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捍卫学术自由”还是“边缘人出局”？荷兰莱顿大学停办孔子学院风波背后

今年2月19日，享誉国际的汉学研究重镇，荷兰最古老的大学——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宣布将关闭该校的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双方合作会在今年8月31日现行合同到期后终止。

在莱顿大学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校方首先肯定了孔子学院在过去几年中为促进中荷之间教育和文化的交流所做出的贡献，承认“孔子学院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增进了荷兰学生和公众对中国语言文字和中华文化的了解”。但同时指出“校方认为孔子学院目前的活动不再符合莱顿大学的中国战略和近几年的发展方向”，因此不再继续与该机构的合作。声明进而明确表示“莱顿的中国战略将把学校自己的中国研究及其与中国相关研究机构的合作给予优先考虑”。

这篇措辞考究的声明一经发布，便在校园内外引发讨论。考虑到之前美国和加拿大的多所大学都频频传出终止与孔子学院合作的消息，人们因此好奇这股“关停风波”是否也将继续蔓延欧陆？在莱顿这所素以“自由之棱堡”（Praesidium Libertatis）著称的古老大学，孔子学院的关停，是否暗示著“西方价值”与“中国价值”之间新一轮冲突的爆发？

笔者通过实地调查采访，发现情况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简单。甚至可以说，在外界流行的“干涉学术自由遭遇反弹”叙事之外，孔子学院在莱顿，更像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旁观者，最终黯然出局，并只能以沉默示人。而在这背后，与孔子学院关联密切却形象不佳的中国政府“功不可没”。

孔子学院在莱顿

莱顿大学始建于1575年，由八十年战争中的荷兰革命领袖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所建，至今与荷兰王室关系密切，包括现任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在内的多位国王和王室成员都毕业于该校。从十九世纪初开始，莱顿大学便开展起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亚洲研究，并于1930年代正式创立汉学系，提供扎实的汉文训练，培养专业的中国问题研究者。直到今天，莱顿大学都是荷兰乃至欧陆范围内中国研究的重镇。2006年7月7日，这所具有深厚中文教育和中国研究传统的大学，与中国的山东大学签署协议，设立孔子学院，开启了双方长达十二年的合作。

在过去几年的合作中，双方在汉语教学、汉语教师培训、汉语水平测试、学生暑期项目和中荷作家交流等诸多领域均取有成就。莱顿大学汉学系的司马翎（Rint Sybesma）教授和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教授接连出任孔子学院荷方院长，两人的主要研究领域都与中国关系密切。其中，司马翎教授是荷兰著名的语言学家，曾在中国辽宁大学留学，对中国语言有精深研究。而柯雷教授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诗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能讲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

而中国方面的师资和管理人员主要由山东大学外派。目前担任中方院长的是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李欣人。莱顿孔子学院的官网上显示，目前有四名中国教师和一名荷兰学生助理，其中专门负责中文教学的仅有一人，其余四人各自负责诸如录取、教材采购、奖学金申请以及汉语水平考试的相关事宜。

课堂之外的边缘影响

跟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孔子学院相比，莱顿大学的孔子学院在中文教学方面起到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这与莱顿自身拥有雄厚的汉学基础师资很有关系。在调查中，笔者几经周折联系上了一位几年前在莱顿孔子学院工作过，目前在荷兰读书深造的中国学生，询问他关于孔子学院和莱顿汉学系在合开中文课程方面的情况。根据他的描述，在汉学系面向本科学生和研究生开设的中文课程中，主讲老师全部来自莱顿汉学院，而孔子学院只是不时派出老师、作为客座嘉宾或者院内的实习生（中国人外国人都有）参与课堂教学。

莱顿大学的孔子学院在中文教学方面起到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这与莱顿自身拥有雄厚的汉学基础师资很有关系。

此人的说法被汉学系官网提供的课程信息予以证实。根据官网信息，莱顿汉学系共向本科和研究生提供五门与中文相关的课程，其中“现代汉语”由来自汉学系的Ans de Rooij-van Broekhuizen女士主讲，授课语言为荷兰语，教材也由莱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古代汉语”课的教师是莱顿汉学院中国哲学研究专家Paul van Els博士，授课语言也为荷兰语。面向研究生的“现代汉语听说读写（高阶）”和“古汉语阅读（高阶）”分别由来自台湾的Ying-ting Wang和来自中国大陆的Fan Lin博士主讲，二人都是汉学系教师，授课语言均为中文。笔者在对几位曾上过以上课程的汉学系同学进行了采访，他们的回忆都认为孔子学院并未对汉学系日常的教学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当然，作为国际汉语能力考试 （HSK） 的主持和评测机构，中国“汉办”（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孔子学院，以教学课堂之外的方式对荷兰学生发挥影响。根据课程要求，只有通过了中国汉办主持的HSK测试并获得四级证书，或者通过台湾方面主持的华语文能力测验 （TOCFL） 并获得三级证书的学生，方能获得现代汉语高阶课程的选课资格，而孔子学院在莱顿大学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提供相关的培训和考试报名服务。

在此背景下值得额外一提的是，笔者注意到，HSK和TOCFL两个考试于2017年之前都在莱顿大学设有考场，但从2018年开始，台湾方面主办的TOCFL考试的考场将从莱顿大学撤出，迁往与驻荷兰台北代表处联系紧密的海牙台北中文学校。就莱顿大学的例子而言，两岸当局在海外华文教育领域的竞争，似乎中国大陆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学生是自由的，谁能强迫？”

在听说莱顿近期要终止与孔子学院合作一事之后，笔者在莱顿汉学院的受访对象们都表示非常惊讶，但又旋即流露出某种微妙的情绪。

例如，笔者在莱顿汉学系的同学、研究中国新儒家和斯宾诺莎的Alice，曾在入学第一年获得了孔子学院的奖学金资助，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了一场学术会议。她听到这一消息、并询问了一些细节之后表示：“我真的不希望莱顿孔院关闭。但其实也难怪，（孔子学院）对研究有太多干涉了，至少它太想试图去那样做。”

“（孔子学院）对研究有太多干涉了，至少它太想试图去那样做。”

有趣的是，当笔者问及她个人与莱顿孔子学院有关的经历时，Alice则明确表示她在莱顿的学习和研究并未受到来自孔子学院方面的任何干涉，她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曾在网上看到过之前加拿大的麦马士达大学 （McMaster University）孔子学院因被加拿大地方当局认为涉嫌歧视而关停的相关报道。

Alice的反应并非孤例。汉学系硕士研究生、出生在荷兰的华裔Alex Zhao也表达了这种有点自相矛盾的情绪。在问及他与莱顿孔子学院人员的接触与交流时，他说：“我并没有真的上过他们的课，因为我中文阅读还不错，只是普通话发音有一些粤语口音，所以并不需要去上课，唯一与他们打过的正式交道是报名HSK考试。不过我经常去孔子学院办公室找里面的工作人员聊天，她们人都很和善，很乐于帮助我纠正发音。”

不过，他话锋一转：“其实很多同学对孔院的印象并不好，认为它是中国政府的宣传机构。我听说曾有个汉学系老师被邀请去参加孔院办的‘汉语桥’活动回来后抱怨说‘为什么要我在演讲中夸赞中国？强迫的夸赞算得上夸赞吗’？”笔者紧接著问他：“那你是否真的认为孔子学院干涉了所谓学术自由？”他回答道：“其实就莱顿孔院来说，这些批评基本都是些rumours（传言），反正我个人没遇到这种情况。”

“非常荒谬，学生和老师都是自由的，谁能强迫？”在从笔者处听闻上述两位受访者的回答后，曾在莱顿孔子学院工作过的那位中国学生显得有些愤怒和无奈。他回忆自己在莱顿孔子学院的工作时说：“绝对没有任何人要求学生要夸赞中国。这些其实都是误解。”但笔者追问道：“那你觉得为何会有这样的传言和误解？作为莱顿孔子学院内部的工作人员，对此应该会有所耳闻，你和你的同事有没有试图回应或者澄清过呢？”他随即说自己不清楚，并表示这个话题他只能谈到这里，不愿意再继续下去。

动辄得咎，因此沉默？

这位前莱顿孔子学院工作人员的反应，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目前孔子学院在应对海外舆论质疑时的疲惫和无奈。这种无力感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孔子学院自身运行模式的某种暧昧属性，但更与支撑著它的中国政府在海外舆论中的形象密切相关。

就机构性质而言，孔子学院自创设之初就把自身定位为一个致力于语言培训和促进文化交流的非盈利性教育机构，在这一点上它与德国的“歌德学院”（Goethe Institute）、法国的“法国文化协会”（Alliance Franҫaise）以及义大利的“但丁学院”（Società Dante Alighieri）非常相似。

但在运营模式上，孔子学院则与上述机构有很大的不同。孔子学院主要依靠与国外大学开展业务，其活动场所主要设在合作大学的校园内，而“歌德学院”等文化机构则是独立运行的社会机构，不依附与某所学校或者研究机构。孔子学院的这种“植入”运营模式，更容易让外界有理由怀疑其可能对合作大学的教学活动施加影响。

孔子学院的这种“植入”运营模式，更容易让外界有理由怀疑其可能对合作大学的教学活动施加影响。

但姑且不论孔子学院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运行状况，仅就莱顿大学个案而言，人们对这种“影响”的描述近乎于一种想象。笔者在采访完Alex后，邮件联系了他曾提到的那位莱顿汉学系的满文教学讲师Sam-Sin Fresco，询问他是否如Alex所说曾被孔院要求在演讲中“夸赞中国”。出人意料的是，他表示自己的确参与过孔子学院的活动，但那并不是莱顿，而是位于荷兰北部的格罗宁根大学（Groningen University）的孔子学院。他在所回复的邮件中说道：“我对上次与格罗宁根大学孔子学院的合作很满意，中方工作人员让人感到非常专业。”

既然“干涉学术自由”的指控被证明仅是传言，并无实据，为何莱顿的孔子学院方面不进行正面申明和回应呢？就这个疑问，笔者采访了莱顿大学汉学系讲师、日本和中国儒学研究者Kiri Paramore。

Paramore认为，这与当下中国政府在海外的形象有很大关系。他说：“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JEES）举办的很多关于日语培训和推广的活动，其实都在鼓励参与者表达对日本和日本文化的欣赏与仰慕，但似乎没有参与者事后对此表示不快或者愤怒。要知道，跟孔子学院一样，日本的这些机构也是接受日本政府资金赞助的，虽然那些钱跟孔子学院从中国政府那里拿到的相比要少很多。人们不会因为JEES是日本政府支持的，就批评它是意识形态的输出工具，但对孔子学院的态度就截然相反。我认为这还是与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尤其是在西方民众心中的形象不够正面密不可分。一定程度上，孔子学院在面对外界批评和质疑时不得不选择沉默，因为你动辄得咎，因为你跟那个在很多西方人心中形象不那么正面的中国政府有很深的联系，所以沉默就成了唯一‘不是办法的办法’。”

“人们不会因为JEES是日本政府支持的，就批评它是意识形态的输出工具，但对孔子学院的态度就截然相反。我认为这还是与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尤其是在西方民众心中的形象不够正面密不可分。”

在后续邮件中，Paramore还透露了自己从莱顿汉学系一位同事处了解到的内情。后者曾参与了校方决定关停孔子学院前举行的咨询会议。据Paramore转述，那次会议讨论的并非是否“中止”与孔子学院方面当下的合作协议，而是讨论是否于今年夏季末终止前“续签”现行协议。就当时参会者的讨论来看，并没有谁对这一问题表达强烈的支持或者反对意见。在讨论结束后的不记名投票中，最终支持“不再续签协议”者占多数。同时Paramore在邮件中申明，这次咨询会议和投票并非校方决策的最终步骤，不再续签合作协议的决定最终是由莱顿大学董事会做出的。

截至发稿前，笔者一直试图采访莱顿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李欣人和荷方院长柯雷，前者表示孔子学院的对外事务由荷方院长柯雷负责，而柯雷则让笔者与莱顿大学官方发言人联系，但同时暗示称，除了学校官网发布的声明外，校方对此事不会有更多信息可以补充。

结语：捍卫自由，还是权衡利弊？

传播中华文化并非莱顿孔子学院的主要职能，有时它甚至连“中间人”都算不上，只是一个大家都知道其“在场”的旁观者。

正如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的Gil Jeffrey在对孔子学院的研究专著《软实力与中文的全球推广》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孔子学院属于一种“弥散型的全球计划”（diffused global projects）。该类型的计划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范围广；第二，强度大；第三，发展速度快；第四，影响力低下。

截至2018年底，中国汉办已经在全球154个国家（地区）建立548所孔子学院和1193个孔子课堂，范围不可谓不广，师资和经费投入不可谓不多，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但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孔子学院既没能对所在国政府的中国政策产生影响，也未能真正改变当地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哪怕它事实上尽力在为当地学生和市民普及中国历史和文化。

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孔子学院既没能对所在国政府的中国政策产生影响，也未能真正改变当地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哪怕它事实上尽力在为当地学生和市民普及中国历史和文化。

这最终只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孔子学院只能主要依靠资金方面的优势维系当前的扩张态势，毕竟没有多少教育机构能拒绝这样一笔不小的经费支持。以莱顿大学为例，与孔子学院合作的十二年中，后者并未真正主导汉学系的中文教学，也没能按照某种规范改变汉学系学生对中国的认知，绝大部分学生对中国的了解还是基于汉学系教授们的专业研究和教学。换句话说，传播中华文化并非莱顿孔子学院的主要职能，有时它甚至连“中间人”都算不上，只是一个大家都知道其“在场”的旁观者。因此，孔子学院与莱顿的合作，就很容易被相似的机构所替代。

或许莱顿方面正是考虑到了整个西方世界对孔子学院的猜疑和非议，并且也找到了更不容易引发争论的、可替代当前孔子学院的合作方式，才会做出在当前合同终止后不再续签的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莱顿大学这次关停孔子学院，与其说是对所谓“自由之棱堡”的捍卫，不如说是利弊权衡之后的理性选择。

（秦恕天，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