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2019两会总结】吴强：“习跃进”或逢调整，“减税”作为“政治让步”的意义

和往年相比，2019年的中国“两会”并没有多大不同：一次人民代表和委员们参政、议政的短暂年会，但是通常只见各种拥护、赞扬之词，听不到多少向总理、部长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质询。其实，“两会”倒更像是一场发生在中国的行政长官们、与规模庞大更甚代表或委员总数的媒体记者们之间的交锋——虽然大多数问题也是事先安排好的。

论两会的戏剧性，今年不若2012年薄熙来和温家宝相互“斗法”那般惊心动魄，也没有去年记者席上“红衣小姐”和“蓝衣小姐”的“白眼之争”；但今年也有凌友诗这样的台籍港区政协委员发言时的矫揉造作，还有教育部长陈宝生刻意使用互联网俗语回应记者提问（编注：被问及课业负担问题，陈宝生用“学生不高兴，就是宝宝不高兴；宝宝不高兴，后果很严重”来回答）。不过，在代表和委员几近不动声色间，这个中国政坛每年一度少有的公开窗口，还是流露出一些不同寻常的迹象——比如提出今年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负担近两万亿元。尤其当这些迹象发生在十九届中共二中全会——同时是去年修宪大会——后的周年时，显示出中国政治正在发生一次悄悄的路线调整。

这一调整发生的时机，酷似1958年和1978年“大跃进”和“洋跃进”的两次调整，也类似1974年、1989年两次整顿，因而再次反映出中国政治的政治周期，使得今年的两会在理论上颇具如选举社会下才有的“换届效应”：两届任期中的期中选举给予选民机会修正他们对政治家的评价，并可能因为在任者的过度寻租而触怒选民导致弹劾。譬如尼克松的下台和克林顿的被弹劾案，都发生在他们的第二个任期上。

中国政治过程缺乏如此的民主约束，但因为过度寻租行为更为夸张，因此在事实上引发国内外巨大反弹，造成和“弹劾”差不多的效果——过去下半年以来的政治气氛，因突击修宪的政治紧张而引发改变，同时中国政治和公共议程的设置，被中美贸易战裹挟。因此，当整个2019年的两会气氛和一年前的热闹大相径庭，听不到有关“中国制造2025”的任何声音时，便让人怀疑过去几年鼓励“国进民退”的“习跃进”路线遭遇调整。

“经济 – 技术官僚”的选择

在中美贸易战的压力下，“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计划似乎暂时搁置，起码是退出了公开宣传；至于同样属于“习跃进”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也将面临同样的调整，仍需等到今年四月的“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上见分晓；但是李克强总理在本次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空前地降低经济增速预期到6-6.5%，并且承诺实施规模两万亿的减税费计划和压缩行政费用的节约计划——虽说这一空前的减税计划的历史意义可能要在未来的长时段内才能看清，但是，作为可能是中共改革开放甚至建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减税，在在显示中国政治周期内的一个大调整。

如李克强在3月15日闭幕后记者会上直接承认的，中国经济基本面正处于下行。中国政府推行大规模减税，而不仅是采用过去常用的货币和财政手段调整，也是过去三年来中国许多经济学者所建议的、因应经济下行期的全球竞争、挽救处于困境的私营部门、促进消费的方案。

当然，不同于历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落实竞选承诺的力度超乎预期，同时，他对华立场的一贯直接也让他成为过去五十年以来中美关系中，对中方来说可能最难以打交道的谈判对手。这让今年两会笼罩着中美贸易战的阴影，甚至影响到李克强在最后面对记者有关贸易战的提问时，顾左右而言他，完全回避对中美贸易谈判和中美关系做出任何实质性回答。

这或许可归于中国对美谈判、对美外交的制度限制。李克强身为总理和外事领导小组副组长，在外交事务上却仿佛局外人，反倒是刘鹤和王岐山在3月12日聆听“两高”报告期间离座会商引人关注。就在两会期间的12日和14日，刘鹤两次与美国贸易代表和财长通话，努力推进中美贸易谈判脱离困局。 若以刘鹤在今年两会的身影为切入点，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李克强的减税费政策的更深含义。

且不论效忠对象，曾经在哈佛获得MPA学位的刘鹤，与王岐山等人都属于中共党内经济官僚，而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从陈云到朱镕基、王岐山和刘鹤，无不是主导各个“十年”的经济舵手。他们通过吸收和支持国内经济智囊团的方式培养了大批经济官僚，造就了中国官僚体制中的特殊派系；他们主导中国经济政策乃至许多全局性的政策走向，也是中国改开四十年奉行新自由主义市场路线、坚决融入全球化、乃至在中美贸易战争论中支持“对美妥协”的中坚力量。在习近平身边的智囊中，在李克强的班底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他们的身影和声音无所不在。或许只有从这一角度，也即“经济 – 技术官僚”的政策立场和力量存在，才可能真正理解减税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和今年两会对“习跃进”路线的“调整”含义。

以“减税”替代“镇压”？

喜欢为经济学著作写序的刘鹤，曾经推荐并评论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何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称此书“展示了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对一国在历史的关键点上能否抓住机会、实现跃升的关键性作用”。如同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国家为何会失败》在北京干部圈中颇为流行，对“包容性发展”的概念多有采纳。作者阿塞莫格罗（Daron Acemoglu）和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分别是MIT和哈佛的著名教授，尤其罗宾逊来自刘鹤曾经就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他们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作为一个“华盛顿共识”的局外人，却忠实执行了贯穿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所要求的经济政策。但是，他们也提出中国的“威权性增长”是一条错误的路线，将遇到一个透明天花板，而无力进行真正的改革，并遭受不可预见的混乱后果。

这似乎正是今年两会在遭遇中国经济下行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如习近平一月份提出的所谓“七大风险”。只是，在习严厉警告“颜色革命”并以“底线思维”应对之后，李克强代表中央提出的“减税”方案，恰是阿塞莫格罗和罗宾逊的另一本稍早的著作《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当中所提出的假设：面对基尼系数所标志的社会不平等扩大，在不涉及集体行动分析的条件下，威权主义政体面对民众革命的威胁时，会在“减税和再分配”这样的让步形式，与镇压手段之间作出选择。

换言之，社会不平等的扩大足以造成“革命”的情势，也是习近平年初强调“颜色革命”的主因，习的考量甚至在他过去几年大力推动扶贫政策、同时查没大资本的举动中皆有伏笔。何况对非民主国家来说，时刻担心被颠覆、或者爆发革命，恐怕正是他们与民主国家最大的区别，尤以中国为最。另一方面，他又号召全党总动员，强调以所谓“底线思维”应对，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言外之意即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但是，正是在习近平对今年工作刚做出如此部署之后的一个月，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却以“减税降费”的方式，一方面调整了过去几年习的激进扩张，另一方面更具政治的让步意义，向八千万纳税人也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主体——一个通过纳税记录所确认的政治主体让步。

在这意义上，从习近平 – 刘鹤2012年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到今天吸收了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提出的“结构性改革”，至李克强内化为今年人大会议上所说的“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和减税降费，起码在经济思想层面是一致的。

事实上，在2013年初出版、由刘鹤主编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书、以及刘鹤为其所做的序中都能看到，过去六年对于以“危机执政”获得个人集权的习近平有莫大助力的刘鹤，始终强调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需要积极化解改革开放四十年间积累的社会矛盾——他对阿塞莫格罗和罗宾逊提出的“减税作为镇压替代”的建议应该并不陌生。何况，从他一开始进言的供给侧改革思想本身，就包含了拉弗曲线这样教科书一般的减税政策，也才有过去几年来中国经济学者对减税的多次建议。在这意义上，从习近平 – 刘鹤2012年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到今天吸收了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提出的“结构性改革”，至李克强内化为今年人大会议上所说的“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和减税降费，起码在经济思想层面是一致的，有助于说服最高领袖，也可见这一让步未必反映习、李之间的分歧。

问题只是，如阿塞莫格罗和罗宾逊所论证的，一个是民众的革命权力只是虚构的，另一个则在权贵承诺的可信度。前者很大程度上只是基于基尼系数的社会不平等想像和当局的“茉莉花革命”恐惧；后者只有作出如扩大公民权或者人大完全承认已经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才是可信的，也是通向民主化的道路，能够真正避免革命和镇压，而非在面对不平等危机加剧时，才要在革命和镇压之间做出判断。

无论如何，3月15日上午闭幕式上人大代表们给予李克强工作报告的高度肯定——零票反对，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表明，“政治让步”而非“镇压”，受到了至少体制内精英的欢迎。人民的力量，包括革命的可能，无论是基于虚构或者恐惧，算是久违地进入到中国最高级别的政治议程中。这或许是修宪一周年以来、甚至传言中2012年所谓“未遂政变”以来，中国政治最为积极的变化吧。

（吴强，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