿进而认为，“一座有功能的纪念碑，不管它的形状和质地如何，总要承担保存记忆、构造历史的功能，总力图使某位人物、某个事件或某种制度不朽，总要巩固某种社会关系或某个共同体的纽带，总要成为界定某个政治活动或礼制行为的中心，总要实现生者和死者的交通，或是现在与未来的联系”。

对圣母院“纪念碑性”最好的描述，自然出自雨果小说中极有名的一章《这个消灭那个》（Ceci tuera cela）——“象征需要在建筑上开花，于是建筑艺术同人类的思想一道发展起来，它成了千头万臂的巨人，把有着象征意义的漂浮不定的思想固定在一种永恒的、看得见的、捉摸得到的形式上面”。教堂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焦点，“[...]已经成为人类的伟大手迹。这是千真万确的，不但一切宗教的象征，而且连人类的全部思想，在这本大书和它的纪念碑上都有其光辉的一页”。或许，雨果熟悉西塞罗（Marcus T. Cicero）在探讨“记忆之术”的名言：“地点是任人写作的蜡版”。而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稍后在《法国史》中写道 ：“如果我看向这教堂，它会像一本历史书，一部对君主制命运的宏大记录......这大而重的教堂，满是百合花徽装饰，它更属于历史，而非宗教”。圣母院是历史重大事件的纪念碑，是王权与教权相斗、相融、相互嵌套之地。

“如果我看向这教堂，它会像一本历史书，一部对君主制命运的宏大记录......这大而重的教堂，满是百合花徽装饰，它更属于历史，而非宗教。”

圣母院坐落于巴黎的心脏西岱岛（如今其广场前的“零点”，还是各地距巴黎的距离测量的原点），与已消失的旧皇宫毗邻，史学家一般确认为墨洛温王朝的希尔德贝尔特一世（Childebert I，496-558）治下，1160年在主教莫里斯·德·苏利（Maurice de Sully）的倡导下重建成哥特风格。它位于巴黎神话的深处，从未在这传奇之都的兴衰中缺席。

根据艺术史学家Alain Erlande-Brandenburg的研究，在16世纪末以前，圣母院仍只是宗教崇拜的场所（最著名的时刻，即1239年圣路易迎接耶稣的荆棘冠），在王权仪式中很少登场。诚然，国王们会偶尔越界，比如，1302年，“美男子”腓力（Philippe le Bel，即腓力四世）为反抗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在此召开了史上首次三级会议（États généraux）；随后，为了庆祝一次军事胜利，他又把自己的塑像搬入圣母院，一位还活着的国王如此作为实属首次；而查理七世在百年战争后的1467年进行了第一次赞美颂（Te Deum），圣母院因此首度进入“活着的历史”中，至1793年，复活节前的第一个周五，巴黎市民都会进入圣母院祈福；又如，弗朗索瓦二世（François II）与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尔特（Marie Stuart）于1558年在此成婚。但这些间歇性的事件并未改变圣母院与政治的关系，它对王权的重要性，依旧无法与举行加冕仪式的兰斯（Reims）大教堂、和安葬国王与王后的圣德尼（Saint Denis）教堂比肩。

在16世纪末以前，圣母院仍只是宗教崇拜的场所，在王权仪式中很少登场。波旁王朝改变了这一切。

波旁王朝改变了这一切。亨利四世（Henri IV）与玛戈皇后在圣母院成婚时，巴黎是抵抗宗教改革运动的高地，信奉新教的亨利四世受到不少阻力，这场婚礼更引发了1572年著名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亨利四世无奈改宗，1594年3月22日，他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游行，在终点的圣母院里，他虔诚地跪在祭坛前，《赞美颂》响起，宗教争斗落下帷幕。之后，这位国王所有的大事都在圣母院里进行，比如与西班牙人的和约，以及他自己的葬礼。

1638年10月，在王子奇迹般地诞生后，路易十三发布了著名的誓愿，将他自己和整个王国献给玛利亚，圣母崇拜因此飞跃发展。其实，早在他差点病死在里昂后，他就写下了该誓愿的初稿，并选择8月15日圣母升天节（Assomption）来庆祝。是日，巴黎的父母都会带着小孩来圣母院祈祷，这一传统甚至流传至今。

路易十四继承父亲的遗志，重修了整个祭坛，放上圣母哀悼基督的雕像；而且每次军事胜利，他都在此举行盛大的赞美颂，并把敌军的旗帜保存在圣母院。政治与宗教自此融合，时常举行赞美颂、圣母升天节祈福、军队祈福和重要人物葬礼的圣母院，逐步媲美甚至超越了兰斯和圣德尼大教堂。

19世纪政权更迭的见证者

法国大革命后，圣母院的命运浮沉与政权的更迭相连，而每个时代赋予自身的政治意涵，也会赋予圣母院不同的政治想像和象征地位。因此，我们看到了圣母院在世俗化的国家象征与宗教场所之间的来回摆荡。

在Erlande-Brandenburg笔下，圣母院世俗化过程的极致，乃是大革命期间。起初，纵然圣母院惨遭劫掠破坏，却从未关闭，各种仪式仍然继续。攻占巴士底的次日，革命前期领袖之一、国民制宪议会主席巴依（Bailly）还曾去圣母院唱赞歌欢庆胜利。随后圣母院陆续参与了诸多国家大事：1789年10月路易十六在民众压力下从凡尔赛归返卢浮宫；1792年9月25日宪法写就等等。这些重要时刻，圣母院都会举行庆典；1793年3月8日，圣母院被插上黑旗，以此悼念法国军队的牺牲者；同年12月1日，《人权宣言》在此宣读。圣母院遂从宗教与王权的场所，转变为法国的象征。

而雅各宾专政期间，教堂变成了容纳革命想像的大型剧场。所有与旧王朝有关的装饰被毁，西门上的100多座雕像被尽数取下，他们的头颅都被砍下。圣母院更被短暂地更名成“理性神殿”。代表自由的火炬在祭台上燃烧。中殿中摆满了哲学家的半身像。

不过，圣母院的世俗庆典，逐步与旧时的宗教庆典再度相融。尤其雾月政变后，拿破仑需要宗教来稳定社会的秩序。1800年7月14日，法国没有庆祝巴士底的攻陷，转而进行了纪念法国军队胜利的弥撒，便是突出的例子。当然，圣母院最高光的时刻之一，即1804年拿破仑的加冕典礼。为了赋予自己新的合法性，他不愿前去传统中国王加冕的兰斯大教堂，这位自诩的“法国人的国王”，再次肯定了圣母院新的国家象征的地位。

圣母院最高光的时刻之一，即1804年拿破仑的加冕典礼。

复辟后，查理十世（Charles X）恢复了圣母院往日的功能；但七月王朝时，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有意与前任做区隔，圣母院因而遭遇了长时间的遗弃。期间，反教权运动猖獗，大主教两次遭袭，圣母院也遭到新一轮的破坏。1848年革命后，圣母院重又受欢迎起来。尤其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治下，每逢攻陷塞瓦斯托波尔（Sébastopol）、马真塔（Magenta）战役获胜、皇子受洗等大事，圣母院的钟声定会响起。但当第二帝国被推翻后，圣母院又遭遇了一次劫难：巴黎公社试图在其中放火，幸而被及时扑灭。

雨果与圣母院的文学想像

说到圣母院，雨果（Victor Hugo）始终是绕不开的人物。他一直是维护古建筑的斗士，曾于1835-1848年担任艺术与古迹委员会的成员；巴黎圣母院未遭拆除且重获修缮，也与《巴黎圣母院》的巨大成功不无关系。“书籍将要消灭建筑”，这是雨果在书中的著名论断，而他的小说也赋予了建筑难以抹去的文学想像，圣母院被包裹在“被称为戏剧或小说的神秘小宇宙”中。米什莱写道：“自此，这就是他的东西了，是他的封地，是卡西莫多的财产。在老教堂边，他盖起一座诗的教堂，与老教堂的底基一般坚固，与它的塔楼同高”。这本停留在法国各个世代集体记忆中的经典，为教堂抹上一层文学的金粉，让它以另一种形式被编入民族神话的肌理之中。

雨果将小说的背景置于15世纪末暮色中的圣母院。这种对中世纪和哥特建筑的偏爱在当时远非孤例。整个西方的小说家们都借用中世纪的“古”来讽19世纪的“今”。尤其，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许多人希望找寻一段自认为纯粹无暇的基督教信仰时期来作为今时今日的模板，因此，与古典时期崇尚古希腊与罗马时代不同，他们选取了中世纪这一先前被贬为黑暗愚昧的时代。许多浪漫主义者都身在潮流中，如德国的施莱格尔（Fridriech Schlegel）。在《古今文学史》（Geschichte der alten und neueren Literatur）中，他颂扬亚瑟王传奇、尼伯龙根指环等传奇故事，并认为哥特建筑最能表现神圣思想的飞升。文学创作中，黑色哥特小说与司各特的小说与诗歌风靡全欧。

雨果将小说的背景置于15世纪末暮色中的圣母院。这种对中世纪和哥特建筑的偏爱在当时远非孤例。

雨果在早期诗歌中就表露了对中世纪的偏爱。1825年，年仅23岁的雨果发表《论法国纪念性建筑的毁坏》。7年后，他又在《两个世界杂志》上发表《向拆毁古建筑者宣战》（Guerre aux démolisseurs），抨击他所谓的新的“汪达尔主义”（vandalisme，即破坏古迹行为）：“建筑中有两样东西：它的功用和它的美；它的功用属于主人，它的美属于全世界，属于你、我、大家。因此，摧毁建筑超出了主人的权利。这是一个关乎普遍利益、民族利益的问题”。1831年，在哥特小说与司各特的《惊婚记》（Quentin Durward）影响下，雨果写出了《巴黎圣母院》，他在书中又再而三地为古建筑辩护：“在我们期待的新的纪念性建筑的时候，还是把古老的纪念性建筑保存下来吧。假若可能，就让我们把对于民族建筑艺术的热情灌输给我们的民族吧” 。

可以说，雨果赋予了圣母院以双重的民族性：首先在现实中，他将它视为整个群体的普遍性遗产。精于19世纪法国文学的Henri Scepi教授提醒我们，青年雨果有过从保皇主义走向共和主义的一段过程，而他对古迹的保护，也从把国家与宗教混为一谈的保守天主教思想中解放，转变成以“世俗的神圣化”为名的战斗，他将古建筑赋予建立集体记忆的不朽价值。其次，他的小说，更是“不满足于在历史重构基础上的事件叙述，还随着线性的故事发展，包含了对人民走向他们自身政治意识这一既矛盾又障碍重重的历史进程的思考”。他的文学虚构如同哥特建筑一般，总试图攀升至理念化的状态，既有围绕爱、命运与死亡的经久不衰的情感主义，又有一整套自由主义思想和民族美德的理念，圣母院成为上演这一切国家历史的象征神话的舞台。

雨果的文学虚构如同哥特建筑一般，总试图攀升至理念化的状态，既有围绕爱、命运与死亡的经久不衰的情感主义，又有一整套自由主义思想和民族美德的理念，圣母院成为上演这一切国家历史的象征神话的舞台。

自1843年始，建筑师让-巴蒂斯特·安托瓦·拉叙（Jean-Baptiste-Antoine Lassus）与欧仁·维奥莱-勒-杜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主持的圣母院修复工程持续了20年。他们添加了数个滴水兽和新的尖塔，仿佛雨果笔下荒诞与诡谲并存的黑色哥特虚构被赋予了实体。

记忆之场

1870年第三共和成立后，尤其1905年的政教分离法通过后，20世纪的巴黎圣母院与政治的联结不复紧密。但它与共和国的关系从未断裂，它的仪式功能仍然继续：一战和二战结束时，圣母院的钟声总会响起；1945年5月4日，戴高乐将军与其他同盟国首脑一齐参加了赞美颂仪式。戴高乐、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等几任总统逝世时，总会在此进行安魂弥撒。2015年11月的恐袭后，圣母院的丧钟为逝者而鸣。在这些重复性的纪念仪式中，圣母院总能为共和国提供符号表象，并在传统中汲取象征资本。

同样重要的是，圣母院与巴黎市民的日常生活依旧相连。曾经在中国驻留14年的外交官、作家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回忆自己在18岁那年的圣诞皈依天主教，他站在圣母院里的圣母像前，“我突然感受到无邪的心碎之情、上帝永恒的童年，这是不可磨灭的启示”。此次火灾时，众人围在岸边唱着圣歌；媒体也搜集了不少民众对圣母院的深情回忆，这些都显示，克洛岱尔的上述情结并未在今日完全消失。

与法国的所有教堂一样，圣母院可免费进出；信徒经常在此受洗或参加别的宗教活动，游客与市民也会来此参加大型节日，如圣诞弥撒或灯光秀等等。这些个人记忆汇集起来，将圣母院变成了集体记忆的主体和载体。

不可否认，圣母院与当代生活愈发疏离。它也愈发屈从于一种资本逻辑，被异化成巴黎标志性的“景点”。

然而，不可否认，圣母院与当代生活愈发疏离。它也愈发屈从于一种资本逻辑，被异化成巴黎标志性的“景点”。火灾次日，“玫瑰花窗彻底毁坏”这一虚假消息登上国内微博的热搜，说明圣母院在无数图像组成的棱镜中、在游客的意识中被景观化，徒剩表层的可感知标记。

与雨果的时代相比，如今，我们的意识与过去更为断裂。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谈到，当记忆的环境（milieu）消失，当“自发的记忆”不复存在时，“记忆之场”（lieu de mémoire）开始出现。它们是“尚存有纪念意识的一种极端形态。正是当下世界的去仪式化催生了‘记忆之场’这一概念”。作为记忆之场的圣母院，“不再是全然鲜活的，也不是已经完全死亡，就像这些贝壳在活生生的记忆海洋退潮之后栖息在岸边”。它是归属感与陌生感并存的混合场所，或如德国的英语文学教授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言，“只有此地而没有此时，是一种一半的真实性”。它只能用沉默来呼喊这一半的缺场。

纪念碑形式通常与永恒、静止相连，因此，圣母院的遭难所展现的脆弱性才如此令人震动。然而，仿佛只有透过这脆弱性，它才能寻回自身的价值。

纪念碑形式通常与永恒、静止相连，因此，圣母院的遭难所展现的脆弱性才如此令人震动。然而，仿佛只有透过这脆弱性，它才能寻回自身的价值。仿佛，只有在这火光烛天的强烈瞬间里，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排挤掉的神圣性才能彻底回归；仿佛，只有透过物质形式的自毁，它的象征力量才能完满，因为人们在可感的当下，再度失去了业已消亡的历史。

还是让我们以《巴黎圣母院》的一句拉丁铭文作结吧：“Tempus edax, homo edacior”——“时间盲目，人类愚蠢”，雨果翻译道。

（杜卿，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