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子丰：“流浪地球”变“对木反击战”？超越人类自恋仍需提供加速度

2019年农历正月初一，电影《流浪地球》在中国大陆上映。至此，本已在四年的漫长等待中变成“狼来了”故事的“中国科幻元年”，终于到来了。电影上映的首日排片仅占约11.5%，次日即跃升至17.6%（数据来源：“毒眸”微信公众号），上映第三天获得单日票房冠军，拿下春节档票房总冠军也只是时间问题。

多地网友纷纷表示电影预售即接近满场，这些观众大年初一来看《流浪地球》，显然有的是为了消磨假期时光，但也有不少人能准确指认致敬科幻经典《2001太空漫游》的镜头，或在散场时兴奋地将电影和“大刘原著”做一番对比（编注：大刘是中国大陆观众对科幻作者刘慈欣的暱称，《流浪地球》原著为刘慈欣同名小说）。

一部电影，让长期在票房方面默默无闻、甚至其中不少已经人到中年的庞大科幻粉丝群体浮出了水面。面对这部破釜沉舟的开荒之作，相比批评挑剔，他们更愿意表达欣慰乃至自豪：中国终于也有自己的科幻电影了。

但对笔者来说，相比于原著，这部电影有“降维”的嫌疑。我的问题是，地球很不错，但“流浪”去哪了？

在地：完成度高的商业类型片

不要误会，套路不等于抄袭，而是商业类型片逻辑的必然产物。好的商业片需要从套路中挖掘出新意和变数，在这一点上，借助刘慈欣原著得天独厚的创意，电影《流浪地球》的起点其实也不低。

诚然，接手中国第一部硬科幻电影的年轻导演郭帆和他带领的团队出手不俗。

电影完成度很高，节奏得当、剪辑精心，镜头灵活穿插出“如泣如诉如赞礼”的效果；美学风格虽然不能说多么独到，但贵在契合影片的整体气质。据导演郭帆说，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拿到了刘慈欣三部作品的版权，他独独选择《流浪地球》，是看中了小说的“近未来”时间设定，在“近未来”世界，一切既发生变化又不至于面目全非，容易引起观众共情；再加上“带着地球一起逃亡”的空间设定，意味着故事要发生在地球而非“星辰大海”的想像空间，两者共同决定了影片美学的“在地性”。

电影中，地下城的赛博朋克景观少了约定俗成的光怪陆离，多了亲切熟悉的烟火气，乍一看甚至有点像成都夜市；而笨重敦实的机动卡车、线路裸露的宇航服外骨骼，甚至是行星发动机大型炼钢炉一般的内部构造，都透出一种未来版的“包豪斯主义”务实感。导演在接受采访时解释，中国对于机械没有美国经历工业革命后的迷恋，因此视觉特效排除了光滑炫目的未来感设计，选取了“国人更熟悉”的前苏联重工业风。

不过，从笔者的观感上看，这种风格与其说是复刻重工业风，不如说是到位地传达了生死攸关、一切从权的紧迫感——这也是电影和原著小说共同分享的意识——面临着被太阳吞没的灭顶之灾，对机械的首要考虑当然不是美观，而是它能否经得住流浪路上未知的风雨摧残。

另一方面，“元年”的意思是启航而非巅峰，作为中国第一部科幻片，确切地说，灾难片，《流浪地球》在技术上有很多可以完善的地方，情节虽然紧凑“无尿点”，但也有落入灾难片常见套路的嫌疑——上阵父子兵、最后一分钟营救、牺牲2号主角救人类等等，所以毫不意外观众会从中看出《后天》、《2012》、《星际穿越》等影片的影子。

不要误会，套路不等于抄袭，而是商业类型片逻辑的必然产物（我们也可以委婉一些叫它母题、情节元素、叙事公式等）。好的商业片需要从套路中挖掘出新意和变数，在这一点上，借助刘慈欣原著得天独厚的创意，电影《流浪地球》的起点其实也不低：“带着地球一起飞”的大胆设定，跳出了科幻电影将人类文明轻佻地抽象为种族延续或文明成果保存的窠臼，比起太空难民营、人类基因库、诺亚方舟等设定，显现出更宽广的胸襟和深厚的关怀。对于电影而言，技术可以学、投资可以拉，可精神起点的高低，却不是资金技术能独自决定的。

但是，也恰恰是这一部分，让笔者产生了观影过程中最大的疑问。

表现变化：地球很不错，流浪哪去了？

变化，和在变化中沉浮、奋力调整游泳姿态的人们，是小说的主调，也是“流浪”母题永远的核心。电影《流浪地球》，却恰恰讲了一个不能或很少体现“变化”的故事。

为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将电影和小说原著进行对比。这样做有站在“原著党”立场上苛求改编的嫌疑，然而很明显，以“刹车时代”、“逃逸时代”、“叛乱”、“流浪时代”为章节标题的原著是一部流水账，用120分钟呈现在大银幕上会很不讨好。电影选择原著中的一个冲突爆发点进行放大，是常规改编操作，况且小说本身也只表现了流浪地球计划五步（刹车时代、逃逸时代、流浪时代I、流浪时代II、新太阳时代）的一小部分：刹车时代末期和整个逃逸时代。（注1）

然而在流水账中，节点的选择大有讲究。小说《流浪地球》在平淡得有些枯燥的叙事之外，有两个浓墨重彩的着力点：

一个是得知太阳即将吞没地球后，人类对太阳的情感从崇拜到恐惧的变化，孩子们甚至到了看到日出会惊吓得需要看精神医生的程度。在这种恐惧之下，部分人类（“飞船派”，对应于支持“流浪地球”计划的“地球派”）想要摆脱地球这个大包袱，乘坐飞船逃逸。赖以生存之物忽变为敌人，使得丧失安全感、被抛入变化洪流的恐惧，以及想要抛下其他人、独自逃亡的声音，共同构成“流浪地球”计划最初的底色。

另一个着力点发生在地球借助木星的引力弹弓到达逃逸速度后。太阳短时间内平安无事，使人们开始怀疑“流浪地球”计划是地球联合政府的阴谋。怀疑最终演化成高唱《我的太阳》摧毁联合政府的叛乱。然而在人们处死联合政府官员后，太阳突然发生氦闪，衰老为一颗红巨星，向人们宣告：家园没有了，家园在前方。

——变化，和在变化中沉浮、奋力调整游泳姿态的人们，是小说的主调，也是“流浪”母题永远的核心。表现变化更是科幻的责任：科幻的存在并非是要帮助人们在想像中确认宇宙中的一切状况他们都搞得定，而是替人类远瞻，勾勒可能的变化图景、提出新的问题，无论它们存在于未来还是平行空间，是乌托邦还是恶托邦。

电影《流浪地球》，选择了从“逃逸时代”进入“流浪时代”的时间点，却恰恰讲了一个不能或很少体现“变化”的故事。或许导演想表达的是，虽然太阳不再照常升起，但日子还要照常过；但跟严谨的技术世界观设定相比，电影社会设定的“一切如常”却显得单薄、空白过多：

地下城中生活着35亿人，刚过去不久的生死抽签真的没有留下印记吗？面对灾难，让人类“空前团结”的联合政府何以可能？对于流浪的未来，人类是如何看待的呢？

二元对立：投射在太空幕布上的民族主义

一定程度上说，这个叙事有明确的民族主义色彩。不，不是吴京的热血加盟带来的充满攻击性的“战狼”民族主义，而倾向于——正如科幻作家王晋康所指出的——将人类“作为整体”去表现。

从吴京每次自报家门“我是中国宇航员刘培强”时，都要用重音强调“中国”来看，民族国家似乎仍然是主要的行动框架。

地表之下一切照旧的铺垫，加上电影淡化了地球的“行驶”、没有解释为什么需要靠近木星，使得整部《流浪地球》的叙事实际上相当于“木星飞过来撞地球”，这种情节设定和普通的小行星坠落、外星人入侵等灾难片没有太大区别。地平线上颇具威胁感的“木星之眼”、救援队员大吼着用重机枪扫射木星，以及最后的引爆木星，都暗示着地球逃离太阳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地球和木星敌对的故事。

一定程度上说，这个叙事有明确的民族主义色彩。不，不是吴京的热血加盟带来的充满攻击性的“战狼”民族主义，毕竟后冷战时代的科幻已经基本上在文本层面摒弃了核阴影下的民族国家对抗，而倾向于——正如科幻作家王晋康所指出的——将人类“作为整体”去表现。

这种“民族主义”，是将民族主义的基本逻辑：清晰的身份认同、神圣的血缘观念、二元对立的敌我阵营、小我对大我的牺牲精神，应用于行星层面——换个角度说，用行星故事充当地球上民族主义的寓言。“作为整体”的人类泯灭了内部的种族隔阂，但并不因此去政治化，而是被再次整合为一个种族，一个“human race”，然后为保卫他们的领土地球而和五花八门的入侵“他者”展开大作战。入侵者一般会被刻画成面目模糊、不讲道理的外星人，非人的小行星或者木星也是不错的选择。

这种“民族主义”，是将民族主义的基本逻辑：清晰的身份认同、神圣的血缘观念、二元对立的敌我阵营、小我对大我的牺牲精神，应用于行星层面。

说起来，在太空幕布上投射民族主义寓言并不新鲜，八十年代后重新加入世界科幻方阵的中国没有赶上美苏在科幻杂志和影片中竞相将对方设定为人类公敌（如《超时空战警》系列）或外星怪物（如《异形》系列）的冷战时代，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成功地将新的时代基调：蓝色海洋文明对黄色大陆文明的冲击纳入了科幻叙事。

科幻作家/学者王瑶在文章《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寓言——当代中国科幻中的文化政治》中以刘维佳的短篇《高塔下的小镇》为例说明了这点：虚构世界中被高塔保护的宁静小镇和弱肉强食的外部世界，实际上映射着田园和丛林、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时人眼中的中国和西方。刘慈欣的代表作《三体》第二部《黑暗森林》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部折服了一众非科幻读者的作品，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说是世纪之交主导全球意识形态的“文明冲突论”的宇宙版说明书。太多科幻作品，够“硬”的外壳之下，包裹的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信义伦常”、“救亡图存”、“成王败寇”……

讽刺的是，《流浪地球》原著本不在此列。小说中这场逃离母恒星的太空奥德赛，以时空尺度的宏大让人类看见自身的渺小，以剧烈而持续的自然变化，解构了人类社会奉为圭臬的价值和常识。

这是一部“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的时代会产出的作品。相比于原著，电影《流浪地球》似乎更多地嫁接了刘慈欣2001年的《全频带阻塞干扰》。在这部有中俄两个版本的小说中，为了对抗北约对己方电子设备的压制打击，英勇的中国/俄罗斯宇航员驾驶着宇宙飞船冲向太阳，牺牲自己触发太阳磁暴，同时干扰了两方的电子通讯，让我军能在最原始的刺刀战中凭意志取胜。

而电影中吴京驾驶空间站冲向的木星，叙事结构上既相当于《全频带阻塞干扰》中的太阳，又相当于北约，更相当于一个设置于此的舞台，用以展示基本由中国人民所代表的“世界人民保家卫国众志成城”的时代风貌。

家庭至上：“超越自恋”不敌“中国式父子情”

小说中，紧迫的生存问题撼动了核心家庭单位，在地球被撬动的年代，“天经地义”的亲情、爱情乃至人性，都要受到环境的考验；而在电影中，人性则被永恒的“中国式人性”、“中国式父子关系”所代表。

影片中还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元素，和民族主义格调相互呼应又不完全相同：家、想家、回家。

理论上，在带着地球去流浪的故事中，“家”的象征应该分配给地球，代表目前人类对未来的认识：移民外星遥不可及，现阶段地球母亲还是人类不能抛弃的唯一家园。然而除了刘培强之外，姥爷要回家、妹妹要回家、哥哥要带妹妹回家、末日前夕的奔走在土地上的各国救援队员也要回家，他们要回的显然不是地球，而是家国一体结构中的小家，核心家庭。在对于家庭的赞颂上，《流浪地球》再次和《2012》、《星际穿越》等好莱坞制作形成了共鸣。

学者戴锦华曾评论说“硬科幻”《星际穿越》的核心其实是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从《盗梦空间》到《敦刻尔克》的一贯主题：男人回家。这个评论用在《流浪地球》上大概也不过分。影片的人物关系轴心就是韩子昂、刘培强、刘启这三代人充满矛盾和羁绊的父子关系，其核心是抱愧的父亲刘培强和心怀隔膜的儿子刘启欲说还休的真情。毫不意外，影片的高潮将由父亲牺牲前和儿子最后的隔空相见，以及交叉剪辑于其间的、父亲早年离开幼小的儿子时的道别仪式，这两者所形成的闭环所完成。

除父子情外，影片还有隐藏的母子情：韩朵朵既是妹妹，又代表母亲（编注：韩朵朵是捡来的孩子，被电影中的“外公”用自己早逝的女儿的名字命名），根据郭帆导演的访谈（来源：“电影杂志社”微信公众号），她还是刘启的本我（id），承载他对自由和回家的双重渴望。这些主要角色交织成了一首亲情的赞歌，当然也让电影非常契合大年初一的银幕主旋律：团圆。

只不过，这一主题也是电影和小说最大的出入之一。小说中，紧迫的生存问题撼动了核心家庭单位，在地球被撬动的年代，“天经地义”的亲情、爱情乃至人性，都要受到环境的考验；而在电影中，人性则被永恒的“中国式人性”、“中国式父子关系”所代表。这种改编方式很容易使人想到科幻作家王晋康在他关于科幻和民族主义关系的著名演讲中的论断：中国的科幻也谈普遍人性，也有上帝视角，“只不过上帝并非白皮肤，而是一位曾饱受苦难、满面沧桑的黄皮肤中国老人”。

我们很难说原著小说的大胆假设和改编电影的家庭至上哪个更高明，很难说拥抱民族主义和超越民族主义哪个更高尚，也很难说带着地球飞出太阳系的故事和木星撞地球的故事哪个更优秀——但加在一起我们却似乎可以说，电影用128分钟的紧凑特效，将科幻内核替换成了保小家卫大家。

什么内核？刘慈欣自己的一篇文章《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或许可以部分回答这个问题。大刘说，文学在某方面就像一场超级自恋，“如果宇宙是撒哈拉沙漠，只有地球这一粒沙因其上附着的叫“人”的细菌而成一粒金沙，其余的整个沙漠都可以忽略其存在。”太阳、月亮和一切星系都是绕着伟大的人性转。而科幻，首先将人和人的关系替换成人和自然的关系，再逐渐（随着科学的发展）将人放回到相对于宇宙自然恰当的位置上——不是征服者，甚至不是手下败将，而是“宇宙角落中一粒沙子上的微不足道的细菌”。

在这个位置上，人类将看到自己固守的价值信念的局限，未必会失效，但必然经历考验；在这个位置上，人类将看到雄奇壮美、变幻莫测、超乎想像的另一重真实世界，可以探索，但绝无法征服。诚然，在凡尔纳的时代，科幻承载着资产阶级征服自然的雄心壮志，无从脱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恋；诚然，大刘自己也不能够完全摆脱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的自恋，但在21世纪，环境急剧恶化、科技跳跃式发展，而人文领域还沉浸在古老的“大写的人”神话中，迟迟不肯自省的时代，“超越自恋”不正是我们所急需的礼物么？

在丧失对“三”的想像的科幻世界，人类可以选择的道路就很少了：或将崇拜技术；或将崇拜人类，或将崇拜作为整体的人类与技术的结合体——庞大的、浑身机甲的利维坦。

小说《流浪地球》给了我们这份礼物，夹杂着失去依凭的惶恐、从人类自身拔升时的乡愁和一丝闪光的希望。电影《流浪地球》从我们手中收回了这份礼物，交给我们父子情深、保家卫国、人定胜天。

再次借用戴锦华对《星际穿越》的精彩评论——“二啊，不是说三吗？”（这句话出自小品演员范伟在作品《卖车》中的经典台词）——说好了讨论超越性存在、讨论未知、讨论大写他者，怎么就变成了讨论人间真情、讨论那个跟自己势均力敌、宛若镜像的小写他人了？

这个论断恐怕对《流浪地球》还是合适不过，虽然观影时流畅的视觉体验和亲密的文化距离可能让我们全身舒爽，浑然不觉。但是，这个在中国科幻元年元月元日所上演的精彩偷换戏法，我们却不能不加以注意——因为在丧失对“三”的想像的科幻世界，人类可以选择的道路就很少了：或将崇拜技术；或将崇拜人类，或将崇拜作为整体的人类与技术的结合体——庞大的、浑身机甲的利维坦。

（陈子丰，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流行文化和文化民族主义观念史）

注1：原著小说的结局，是人们在借助木星的引力弹弓达到飞离太阳系的逃逸速度（没有发生撞木危机）后，发生了一场叛乱。叛乱结束，太阳发生了第一次氦闪，地球还没逃出太阳系，小说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