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2019兩會總結】吳強：「習躍進」或逢調整，「減税」作為「政治讓步」的意義

和往年相比，2019年的中國「兩會」並沒有多大不同：一次人民代表和委員們參政、議政的短暫年會，但是通常只見各種擁護、讚揚之詞，聽不到多少向總理、部長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和最高檢察院檢察長的質詢。其實，「兩會」倒更像是一場發生在中國的行政長官們、與規模龐大更甚代表或委員總數的媒體記者們之間的交鋒——雖然大多數問題也是事先安排好的。

論兩會的戲劇性，今年不若2012年薄熙來和温家寶相互「鬥法」那般驚心動魄，也沒有去年記者席上「紅衣小姐」和「藍衣小姐」的「白眼之爭」；但今年也有凌友詩這樣的台籍港區政協委員發言時的矯揉造作，還有教育部長陳寶生刻意使用互聯網俗語回應記者提問（編註：被問及課業負擔問題，陳寶生用「學生不高興，就是寶寶不高興；寶寶不高興，後果很嚴重」來回答）。不過，在代表和委員幾近不動聲色間，這個中國政壇每年一度少有的公開窗口，還是流露出一些不同尋常的跡象——比如提出今年全年減輕企業税收和社保負擔近兩萬億元。尤其當這些跡象發生在十九屆中共二中全會——同時是去年修憲大會——後的週年時，顯示出中國政治正在發生一次悄悄的路線調整。

這一調整發生的時機，酷似1958年和1978年「大躍進」和「洋躍進」的兩次調整，也類似1974年、1989年兩次整頓，因而再次反映出中國政治的政治週期，使得今年的兩會在理論上頗具如選舉社會下才有的「換屆效應」：兩屆任期中的期中選舉給予選民機會修正他們對政治家的評價，並可能因為在任者的過度尋租而觸怒選民導致彈劾。譬如尼克松的下台和克林頓的被彈劾案，都發生在他們的第二個任期上。

中國政治過程缺乏如此的民主約束，但因為過度尋租行為更為誇張，因此在事實上引發國內外巨大反彈，造成和「彈劾」差不多的效果——過去下半年以來的政治氣氛，因突擊修憲的政治緊張而引發改變，同時中國政治和公共議程的設置，被中美貿易戰裹挾。因此，當整個2019年的兩會氣氛和一年前的熱鬧大相徑庭，聽不到有關「中國製造2025」的任何聲音時，便讓人懷疑過去幾年鼓勵「國進民退」的「習躍進」路線遭遇調整。

「經濟 – 技術官僚」的選擇

在中美貿易戰的壓力下，「中國製造2025」的戰略計劃似乎暫時擱置，起碼是退出了公開宣傳；至於同樣屬於「習躍進」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否也將面臨同樣的調整，仍需等到今年四月的「第二屆『一帶一路』高峰合作論壇」上見分曉；但是李克強總理在本次人大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空前地降低經濟增速預期到6-6.5%，並且承諾實施規模兩萬億的減税費計劃和壓縮行政費用的節約計劃——雖說這一空前的減税計劃的歷史意義可能要在未來的長時段內才能看清，但是，作為可能是中共改革開放甚至建政以來第一次大規模減税，在在顯示中國政治週期內的一個大調整。

如李克強在3月15日閉幕後記者會上直接承認的，中國經濟基本面正處於下行。中國政府推行大規模減税，而不僅是採用過去常用的貨幣和財政手段調整，也是過去三年來中國許多經濟學者所建議的、因應經濟下行期的全球競爭、挽救處於困境的私營部門、促進消費的方案。

當然，不同於歷任總統，特朗普（川普）上台後落實競選承諾的力度超乎預期，同時，他對華立場的一貫直接也讓他成為過去五十年以來中美關係中，對中方來說可能最難以打交道的談判對手。這讓今年兩會籠罩着中美貿易戰的陰影，甚至影響到李克強在最後面對記者有關貿易戰的提問時，顧左右而言他，完全迴避對中美貿易談判和中美關係做出任何實質性回答。

這或許可歸於中國對美談判、對美外交的制度限制。李克強身為總理和外事領導小組副組長，在外交事務上卻彷彿局外人，反倒是劉鶴和王岐山在3月12日聆聽「兩高」報告期間離座會商引人關注。就在兩會期間的12日和14日，劉鶴兩次與美國貿易代表和財長通話，努力推進中美貿易談判脱離困局。 若以劉鶴在今年兩會的身影為切入點，或許能從另一個角度理解李克強的減税費政策的更深含義。

且不論效忠對象，曾經在哈佛獲得MPA學位的劉鶴，與王岐山等人都屬於中共黨內經濟官僚，而過去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從陳雲到朱鎔基、王岐山和劉鶴，無不是主導各個「十年」的經濟舵手。他們通過吸收和支持國內經濟智囊團的方式培養了大批經濟官僚，造就了中國官僚體制中的特殊派系；他們主導中國經濟政策乃至許多全局性的政策走向，也是中國改開四十年奉行新自由主義市場路線、堅決融入全球化、乃至在中美貿易戰爭論中支持「對美妥協」的中堅力量。在習近平身邊的智囊中，在李克強的班底中，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他們的身影和聲音無所不在。或許只有從這一角度，也即「經濟 – 技術官僚」的政策立場和力量存在，才可能真正理解減税的政治經濟學意義和今年兩會對「習躍進」路線的「調整」含義。

以「減税」替代「鎮壓」？

喜歡為經濟學著作寫序的劉鶴，曾經推薦並評論2012年出版的《國家為何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稱此書「展示了包容性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對一國在歷史的關鍵點上能否抓住機會、實現躍升的關鍵性作用」。如同王岐山推薦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國家為何會失敗》在北京幹部圈中頗為流行，對「包容性發展」的概念多有采納。作者阿塞莫格羅（Daron Acemoglu）和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分別是MIT和哈佛的著名教授，尤其羅賓遜來自劉鶴曾經就學的肯尼迪政府學院。他們把中國的成功歸結為：作為一個「華盛頓共識」的局外人，卻忠實執行了貫穿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對發展中國家所要求的經濟政策。但是，他們也提出中國的「威權性增長」是一條錯誤的路線，將遇到一個透明天花板，而無力進行真正的改革，並遭受不可預見的混亂後果。

這似乎正是今年兩會在遭遇中國經濟下行時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如習近平一月份提出的所謂「七大風險」。只是，在習嚴厲警告「顏色革命」並以「底線思維」應對之後，李克強代表中央提出的「減税」方案，恰是阿塞莫格羅和羅賓遜的另一本稍早的著作《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專制和民主的經濟起源》（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當中所提出的假設：面對基尼系數所標誌的社會不平等擴大，在不涉及集體行動分析的條件下，威權主義政體面對民眾革命的威脅時，會在「減税和再分配」這樣的讓步形式，與鎮壓手段之間作出選擇。

換言之，社會不平等的擴大足以造成「革命」的情勢，也是習近平年初強調「顏色革命」的主因，習的考量甚至在他過去幾年大力推動扶貧政策、同時查沒大資本的舉動中皆有伏筆。何況對非民主國家來說，時刻擔心被顛覆、或者爆發革命，恐怕正是他們與民主國家最大的區別，尤以中國為最。另一方面，他又號召全黨總動員，強調以所謂「底線思維」應對，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言外之意即不惜採取任何手段。但是，正是在習近平對今年工作剛做出如此部署之後的一個月，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卻以「減税降費」的方式，一方面調整了過去幾年習的激進擴張，另一方面更具政治的讓步意義，向八千萬納税人也就是中國的中產階級主體——一個通過納税記錄所確認的政治主體讓步。

在這意義上，從習近平 – 劉鶴2012年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到今天吸收了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團提出的「結構性改革」，至李克強內化為今年人大會議上所說的「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和減税降費，起碼在經濟思想層面是一致的。

事實上，在2013年初出版、由劉鶴主編的《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一書、以及劉鶴為其所做的序中都能看到，過去六年對於以「危機執政」獲得個人集權的習近平有莫大助力的劉鶴，始終強調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需要積極化解改革開放四十年間積累的社會矛盾——他對阿塞莫格羅和羅賓遜提出的「減税作為鎮壓替代」的建議應該並不陌生。何況，從他一開始進言的供給側改革思想本身，就包含了拉弗曲線這樣教科書一般的減税政策，也才有過去幾年來中國經濟學者對減税的多次建議。在這意義上，從習近平 – 劉鶴2012年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到今天吸收了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團提出的「結構性改革」，至李克強內化為今年人大會議上所說的「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和減税降費，起碼在經濟思想層面是一致的，有助於說服最高領袖，也可見這一讓步未必反映習、李之間的分歧。

問題只是，如阿塞莫格羅和羅賓遜所論證的，一個是民眾的革命權力只是虛構的，另一個則在權貴承諾的可信度。前者很大程度上只是基於基尼系數的社會不平等想像和當局的「茉莉花革命」恐懼；後者只有作出如擴大公民權或者人大完全承認已經簽署的聯合國人權公約，才是可信的，也是通向民主化的道路，能夠真正避免革命和鎮壓，而非在面對不平等危機加劇時，才要在革命和鎮壓之間做出判斷。

無論如何，3月15日上午閉幕式上人大代表們給予李克強工作報告的高度肯定——零票反對，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表明，「政治讓步」而非「鎮壓」，受到了至少體制內精英的歡迎。人民的力量，包括革命的可能，無論是基於虛構或者恐懼，算是久違地進入到中國最高級別的政治議程中。這或許是修憲一週年以來、甚至傳言中2012年所謂「未遂政變」以來，中國政治最為積極的變化吧。

（吳強，政治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