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年度回顧——2018年的全球传媒业：悲情之下，待解的难题

2018年年末，《时代》周刊将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年度人物”颁给了自己的同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四位记者和一家新闻机构。他们被统称为“守护者”（the Guardians），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沙特驻土耳其大使馆内被残忍杀害的卡舒吉（Jamal Khashoggi）。

这的确是这个时代全球传媒业的一个缩影：在全球右转、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上升、社交媒体为虚假信息的传播推波助澜的背景下，真相蒙尘；而历来以揭露和传播真相为己任的新闻业，则面临着越来越多不友好的势力和人物，针对媒体机构和记者个体的暴力、压迫、污名化达到高点。

但这又是一个过于脸谱化的缩影，它营造的似乎是一种“一致对外”、强调外部威胁的悲情氛围：媒体守护真相，却被“恶势力”打压。你可以将《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评选理解为一次为同行的打气，一次对行业价值的重申。这样的打气和重申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并不足以展现当下传媒业的全貌，也没有触及另一些根本的问题——传媒业自身待解的难题。

从根本上来说，只有解决了自身的难题，才能更好地抵抗外界的恶劣环境。以下是笔者根据这一年来全球传媒业的主要动向，梳理出的主要问题以及可能的机会。

没钱：仍在探索中的商业模式

总的来说，2018年，全球媒体在“活下去”这个基础的问题上，有所探索，有所失落，还是没有找到确定的答案。

《时代》周刊在自己的年度人物特刊中没有提到的一点是：这份为同行鼓劲的杂志，其实也面临着“自身难保”的危险。这种危险，并不来自那个宣称以媒体为敌的总统，也不来自某位王储或其他任何不怀好意的外部势力，而是来自一个简单的事实：没钱。

以《时代》周刊为核心发展起来的时代公司（Time Inc.），曾是纸媒时代的巨头，拥有《时代》《财富》《人物》《体育画报》等超过一百个杂志品牌，多份杂志年收入过亿美元。但是，如同绝大多数纸媒一样，最近十年以来，时代公司在互联网的冲击之下，营收连年下跌，负债达到10亿美元。

去年年底，不再赚钱的时代公司以28亿美元的低价卖身，被梅雷迪思（Meredith）公司收购。梅雷迪思公司也是一家传统媒体集团，旗下也有不少杂志品牌（但主要是女性、生活类，而非新闻类）。它的生存状况比时代公司要好，这主要是因为：梅雷迪思公司旗下的相当一部分资产是地方电视台。在美国，地方电视台受数字媒体的冲击较小，依然可以获得较多的利润。

彭博社的专栏作家Joe Nocera悲观地预测：《时代》杂志可能已经时日无多。梅雷迪思公司曾经表示过对《时代》《财富》等新闻性较强的杂志不感兴趣，可能会将它们转手卖掉，甚至停刊。这就给《时代》杂志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份今年已经96岁的、世界上最具知名度的杂志，也要败给时代了吗？

《时代》杂志面临的难题，是全球媒体的普遍困境。为了缓解囊中羞涩的窘境，今年，《连线》《大西洋月刊》和彭博社等知名媒体纷纷推出付费订阅，连新媒体阵营的代表BuzzFeed都发布了付费会员计划。而在华语世界中，大陆《南方周末》于今年8月推出付费会员制；台湾《天下杂志》则在年底发布了《数位转型报告》，总结了转型付费一年半以来的经验。可以说，始于一两年前的全球媒体付费订阅潮，在今年达到了顶点，成为了业界公认的趋势。今年4月，报导数字媒体的专业网站digiday将这种趋势称为“转向付费”（pivot to paid）。

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转向：商业媒体的收入主要来自广告和读者。现在，广告大头被Google、Facebook、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科技巨头吸走，媒体只能更加依靠读者。而深受假新闻和垃圾信息困扰的读者，也越来越有意愿为优质信息付费，乃至将支持新闻业视为自身的公民责任。

可惜的是，这个看上去一拍即合的解决方案，并不完美。一方面，高高建起的付费墙对于媒体的公共性是一种伤害；另一方面，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怀疑，当越来越多媒体加入付费阵营，再慷慨的读者也不会一一解囊相助。正如纽约州立大学助理教授Brian Moritz所言：你不能期待读者既订阅地方报纸，又订阅《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又订阅Netflix，又每个月固定赞助自己喜欢的播客……

当读者必须有所选择的时候，“二八效应”会非常明显：80%的收入都流向了20%的顶级媒体，它们可能因此活得不错（《纽约时报》在过去两年中的雇员数量从1300人增加到了1500人），但80%的非顶级媒体则会依然生存艰难。

2018年，大量传统媒体还没有找到出路，一批曾经炙手可热的新媒体网站也陷入了困难。

2018年，大量传统媒体还没有找到出路，一批曾经炙手可热的新媒体网站也陷入了困难。BuzzFeed、Vice等明星新媒体发现：声势再大，流量再多，广告收入还是哗哗流入Google和Facebook等平台的腰包。这也是前者开启付费会员计划的原因。

更凄惨的是另一家曾经的新媒体未来之星——Mic。这家成立于2011年的美国新媒体一度光芒耀眼，估值数亿美元。然而，今年11月底，几乎所有员工全部被裁，公司以约500万美元的白菜价出售。

寒冬之中，BuzzFeed创始人Jonah Peretti近期表示：未来可能寻求和美国“五到六家头部的数字媒体合并”，Vice和Vox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合作对象。如果头部的新媒体都需要抱团取暖，那么中部和底部有多冷，大致可以想像。

新技术带来的解法也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表现。今年10月，以区块链技术驱动的新媒体Civil公开募资失败。Civil是最具野心的一家区块链媒体公司，它计划支持新一代的、无需依赖广告的媒体创业公司。在今年9月开启的募资中，Civil计划筹得2400万美元，最低目标是800万美元。然而，一个月的募集期结束时，Civil仅仅筹到了大约140万美元，其中还有100万是来自Civil的直接投资方。失败后，Civil宣称几周后便会再次开启募资，但至今仍没有音信。由于已经开始和一些地方媒体合作，Civil的募资失败还引发了部分记者的讨薪。

当然，是实验就会有失败，重要的是不因失败而停止尝试。今年传来的一则好消息是：来自荷兰的新型媒体The Correspondent在美国众筹成功。这家媒体2013年在荷兰通过众筹成立，全部依赖会员支持，但并不设付费墙（也就是说，不交钱也能阅读），也没有广告，内容优质，不追逐热点，不搞标题党，不煽动人们的情绪。它在荷兰的成功既令人赞叹，又让人提出疑问：是否只有发达的小国才能支持这样的模式？2019年年中，英文版的The Correspondent将会正式发布，它已经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在美国的命运如何，很值得期待。

总的来说，2018年，全球媒体在“活下去”这个基础的问题上，有所探索，有所失落，还是没有找到确定的答案。

“封得好”：民众对媒体管制的支持

我想重点谈谈硬币的另一面：威胁言论自由的并不只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

2018年，全球新闻自由状况普遍恶化。一个细节再好不过地折射了这种局面：今年8月，在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上，日本的排名前进了5名。但是《日本时报》提醒：这部分是因为其他国家的状况变得更差了。

在当今世界的新闻自由排行榜上，一个国家好像是在顺水行舟，不退则进。当那么多国家都在变差的时候，“基本不变”竟成了一种进步。

对新闻自由的一大威胁力量是遍布全球的强人领袖：美国的特朗普、俄罗斯的普京、中国的习近平、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沙特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捷克的泽曼、斯洛伐克的菲乔、匈牙利的欧班……他们是自由媒体的打压者，不能容忍异见。记者无国界组织在发布今年的新闻自由排行榜时还提到，各国的媒体管制模式可能存在互相影响和学习。“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在亚洲输出它的新闻和信息严管模式，中国对批评和异见的打压为其他位于排行榜底部的国家提供了支持，例如越南、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而今年在香港发生的《金融时报》驻港记者马凯被拒续签工作签证及被拒入境一事，亦引发了人们对言论自由状况的担忧。

上面这几段讲述的故事也是《时代》周刊封面文章塑造的主要框架。但是在这里，我想重点谈谈硬币的另一面：威胁言论自由的并不只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

实际上，今日世界的政治强人，大多走的是民粹主义路线。他们抛出的观点和政策，大多以迎合民众意见为出发点。对自由媒体的打压，固然是为了削弱监督和反对的力量，但也是煽动和迎合了民众中的反媒体情绪。

盖洛普和奈特基金会于今年9月联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民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连年走低。有69%的美国人说，他们对媒体的信任程度在过去10年间降低了，只有4%的人说他们的信任度提高了。而且，在那些信任降低的美国人中，有30%的人（也就是全体美国人中的21%）表示：他们的信任不可能再恢复了。

特朗普对媒体施以攻击，将他自己不喜欢的报导都污名化为“假新闻”，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美国部分民众的反媒体情绪。但这更可能是一个双向的关系：因为社会上已经存在这样的情绪，因此特朗普会采用这样的策略，而这样的策略又进一步加强了反媒体的情绪。

在中国，虽然具体的环境完全不同，但我们同样能感受到反媒体的情绪。一方面，这种情绪是过去几年来持续污名化的结果——和“公知”一样，部分媒体成为污名化的主要对象。笔者曾经在《南方周末》担任记者，至今仍然常常会在微博上发表言论后遭到“一看博主是前南方系记者，就明白了”这样的攻击——言下之意，南方系及其记者都是不值得信赖的，是已经“臭掉”了的。

但另一方面，民众对部分媒体内容的反感并非没有道理，这些民众也不是“五毛党”，他们反感的原因是部分媒体的表现确实不佳。例如，前段时间被关闭的9800多个微信公号中，有一些公号确实做了不地道的事情，包括传播假新闻、洗稿等。今年5月，“二更食堂”在滴滴乘客遇害后使用露骨和恶俗的语言描述事件，击穿了道德底线。这些公号做过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众对媒体管制的支持心理，为更严格的管制提供了理由。

尽管业内人分得清自媒体、营销号和正规媒体的区别，可是普通民众不容易分清，政府则可以故意不分清。所以，我的建议是：在当下的环境中，媒体行业内更应该形成一种氛围，重申专业主义和职业操守。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媒体行业这么大，“二更食堂”做的事情，不应该由其他正规媒体背锅。然而，尽管业内人分得清自媒体、营销号和正规媒体的区别，可是普通民众不容易分清，政府则可以故意不分清。所以，我的建议是：在当下的环境中，媒体行业内更应该形成一种氛围，重申专业主义和职业操守，应该与各类营销号划清界限，不要去跟它们合作，更不要将它们请为座上宾，甚至包装为新时代的代表。

当民众因为反感二更食堂而喊出“封得好”的时候，其他连带遭殃的媒体是没有多少发声机会的。媒体行业能做的，就是及早与这些低质、煽情内容的生产者割席而坐。

通过今年在美国发生的一个案例，同样能够观察到媒体自身坚持原则、言行一致的重要性。

11月初的中期选举之后的一场记者会上，特朗普因为不喜欢CNN记者的追问，要求撤销其白宫记者证。CNN随后起诉特朗普，夺回了记者证。这是美国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的体现。但是，正如Vox的一篇文章分析的：其实，特朗普和CNN都很享受现在互相开战的状态。

特朗普享受这种状态，自然是因为他对媒体的攻击引发了他的铁杆选民的共鸣，同时依靠制造敌人，他也能巩固自己的支持率，这是有威权倾向的领导人屡试不爽的法宝。而CNN享受这种状态，则是因为他和特朗普之间的紧张关系能够带来收视率，而收视率就意味着广告、意味着收入。特朗普团队的Kellyanne Conway曾经发明“另类事实”的说法，是制造和传播假新闻的代表人物，但她实际上依然是CNN的常客，被邀请在CNN的各种节目中表达常常极具争议的观点。

Vox的文章认为，如果你是真的想要传递真相、让民众获得更好的信息，那么你就不应该让一个常常撒谎的人成为节目常客。CNN的收视率冲动，其实和今天很多媒体的流量冲动一样，都是会获得一时的纸面成绩，但终究可能会失去人心的。

媒体将自己包装成被打压的正义斗士是容易的，但是要做到言行一致、坚守专业主义的价值，则没那么容易。而一旦做得不好，就有被人借题发挥的可能。在这个管制升级、公众不信任媒体的时代，媒体和媒体人都应该更有洁癖，否则，你会因为别人做的丑事而脏了衣服。

2018年，在自上而下的打压管制和自下而上的反感情绪夹击之中，传媒行业跌跌撞撞，但混沌之中，一条清晰的专业界限可能会逐渐显露，专业主义作为职业准则可能会被重新重视。

人的价值：在机器的时代越来越重要

“解决问题的新闻（solutions journalism）”这个概念越来越普及。它指的是：不仅报导问题，而且报导人们为了解决问题而作出的努力和成果。

2018年的传媒行业，依然在尝试人工智能，但受限于技术本身的发展水平，以及在媒体内部具体应用时产生的诸多问题，今年并没有太多重要的进展。人们唯一能想得起来的人工智能新应用，大概是新华社推出的“AI合成主播”，不过其表情和语气依然僵硬，与人们想像中人工智能的能力依然相距甚远。

今年3月，人工智能在传媒领域应用的先行者——美联社发布了一本报告《指南：如何让新闻编辑室为人和机器做好准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新闻业带来的改变和挑战。这份指南最后的落脚点是人的重要性：人工智能是无法创造出“新闻感”的，它们只能放大编辑记者已有的新闻感。在美联社，机器的作用是帮助记者更好、更高效地讲故事。“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重要，媒体里的人所扮演的角色也就越来越重要。”

对科技的崇拜的确在退潮。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今年开启了一项“新闻创新研究项目（Journalism Innovation Project）”，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主标题就是：是时候远离那些“炫酷的东西”了吗？

“炫酷的东西”说法来自美国的新媒体记者Kim Bui。她说，媒体可能普遍患上了一种“炫酷科技综合症（Shiny Things Syndrome）”，也即，喜欢追逐那些最新的、看起来闪闪发光的新技术，但却忘记了另一些更根本的东西。

提出“炫酷科技综合症”的人，并不是说不应该尝试新技术，而是说：不应该将技术置于新闻创新的中心位置，不应该让炫酷的东西喧宾夺主了。那么，应该将什么置于中心位置呢？这份研究报告给出的答案是：受众，你所服务的人。

的确，比起机器的顿足不前，今年传媒行业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倒是成为了一个热点。业界越来越形成这样的共识：媒体要更深入地思考自己能给受众带来什么？用接二连三的坏消息轰炸受众的手机屏幕，真的好吗？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看新闻而产生焦虑心理，因此患上“新闻疲劳症”，进而成为回避阅读新闻的人。

于是，“解决问题的新闻（solutions journalism）”这个概念越来越普及。它指的是：不仅报导问题，而且报导人们为了解决问题而作出的努力和成果。这些新闻告诉我们：瞧，有那么多人在做着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事情，这个世界并没有你想像的那么丧，你也可以去做更多。

今年8月，谷歌在美国推出了一项新功能。在所有搭载了谷歌语音助手的设备上，你都可以对它说：“Hey Google, tell me something good”。然后，它就会向你播报一条符合“solutions journalism”定义的好消息。比如，底特律是一个因为制造业衰落而陷入凋敝的城市，有一则新闻说，当地的居民把废弃的停车场变成养蜂场，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类似的新闻还有：如何用电脑游戏来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到城市规划当中来；冰岛用了怎样的方法来减少青少年饮酒的问题；佐治亚州立大学如何基于对过往数据的分析，来帮助学生的学业，避免他们退学……

谷歌官方解释说：之所以要推出这项功能，并不仅仅是想要减轻人们的压力和焦虑感，更是因为这类新闻对社会有积极影响，它们会激励我们更积极地去面对各种问题和挑战，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对话——不仅是关于“哪里有问题”的对话，更是关于“可以怎样变得更好”的对话。

这并不是什么高精尖的科技，但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对传媒行业的影响，可能并不亚于人工智能。

这类新闻将人从“生存模式”（survival mode）转向“解决问题模式”（problem-solving mode）。在“生存模式”之下，我们时刻警惕着周围的坏消息，在紧张焦虑之中疲于防守和抵抗；而在“解决问题模式”之下，我们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我们也知道可以通过怎样的路径去解决问题，我们互相激励，行动起来。

谷歌语音助手向大家播报的这些好消息，来自一个叫Solutions Journalism Network的组织的筛选。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宗旨就是将提供社会问题解法的“solutions journalism”发扬光大。现在，这个组织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前不久，BBC总裁托尼·霍尔宣布：BBC也将在2019年引进更多solutions journalism的报导，呼吁更多人能够在关注问题的同时，更多地关注解法，关注人们的行动。

这并不是什么高精尖的科技，但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对传媒行业的影响，可能并不亚于人工智能。

多元传播主体：压抑当中的机会

在今天的中国，具备承担新闻业使命能力的已经不仅仅是那些持有国家牌照的机构媒体。

虽然2018年的传媒业总体氛围压抑，但依然有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和项目。

从全球范围来看，对#MeToo运动以及相关性别议题的持续报导都是今年最重要的报导主题之一。今年4月颁发的普立兹新闻奖中的最高奖——公共服务奖毫无悬念地授予了《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去年10月，这两家媒体揭发好莱坞大佬哈维·韦恩斯坦性侵丑闻的两则重磅报导，正式拉开了全球反性侵#MeToo运动的帷幕。

今年10月，在#MeToo运动一周年之际，各家媒体均推出了总结和盘点。彭博社基于美国案例的数据梳理显示：过去一年间在美国媒体上被公开指控性侵或性骚扰的人物达到429人。而这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危机咨询顾问Davia Temin的统计是超过800人。从时间上来看，今年的新案件报导一直没有中断过。

《卫报》在今年10月的一篇总结文章中说：”me too”这个简单而有力的表达，促使社交媒体上形成的一种团结力量，帮助人们开始谈论自己的经历——这种经历不仅是充满痛苦的，而且被有意掩盖或无视了很多年。一代又一代的女性被告知：不要谈论这些事。现在，这个禁忌的话题终于被摆上了枱面，并且获得了全球性的参与。

在一些媒体，对于性别议题的报导已经常态化，并不止于调查性骚扰和性侵事件。《纽约时报》去年年底任命了一个新的“性别编辑”（Gender Editor）。在她的带领下，今年该报的“性别计划（Gender Initiative）”发展很快，成为别具一格的新版块。

中国的状况则更有意思：在#MeToo运动中，尽管也有重要的调查报导出炉，但由于新闻管制等原因，发挥最重要作用的并不是大媒体，而是依靠社交媒体平台发声的个人和新型媒体。

前者的代表包括：举报朱军性骚扰的弦子和她的朋友麦烧；用一份酷似论文的扎实材料举报学诚性侵的几位“博士僧”；专注于性骚扰案件报导的独立记者黄雪琴；在微博开设“I’ll be your voice”专栏，为性侵受害者提供发声平台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常江；改编《芝加哥》音乐剧选段制作《天朝渣男图鉴》的音乐人徒有琴；讲述了自己遭遇性侵后艰难维权之路的作家淡豹；以及其他很多积极参与传播和为受侵害者提供平台的意见领袖。

后者的代表则包括：“不务正业”、开设了性别话题专栏的科技媒体虎嗅；“回声Huisheng”、“女性共学社区”、“尖椒部落”、“土逗公社”等小团队运营的非营利公号；整理了中国#MeToo事件资料库的matters；等等。

在如此广泛而多元的主体推动之下，中国女性被压抑已久的声音终于迎来了一次集体诉说的机会，我们见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讨论。尽管具体的案件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结果，但一场全民性别平权教育已经在发生，特别是在年轻一代当中。

这正体现了数字媒体的魅力。很多年前，当人们在给予互联网天真美好的设想时，强调的就是它给予每个人发声的机会，能够提供一个公共的平台，承载多元的传播主体，而不是被少数媒体和个人垄断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是引发了巨大争议的刘瑜，亦是这场多元讨论中重要的主体，她的文章激发的后续讨论具备非常重要的公共意义。

类似的“多元传播主体”现象，也体现在2018年中国影响最大的一则调查报导上，那就是微信公号“兽爷”揭露疫苗丑闻的《疫苗之王》。由于事关孩子的生命，兽爷的调查几乎人尽皆知，引发了全民怒火。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习近平和李克强均作出批示，要彻查并严惩责任人。

《疫苗之王》这篇报导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所引发的强烈社会反响，也在于它的作者和所刊发的媒体——它并不是正规机构媒体的作品，刊发它的“兽楼处”只是一个房地产细分领域的公号。尽管文章作者“兽爷”是曾经供职于《南方周末》的调查记者，但这篇文章的推出完全是独立于正规机构媒体生态之外。类似的，丁香医生在年底推出的《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也是由前媒体人在新型机构作出的具备重大影响力的报导。它足以说明：在今天的中国，具备承担新闻业使命能力的已经不仅仅是那些持有国家牌照的机构媒体。

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意味着新的机会和可能性。一个直观的比喻是“打地鼠”游戏：当地上只有很少的一些洞时，打地鼠是简单的；但当地上的洞非常多的时候，要想不让地鼠钻出来就成了难以完成的任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已经在试图减少“地洞”的数量——从今年11月开始，一个身份证号码只能注册一个微信公号。然而，除非完全禁止普通人在社交媒体上开设帐号，地洞是封不尽的；而如果禁止普通人开设帐号，社交媒体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这种内在的矛盾张力，在压抑的环境中撑起了难得的空间。

科技巨头有点烦：平台霸权出现松动

总结2018年的全球传媒业，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角色，那就是手握各类平台的科技巨头。

上文提到，媒体普遍在“缺钱”的困境中挣扎。若论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责任人”，那就是以Google和Facebook为代表的科技巨头了，它们以一种近乎“降维打击”的方式摧毁了媒体依赖广告的收入模式。

2018年，科技巨头和媒体之间的力量差距依然是悬殊的。社交媒体平台依然牢牢把控着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媒体依然只能以寄人篱下的身份与平台合作，做一个话语权不大的内容提供方。科技巨头一声令下发展视频，媒体便集体转向视频；而当科技巨头发现这条路没有预想中顺利，准备掉转船头的时候，媒体蜂拥而上的“转向视频”战略便面临着巨大的困境。

尽管平台主导、寡头垄断的局面一时难以打破，但2018年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平台不再是所向披靡、坚不可破的形象。这一年，科技巨头们实在是有点心烦。

在美国，Facebook的扎克伯格和Google的皮猜都坐上了国会听证席，接受议员们的长时间提问。虽然普遍老迈的议员们闹出了不少笑话，比如质问扎克伯格为什么iPhone上会蹦出自己的照片，但是将他们推上听证席的，是议员们身后汹涌的民意。2016年美国大选中泛滥的假新闻、各大平台上愈演愈烈的仇恨言论、用户隐私被泄露的“剑桥分析”事件、谷歌为中国市场开发“阉割版”搜索引擎的“蜻蜓计划”，都成为人们对科技巨头们不满的原因。

今年3月，科技媒体《连线》杂志的封面人物呈现的是脸上伤痕累累的扎克伯格。它将Facebook近期的经历总结为“地狱般的两年（two years of hell）”。

在国会听证席上。扎克伯格对议员们说：“我们应该对我们平台上的内容负责吗？答案是很明确的：需要。”这是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说法。他知道，“我只做一个平台，大家在平台上做什么跟我无关”、“我只专注技术”、“我只关心效率和连接度”已经很难充当挡箭牌了——公众不买账，监管者也不会视而不见。新媒体Axios和调查公司SurveyMonkey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有超过半数（55%）的美国人希望科技巨头得到监管，这比3个月之前提高了15个百分点。

在中国，几大科技巨头悉数被网信办约谈，多款流行app都遭遇了短期下架的处罚，今日头条旗下的“内涵段子”更是直接被突然关闭，网游因为成瘾问题面临监管大棒，腾讯等科技公司的股票价格显著下跌。尽管中国针对平台的管制措施是威权式的，但它和美国一样反映出的是：2018年，平台的政策风险显著上升。

在欧洲，针对平台的监管以立法的方式走在了世界前列。今年5月份开始实施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 GDPR）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隐私保护法”，是数字时代最重要的立法之一。它显著增强了对用户数据的保护，对平台使用用户数据的方式进行了诸多限制。在这个“数据即是石油”的年代，GDPR在保护用户权利的同时，也直接指向了科技公司的命脉。

立法是重要的，但真正的变化还需要全社会的意识觉醒、形成共识。今年11月，万维网（World Wide Web）之父Tim Berners-Lee发出了新的倡议：一个叫做#ForTheWeb的契约（contract）。这个契约旨在保障个人权利，减少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Tim Berners-Lee将其称为“万维网的大宪章”。

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是一份签订于1215年的重要文件，它的起因是对国王的反抗。大宪章对国王的权力进行了限制（任何人，包括国王，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确立了“正当法律程序”的条款，保障了贵族享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并确保了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它成为了日后英国政治秩序的基石，也对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政治秩序提供了启发，带来了深远影响。

类比之下，这份万维网大宪章的背景，就是对以互联网巨头以及某些国家政府为代表的力量进行反抗，对它们的权力加以限制，保障普通用户的权利和自由，并希望能够成为今后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参照准则。

这份万维网大宪章的背景，就是对以互联网巨头以及某些国家政府为代表的力量进行反抗，对它们的权力加以限制，保障普通用户的权利和自由，并希望能够成为今后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参照准则。

Tim Berners-Lee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很多年以来，人们都觉得，万维网上美妙的东西将会占据主流，我们将会拥有一个更少争端、更多理解、科学更发达、民主更牢固的世界。然而，最近几年的新闻让人们感到幻灭。目前，科技连接起人性的方式是以一种反乌托邦（dystopian）的形式运行的。网络暴力、偏见歧视、意见极化、假新闻，很多东西都坏掉了。这个契约要做的就是让网络真正为人性、科学、知识、民主服务。”

根据Tim Berners-Lee的设想，这项“万维网大宪章”有三大目标：每一个人都能以负担得起的价格上网；每一个人都在网上感到安全、被欢迎；为每一个人赋权。这也呼应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那一幕：Tim Berners-Lee出现在场地中央，在键盘上敲出一行字，大屏幕上显示出“This is for everyone”。

2019年，万维网将迎来30岁生日。30年前，Tim Berners-Lee将自己的这项发明免费送给了世界，这是一份给每一个人的礼物。30年后，我们的数字世界能否恢复“初心”，能否以一个为世界创造更多美好而非丑恶的形象再出发？这也是广义的传媒行业需要共同解答的难题之一。

（方可成，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