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白信：2019，如何防范一场黑天鹅和灰犀牛共舞的“颜色革命”？

按照许多中国人对1949年来政治周期的习惯性推测，2019年必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迷信各种政治算命的人们，都会想当然地以“9”的十年为周期单位，推算今年齐聚的几个大日子：“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六四”镇压三十周年（同时也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三十周年）、建国七十周年、发动对越反击战四十周年等等。

对于热衷于各种周年庆的中共来说，除了建国七十周年必须花大力气庆祝、以阅兵和宣传来彰显政权巩固和合法性，其余三个纪念日都可以用“胆战心惊”四个字来形容，也足以让被轮回和宿命论等传统政治观所支配的人民相信，2019年也许会发生一些什么。

灰犀牛和黑天鹅

1月22日，张晓辉病逝。张是北京大学历史系1984级学生，因发表《青年马克思主义宣言》而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名在1986年被判三年徒刑。在24日八宝山的告别式上，虽然悼念者只有约50人，但在场北京知识分子们普遍抑制不住悲痛情绪，气氛之凝重为近年来所罕见，甚至超过著名民主派人士陈子明2014年去世时的追悼会。

在很多人眼里，张晓辉也许只是1980年代一介遗民，他的猝然中风离去，无法与胡耀邦去世这样的“黑天鹅”事件相提并论。不过，在今年一月刚刚结束的年度性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和21日开始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中央党校专题研讨班上，今年的许多时间节点都被看作是“灰犀牛”和“黑天鹅”的密集分布区。即便是一介遗民之死，也蕴含着不小的风险。

在这个高级别的“底线思维”集训班上，“灰犀牛”（经常被提示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大概率风险事件）和“黑天鹅”（出乎意料的小概率风险事件）这两个经常被互联网或经济界使用的名词，同样同来指称执政集团今年所面临的政治和安全的高风险事件，而且被认为一旦发生即可能触及执政党的所谓“底线”，而必须以“高级干部集训”的方式予以应对——换言之，以各种极限手段，以全党动员之，早做预防。

在习近平上述两个长篇讲话里，精神要旨只有一条：不惜一切代价防范爆发“颜色革命”。这是两个会议和研讨班的召开目的，也是习在农历新年之前为2019年定调、为中共定下的全年政治任务。更重要的是，继2011年北非“茉莉花革命”爆发、胡锦涛和周永康于当年2月19日的中央党校会议上谈防止“颜色革命”后，习近平此次重谈防范“颜色革命”、且强调“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虽然有着相当继承性，却又有明显不同：一方面固然彰显其空前的政权危机感，但另一方面也蕴含心机，颇有扳回2018年修宪之后遭遇种种挑战的意图，固化其“定于一尊”的强势地位；而此举本身，以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近乎全面戒严、备战的党国体制动员，却也暴露习个人以及中共在当下所面临的危机状况。

在习近平两个长篇讲话里，精神要旨只有一条：不惜一切代价防范爆发“颜色革命”。这是两个会议和研讨班的召开目的，也是习在农历新年之前为2019年定调、为中共定下的全年政治任务。

也就是说，当党国体制2011年转向应对“颜色革命”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政权过去六年持续不懈地整顿党务吏治、整肃打压公民社会、意识形态和互联网之后，无论何人谈论2019年爆发或防范“颜色革命”，本身就显得十分荒谬和反讽；而所谓“颜色”，唯一的可能或许只能反身性地源于他所谈论的“灰”和“黑”两色。否则，实在难以解释“五四运动”这样曾作为中国革命神话支柱之一的里程碑，何以在它一百周年之际，却成为担心引爆新一波学生运动的“灰犀牛”；类似的，1979年2月17日的对越南作战纪念日，也在军国主义浪潮的当下反而成为一个禁忌：高层普遍担心，它的40周年纪念日有可能引爆大规模退转军人的抗议，点燃2019年的动荡气氛。这些原本都来自1989年后最忠诚于执政党的群体，在2019年却被目为“颜色革命”的主体，而且动辄危及执政党的底线，不能不说十分讽刺。

“七种风险”：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习近平可能未必在意这种讽刺，毕竟，政治风险才是所谓“防范颜色革命”所指，也是2019年中共所面临的最大风险。然而，他在中央党校专题研讨班开班典礼上的讲话，按照党国体制的系统设定，将“颜色革命”的诱发因素分解为执政党面临的七种风险，分别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和党建领域。

且不论这七种风险究竟如何，仅仅这种划分本身，与“颜色革命”并无什么直接联系，而是大体对应着包括他自己在内现有政治局常委的分工，等于将防范颜色革命的任务分解为常委人各一份，然后实行此前多次强调的“守土有责”，从而挟“防范颜色革命”而令诸侯，将此前开始实行的常委向总书记述职报告的集权做法，进一步强化为向元首负责的常态化分工体制，真正落实“定于一尊”的个人威权。

兹事体大，可能这才是中共十九大反复讲的“伟大斗争”的意义，完全超越了权责对应的平衡原则，将过去几年建立起来的元首总负责体制再次分解，却不是权责的同时分解，而是不涉及权力下放、只有过错责任的个人化。在政治局层级，每一位常委都在七种风险的分工负责体制下，担当起面对“颜色革命”风险而保卫政权/核心的斗争责任，而权力多寡则取决于最高元首的信任和授权，非常个人化和不确定。这一设计明显是为缓解元首权责高度集中而带来的党内问责压力——正如去年修宪以来整整一年期间中共高层所经历的某种不正常气氛所反映的。

在政治局层级，每一位常委都在七种风险的分工负责体制下，担当起面对“颜色革命”风险而保卫政权/核心的斗争责任，而权力多寡则取决于最高元首的信任和授权。

然而，作为过去七年逐渐颠覆政治局常委体制的继续，这一名义上为应对“颜色革命”而采取的体制，权力高度集中、责任却高度分散，形同将常委同僚们降级为将军甚至奴仆。从历史经验看，这种权责体制的分工，像极了明朝时期专制君主之下的大学士，甚至哈里发帝国的维齐尔（Vizier，即大臣）。前者鼓励了各种派系分裂和知识分子集团的兴起，后者则鼓励（随时可能被罢免的）维齐尔玩弄与后宫和埃米尔结盟的阴谋诡计以巩固地位——包括废黜哈里发。

当然，短期内这一风险未必显现；长期而论，这却是继1989年围绕民主化、2012年围绕接班人产生的分裂之后，过去40年里中共高层体制出现的第三次重大体制性风险，触及中共对政治安全所定义的“政权安全”之外的“制度安全”。事实上，在拥护改革开放的一代老人眼中，过去几年来以深化改革开放名义进行的领导终身制、取消集体领导等等，就是对“制度安全”的最大挑战。

时隔文革四十年后，习近平在政法工作会议上重提干部革命化要求，要求作为“党的刀把子”的政法队伍，必须在专业化的同时增强“革命化”（一种对最高领袖保持个人效忠的党内修辞），以此保持中央对党和官僚体制的控制——虽然并无助于防范任何党内分裂。

相应的，最新《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对传统政法委工作做了两点引人注目的调整：一是要求在乡镇一级末端政府机构也要设立“政法委员”，政法委终于完成与各级政府平行的全体制建设；二是被赋予了监督各级领导不得干预司法的职责，在党内维护中央对司法的领导，即保证“党内的司法独立”。其结果，重新明确了后周永康时代一度模糊的政法委定位，在党内重建了一套与纪委/监察委平行、自上而下的垂直的司法领导体系。这是统领政治、党建、外交和军事的习近平本人，对政治领域潜在风险的防范措施。

颜色革命：红色还是黑色？

在王沪宁主管的意识形态领域，仿佛“颜色革命”的风向标，风险似乎来得比往年确实早一些。

去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引发国内次生效应，整整下半年，围绕“私企退场论”全国人心浮动，舆论矛头纷纷指向保守的意识形态，视其为继续改革开放的最大障碍。

而今年年初，就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的前一晚，北大、人大至少七名左翼学生被捕；同时，远在深圳的至少五位劳工运动人士吴贵军、张治儒等也被拘捕。北京大学和深圳公安如此收网式的大抓捕，显然意在终止去年7月深圳佳士工厂罢工事件以来持续半年的抗议运动，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央最新精神，从“源头”上避免高校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介入佳士抗争后，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如果考虑到此前已有四位左翼学生骨干（如沈梦雨、岳昕等人）在长时间失踪后被迫“电视认罪”、并在北大等高校内部播放，那么这批抓捕或许将以重判结束。历史的轨迹再次循环往复，也撕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虚假面纱。

所谓“颜色革命”，在中共眼里，指的是2004年乌克兰第一次“橘色革命”以来、尤以2011年北非“茉莉花革命”为代表的“互联网+广场”的青年运动，因其具有爆发突然、颠覆性强、运动标志色彩鲜明等特点，而区别于1989年天安门广场所代表的以自由知识分子精英动员和民众结合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也区别于中共自己领导和发动的列宁主义式的中国革命。

这种模式在相当长时间里超出了中共自身的理解，后者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爆发之后一度极为惊恐，在当时周永康和周本顺的讲话中，第一次将1990年代以来生根和发展的公民社会，当作“颜色革命”的主体和中共政权的敌人，因此将数百位著名自由知识分子列入“预防性镇压”的清单，并始终怀疑“境外势力”、特别是国际NGO是策动“颜色革命”的主要动力和资金来源。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以苏联崩溃命运作为其执政并集权的党内合法性来源，而且从2013年初起相继采取整顿《南方周末》等自由派媒体、要求在大学校园等“意识形态阵地”实行“七不讲”、镇压公民社会和NGO、限制国际NGO并切断其国内联系、清理互联网、打击人权律师和政治异议群体等手段，防范“颜色革命”的爆发。甚至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意识形态考量，旨在输出中国威权主义模式和执政（稳定）经验，尽可能地通过扩大全球范围的威权阵营，而“将篱笆扎到全世界”，防范新一波民主化浪潮即“颜色革命”的波及，避免一旦出现“颜色革命”、因采取镇压行动而陷入国际孤立状况。

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意识形态考量，旨在输出中国威权主义模式和执政经验，尽可能地通过扩大全球范围的威权阵营。

而在这次习近平对研讨班的讲话中，他终于汲取了过去八年国内的研究共识，罕见地承认了“青年”和“网络”才是“颜色革命”的关键要素，而非简单地推诸公民社会或者国际NGO、境外势力云云，也即承认青年和网络为主体的“颜色革命”实际上是系统结果。这算是相当实事求是的态度。

究其转变，却只是因为2018年夏天以来深圳佳士工厂罢工引发北京多所高校青年学生介入声援，据称令习相当震惊，这起不啻为“黑天鹅”一般的事件，几乎就是对他过去六年来清洗以高校为主的意识形态阵地、镇压公民社会等强力政策的否定，因此才有去年秋天对北大校长和党委书记的撤换，代之以国安系统出身的政法干部出任北大党委书记。后者在过去一学期积极推行“特务治校”，例如以保送上研究生为诱饵，招收本科毕业学生充当专职学生工作辅导员，对校内左翼学生进行24小时监视，监禁岳昕等学生骨干并强迫其“电视认罪”，并最终在一周前、在北大校内抓捕了多名残余的左翼学生骨干。

然而，经过对精英大学的“红色”左翼学生多年连续观察和访谈之后，可以发现：虽然这些左翼学生数量并不多，他们从大学教材上习得的斯大林主义教条不仅和1980年代曾经在中国流行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或者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墨菲（Chantal Mouffe）在1985年倡导至今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型”相去甚远，也和中国公众和自由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及政治批判的立场相当脱离，从而很难真正赢得中国社会的广泛支持，但是，他们所遭遇的打压正在帮助他们赢得越来越多大学生、公众和知识分子的关注、同情和支持，也给予珠三角等地工运积极分子极大的鼓舞。工运的发展态势，似乎因此摆脱了2015年若干工人NGO被镇压后陷入的低潮，甚至带动许多曾经积极支持政权的毛派分子开始转向，不仅加入对佳士工人的声援，而且转而批评当局的劳工政策和威权主义。

这一微小的学运动向，居然能够惊达上听、让各高校如临大敌，引发当局系列重手反制，在全国范围内清查、禁止马克思主义学生社团，不能不说，大概因为这区区几十个学生触到了中共统治体系中最核心、却最脆弱的意识形态症结，然后被意识形态的“乘法器”放大——如当局所想像的，可能继续引发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其根源恰恰在于这些学生们所接受的正统意识形态建构中内含的矛盾和错乱，而当局正在吞下其虚假意识形态被自我揭穿的苦果。

这区区几十个学生触到了中共统治体系中最核心、却最脆弱的意识形态症结。

自邓小平以“白猫黑猫论”和“不争论”的实用主义开启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在1989年后市场经济时代原本逐渐淡化、去政治化，这正符合冷战后的意识形态终结、威权主义政治普遍去意识形态的规律，也符合江泽民、胡锦涛等技术官僚统治的统治偏好。他们仅仅在1990年代末开始以民族主义来填补意识形态真空，尔后提出颇有一些社会民主色彩的“三个代表”理论，也只限于装饰性修补。

然而，自2012年底以来，意识形态的保守化建设却被当作执政党的首要任务，党内会议和文件层出不穷地充斥各种“四个自信”、“四个全面”、24字核心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框架，和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和第二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大纲领，包括2018年召开纪念马克思诞生200周年大会，作为向世界表明的图腾崇拜式的意识形态指针。但是，这一陈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外观，其内核却是同样保守的民族主义、维持一党专政地位的威权主义、鼓励国家垄断资本的国家社会主义治理模式，和混杂着封建专制主义糟粕的传统“儒家”文化，却拒绝开放民主参与、包容多元族群、维护所有权，也排斥普世主义人权标准，反对人性解放，并消极应对人民对社会公平和司法正义的追求。

尤其是，一方面宪法上肯定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和制度设计上，却在政党、法律、经济政策和警察干预等多方面与工人阶级为敌，更限制劳工结社和工会权利；一方面空前强硬地坚持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从1990年代国企改革后取消了整个工人阶级，而代之以农民工为主体、以派遣工为主要雇佣形式的流动工人群体；更甚者，一方面为改革开放四十年唱赞歌，另一方面却强调“七十年”艰辛探索，大学必修政治教材里对文革也是轻描淡写。

这些理论与实际、制度真实和社会事实之间的落差和矛盾，本来只是吉拉斯式“新阶级”对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的经典背离，但对单纯的大学生来说，尤其这些大多出身边远、乡村地区，在精英大学里被边缘化的学生，很自然地以自由派学生并不当真的教科书文本为真、以自身感受为参照，一经小组的交流讨论、再经参与社会调研和劳工权利救助，就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左派运动的道路，而来自“领导阶级”的任何打压，都容易帮助他们集体转向，对这个政权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国家性质产生深深的怀疑和批判。其中骨干学生的信念坚定超乎想像，以“阶级革命”为己任，视学校和当局以及整个意识形态主体为“反革命”。

革命？还是反革命？

对观察者来说，推演整个佳士事件如同推演一次“颜色革命”的发生，也就是王沪宁在1月24日研讨班结训式上讲话以“最坏的情况”来形容的情形。但是，那些坚持斯大林主义教条的青年学生，只想发动马克思主义运动，和他们的导师一样视“颜色革命”如洪水猛兽，而且21世纪全球有限的颜色革命案例，几无例外都是去意识形态化、更少马克思主义色彩。

这大概是中国当下意识形态面临最为荒诞的自我挑战，倒也符合1999年西雅图抗议以来的新一波民主化趋势：三种原本界限严格的集体行动类型——骚乱（暴动）、社会运动和革命——在互联网和民粹主义潮流下变得空前模糊，新型革命的门槛，相比列宁主义的“先锋队”理论和“总体危机”理论等所要求的苛刻的革命条件，降得空前之低，而触发革命的行动，则蕴藏在各种表面上看只是骚乱和并不起眼的小型社会运动中。换句话说，“黑天鹅”无所不在。

三种原本界限严格的集体行动类型——骚乱（暴动）、社会运动和革命——在互联网和民粹主义潮流下变得空前模糊。

正是在如此背景下，即使那些年纪较大、规模远超青年左派学生的毛派群体，也在最近两年（就是刚刚隆重纪念完“5.16”通知60周年后）出于几乎相同的心路历程而转向。而更具挑战性、有着类似心理纠结的群体，则是复转军人。参与抗争的复转军人，主要由参加1979-1988十年中越边境冲突的士兵、和1990年代转业安置的营团级干部为主，他们或者长期待遇较低、生活困难，或者虽有安置工作却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浪潮中重新失业，都没有享受到21世纪初开始的终身俸福利，成为社会转型的失败者。在过去十几年里，基于牢固的战友情谊和强大的组织能力，他们不断进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集结和抗争，要求国家给予他们体面、尊严和福利，其巨大压力也成为国务院设立单独的退役军人事务部的驱动力。

但同样吊诡的是，抛开历史因素，他们的抗争和存在本身，却是对当下军国主义政策的极大讽刺和挑战。因为后者不可能如英国在一战后推动普选权一样，承认老兵们的政治权利，进而推动民主化，以此化解潜在社会冲突，或者如英、美一般借老兵待遇问题推动福利国家体制。由此暴露的体制症结，甚至不是军国主义层面的“毁我长城”，而是当局口口声声的、也是最经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设问题。

至于经济、科技、外部环境等其他领域的风险，某种意义上都属于贸易战的次生危机，却大都遵循与佳士事件相同的逻辑在发展，如“灰犀牛”一般确定：原本去意识形态化导致的战略模糊空间既帮助了中国融入全球化，又可能将冷战关键时刻转向西方阵营的红利变现，彻底摆脱了1989年天安门屠杀所造成的国际孤立，得以最终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但是，过去七年来的重新意识形态化和政治生活极权化的发展，却消除了这种战略模糊，也将自身意识形态的内含矛盾——反普世主义、反民主主义的伪马克思主义立场——曝之于天下，尤其是过去一年的中美贸易战，将中国与美国、西方世界的差异和分歧全面暴露，改革开放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及其民主转型的幻觉也陷入困境，割裂了中国与全球化的理论联系。结果，便如镇压佳士工人和北大左派学生激起全球左派学者联名抗议一般，既难免与全球民主阵营全面对抗，又得罪了全球范围内反全球化的国际左派，再次陷入新的国际孤立。

过去七年来的重新意识形态化和政治生活极权化的发展，消除了这种战略模糊，也将自身意识形态的内含矛盾——反普世主义、反民主主义的伪马克思主义立场——曝之于天下。

另一个进退失据的例子是，当“一带一路”政策在相关国家引发所谓“新殖民主义”和“债务陷阱”的忧虑之际，很少有人注意到，“一带一路”战略本身可能遇到的风险，恰恰不是它所可能遭受的各种国际批评，所谓债务陷阱也不足为虑，而是“一带一路”国家的违约风险。在美国的“镀金时代”末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于1905年下令向债务违约的多米尼加派出军舰，并接管多米尼加的海关，这一非常“门罗主义”也非常符合马汉《海权论》的战略干预，帮助美国在他执政八年间成长为世界规模第二的海军强国，为美国其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威尔逊战后提出国际新秩序、确立美国大国地位奠定了基础。

然而，面临已经和将来可能出现的大量债务违约，无论是以马来西亚选举更迭掉腐败政府并中止“东铁计划”、还是以委内瑞拉正在发生的“颜色革命”，中国都无法以崛起中的远洋舰队来解决，不得不诉诸于现有的全球秩序体系来解决，而那却正是中国曾经在南海纠纷问题上曾经拒绝的模式。

无论哪个领域的“黑天鹅”，指向的都是体制这个巨大的“灰犀牛”。

这正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合法性两者的互相牵制，造成内在矛盾却无法选择的困境，一种新的孤立，一如对待几个马克思主义学会的学生一般尴尬，而无论哪个领域的“黑天鹅”，指向的都是体制这个巨大的“灰犀牛”。尤其当2018年初一场精心策划的“修宪”行动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成功之后，宪法这个沉睡多年的“灰犀牛”，似乎就被唤醒了，不仅过去一年中国政坛的风云动荡因之而起，而且从此随时都提醒着所有人，在国家主席任期条款之外还有许多“沉睡条款”，例如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没有宪法法院或者司法审查机制的条件下，这些“沉睡条款”却可能随时在人民心中苏醒，然后演变成未知的社会运动、民主运动、或者革命。

然而，除了扮演反革命的角色，统治集团并无任何应对“颜色革命”的其他办法。而这一选择，据说，就是所谓的“底线思维”。

（白信，时政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