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梁一梦：“把时局弄得更糟，就可能击败威权政府？”焦土战术真的能让香港民主再出发吗？

香港的民主派又一次输掉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泛民主派老将李卓人在另一泛民元老冯检基不接受协调坚持参选的情况下，在与建制派属意的候选人陈凯欣的单对单对决中败选。李冯二人的票数加起来，甚至仍及不上陈凯欣的得票。这次败选，令非建制派完全失去仅余的分组点票否决权。

为何昔日的民主派，会从拥有“六四黄金比”的选战优势，最终沦为在单议席单票制下都连战皆北？到了今时今日的破局，非建制派应该如何回应？这些问题说来话长，亦难以一下子回答。今时今日，缠绕香港非建制派最深的政治问题，应是不同派别之间不能和衷共济，泛民主派和本土派在屡次运动中不能同心，互相指责，双方仇恨愈积愈深，宁愿互相“揽炒”（同归于尽）也不愿合作，甚至在泛民主派当中，也出现这种撕裂情况。以往，民主派对建制派的优势，最多也只在六四比之间，近年非建制派分裂成本土、泛民两翼，泛民的愈收愈窄，早已无法尽收反建制阵营的选票，原本就非太强的微弱优势结果全销。

内部不和，应是今日香港民主运动的最大问题。（关于这种情况为何出现的讨论，可参考笔者前文[1]）这种宁愿败选也希望泛民主派落败的想法被称为“焦土派”，这一派的假设是，与其继续让和稀泥一般的泛民获胜、继续含泪支持这些不成器的政客，那就宁愿让建制派得到议席，置之死地而后生，之后人民就会醒觉反抗。

这种想法长期存在于香港的公共讨论空间中，但“焦土论”背后有多少实证基础就鲜有人论及。到底，民主运动者把时局弄得更糟，透过焦土战术，有可能击倒威权政府，最终否极泰来实现民主化吗？

民怨，产生颠覆性政治运动的必要条件

威权国家如何才会民主化，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议题。人类社会在过去数百年间经过了几波的民主化，比较政治学对于“民主过渡”（democratic transition）的研究也颇为丰硕。一般而言，出现“民主过渡”的条件说法纷陈，但政治学者一般同意，颠覆性的政治运动要出现，首要前提是民怨的累积，而民怨的重要量度指标，则是“经济是否低迷”和“分配有多不平等”。所以，一旦某国出现明显的经济下滑及分配不平等，则会增加政权倒台的可能性（注1）。在民主国家，那往往是政党轮替，威权国家没有政党轮替的机制，便有可能以政权倒台而终。

但纵观人类历史，经济低迷不一定等于政权倒台，短暂的经济低迷一般不足以摧毁人民对威权政府的信任，朝鲜、早期的中共以至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甚至告诉我们，长期的恶劣经济情况也可以和长期的独裁并存。民怨和有规模的反抗运动之间有著颇大的鸿沟。人民对管治有怨言，当然会增加他们投入反抗运动的可能，但最终导致威权政府倒台的却不是民怨，而是有组织的反抗运动。民怨不一定能兑现成实质性的反抗，即使经济情况每下愈况，也有可能被人民习惯而成为政治常态。

那为何颠覆性的政治愿望无法变成集体反抗？对此最常见的解释之一是所谓的集体行动难题（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集体行动难题”的奠基人之一，经济学者奥臣（Mancur Olson）曾经作过这番解释（注2），即是在一个庞大的群体当中，恶劣管治的后果是由所有人一起摊分的，但如果有人受不住，决定要出头改变现况，那么，首先强出头的人，就要为群体付出不成比例的个人抗争代价，而且争取回来的利益都是属于“公共”的。

为何颠覆性的政治愿望无法变成集体反抗？对此最常见的解释之一是所谓的集体行动难题。

简单而言，就是差劲的独裁统治会令人民想起义反抗，推翻专制政府，但谁先反抗，谁就要有抛头颅洒热血的准备。先行者许多时都是“炮灰”，纵然最后成功，能争取来良好的民主管治，但也只是社会整体获益，既然人人获益，那么首倡议者的获益就不见得很大。于是，只有“傻子”才会率先投入反抗运动（纵然历史上不乏这种人），大部分人都宁愿默默忍受，等待其他人为“大围”争取权益。

颠覆的关键，集体行动

所以，民怨只是颠覆性的政治运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另一个重要条件是要克服集体动行动的难题。一般而言，政治学者均认同，民主运动要成功，除了民意支持，亦需要成型的政治组织代理，即所谓“代理人”（agent），在许多国家这些代理人就是“政党”等。这些组织的存在，能够提供途径让个体联结起来，令每一个想反抗的人在面对巨大的独裁国家机器时都不至于那么孤独无助，个人投入反抗运动的成本即被团体所分摊，它们可以是民怨兑现成运动的中间联结。

简单而言，社会分配愈不平等，社会的改革的压力就愈大，政权就愈“头痕”（头痛），如果管治不善带来了社会民怨，那这方面的“焦土”的确可能促进民主运动的进展。但民怨沸腾，也要有组织工具和政治代理让人民去组织反抗运动，反抗力量愈没有组织，愈在公共议题上缺乏空间、阵地，反倒会拖慢民主运动。由这个逻辑去看，如果“焦土派”希望“焦”的是具体的管治质素，期望经济搞得更差以令人民反抗政府，这种“焦土”是能够帮助民主运动的。

但如果是打算把反抗阵营一把火烧掉，那却不怎么说得通。当国家崩坏，哀鸿遍野，那政权一般也长久不了，这种“天下大乱政权倒”的传统智慧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同时也简化了历史经验，例如，在大跃进时的中国，毛泽东并没有倒台；史大林（斯大林）时期的乌克兰饥荒未有动摇苏联管治；在“苦难的行军”当中，朝鲜也没有出现成型的反抗运动。由实证的角度而言，要击倒独裁政府，民怨和组织，两者缺一不可。

中共是挺知道这一点的。当代实证政治研究大师金加里（Gary King）在2013年发表一篇关于中国网络政治审查的研究（注3），就曾经找到一个有趣的结论。研究者大量下载中国互联网上的贴子，然后再分析这些数据，发现中国的网络审查，其对于人民批评政府有很大的容忍度，但对于任何形式的人民网上联结，审查部门都会将其扼杀于萌芽之中。

也就是说，骂政府可以，但想自外于中国政府来搞串连？非政治组织也不一定让你搞，或其必须受党直接控制。这种做法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任何潜在的危机——今日并不一定政治化的组织，如教会、工会、没有议政倾向的社经团体，只要时局一变，随时就可以变成强劲的异议团体，一般键盘战士打打嘴炮，倒构不成威胁。该研究的结论亦符合一般中国人今日的生活经验：一般人是有一定的言论自由的，甚至在友侪间或在网上稍微批评一下政府，都是可以的。但如果有人企图把任何批评转化为纲领、行动或组织，即使诉求再温和，都将被严重打压。这些案例见诸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或任何异质化的少数族群，令到神州大地上并没有团体能自外于中国共产党。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十八铜人以防人民反抗，今时今日这种进化了的社会审查机制，却是把人民精神上的兵器收走了。

香港非建制派不同的政治派别，如果把太多的心力放在互相攻讦、清理旧有的代理人上面，却不在意民主运动是否能再生出新的组织资源，那并不理想。

抽空一切来说，最理想的民主运动是反对派能够积蓄力量，扩大支持，等待政府管治不善，令民怨累积；威权政府最希望见到的情况，则是经济良好（不等于分配公平），人民生活稳定，而政治舞台上，完全没有潜在的挑战者。

因此，香港非建制派不同的政治派别，如果把太多的心力放在互相攻讦、清理旧有的代理人上面，却不在意民主运动是否能再生出新的组织资源，那并不理想。我绝不是为泛民主派辩护，若泛民主派表现不济，他们当然需要反省重组，但其他派别的支持者即使和泛民主派水火不同炉，也不应放弃自身组织的可能，不应坐等泛民主派失败，而应多考虑如何取彼而代之，成为民主运动的领军者。如果香港的本土派没有自己的反抗组织，清走了泛民主派，他们亦难以发起具规模的抗争运动。在颠覆性政治运动的角度来说，“大台”上的是谁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组织力的维持，一旦天下有变，也能把握随之而来的政治机会。

那么，到底民主运动要如何再出发和组织呢？这里有两个建议。

对本土派的建议——组织和议题

对于本土派而言，首先是要摒弃近年出现的“不要大台”或“去组织化”倾向。笔者的印象和认识中，历史上并没有人民不去组织而又能反抗成功的例子。不论是主流的民主民权运动（例子：黑人民权运动、东欧剧变、台湾或韩国的民主化），或极端的血腥独立运动（例子：如哈玛斯、爱尔兰共和军等），都需要透过组成反对团体，来组织具威胁的反抗。中共是瞧准了这一点，斩首式地DQ有本土倾向的议会候选人，其目的就是令本土派或自决派失去潜在议会阵地，令潜在的分离主义失去短期政治目标、舞台和议席带来的资源。这种战略非常成功，在不能再参选后，整个本土／自决派确有点不知所措。

本土／自决派要再组织，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在没有了议席这一明显的目标后，他们用甚么来维持向心力和行动力。不论是民主化、自决或独立，在与中共强弱悬殊的势力对比下，中短期内都没有实现的可能，所以，长期的成功，更加依赖运动的持续性。

香港的本土派确实正面对北京的强力打压，但在威权统治下，反对派被行政手段打压，例如取消参选资格或取缔组织，情况亦非香港独有。要应付这种打压，一个常见的处理方式，是反对派可以采取外判式的政治分工，参选议会的人和负责推动民间议题的人，可以作出某种程度的政治切割，却互为奥援。这种政治联盟方式很常见，亦不只是反对派使用，例如俄罗斯政府就以外判“dirty work”闻名于世——政府一边扮演较文明的角色，并和出手攻击反对派的黑道和政治流氓切割，但双方却保持某程度上的默契。

另一个方向，是本土运动不止于争取独立或自决一个支点，而引入更多的辅助议题，并以这些辅助议题为组织的根基。至于甚么样的政策、民间议题最能和本土运动相连结，那就是一个需要智慧的政治决定。

对泛民派的建议——人与意识形态的革新

相对于本土派，泛民主派已经有一套政治组织，但多次补选结果已反映他们面对支持者流失，光谱慢慢收窄。这点其实可以理解，试想想，近年几乎每一场的大型民主运动，他们都处于被动的位置，在迎合网上年轻人的较激进主张及平衡较年长者的保守倾向之间，愈来愈难找到平衡，可谓“顺得哥情失嫂意”。

另一方面，泛民主派亦给人强烈的混日子之感，一连串DQ事件之始，在于泛民元老梁耀忠莫名其妙地拒绝弃任立法会代主席，引来一连串风波，他道歉一声，摸摸鼻子，事件也就不了了之。泛民主派也“人才辈出”，冯炜光、汤家骅、狄志远、黄成智等先后被统战，更不要说直接走入政府的张炳良、罗致光，李华明退出政坛后长袖善舞，周旋于建制派财团之间，而郑家富、冯检基等都先后拒绝协调出选立法会，更或多或少导致了“揽炒”或“揽炒”危机，而这些人都是泛民主派元老。

更甚者，是温和民主派中人对这些人的所为尽管不以为然，但批评力度也不强，远不能和针对本土青年的批评相比。泛民主派并非铁板一块，当中有许多不同类型的人，但民众却没有这种认知，只能模糊地凭印象去分办李卓人和冯检基有甚么不同。客观的政治效果，是年轻人只会觉得泛民主派没有甚么能力，而且近年大批“投敌”，又不喜被人争夺自己的地盘，很是恋栈，甚至已属建制的一部分，面目模糊又民主意志不坚等。

泛民主派的形象，愈来愈成为政治包袱。而主流政党形象老化慢慢被摒弃，也非香港独有现象。在美国，不满政治体制的民众投票予特朗普，在台湾有柯文哲、韩国瑜。这些新晋成功政治人物的共通点除了“民粹”外，就是“素人”，标榜自己并非由主流的政治系统出身，不受他们制肘。这种说法不一定是事实，但却是一种伴随特定候选人的论述。“素人”当选后的表现也不一定优异，甚至在做跟他们的前任同样的行为，但反正他们就是代表一条“不同的出路”，投票予他们的民众其实是在对整个旧体制说不。时至今日，泛民主派要重新出发，第一项任务是要大批换血，逐步挑选政治包袱较少的新人来代替旧人，以寻找较大公因数。而只要新人具有潜质，近年在国际上的经验都显示，“素人”掀起的旋风，可以比政治老手更强。

第二项任务是要调整其意识形态论述，以扭转无能兼摇摆的政治形象。首先，温和路线需要有合理的政治注脚，从以令温和泛民日后和政府以至北京的谈判，要和“被统战”有明显的区分；第二，是新一代泛民中人要解释自己对本土路线的看法为何，并理清民主路线和本土派路线之间的关系，令到两者找到合作和区分的可能。而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答案，并不止是想出几条“lines”，而是需要一个持续的政治工程，来有效更新泛民主派的形象。而这些意识形态工作，老一代的泛民已很难做到，只能寄望于新人。所以泛民主派的根本战略，应是加速更新世代，并应主动掀起意识形态的讨论，来重塑整个派别的政治形象和定位。

即使民主运动不能一下子成功，也需要争取阶段性的成果。

最后一点，则可能对所有政治派别都适用：即使民主运动不能一下子成功，也需要争取阶段性的成果。香港的时代背景是我们处于一个极强大的专政政体当中，所有长期抗争的打算，都应该充分考虑双方强弱悬殊这个困境，想清楚自己的最终目标为何，并向民众公布自己的路线图。民主运动在香港现时的时空，实无一蹴而至的可能，但手执一把烂牌，仍有尽力周旋跟自暴自弃两个选项，香港民主运动在当下最需要的，是要有把一盘烂棋下好的魄力。最合理的方法，是先做好基础的组织建设，这些工作并不特别拉风，不能刺激参与者的肾上腺素分泌，长远而言却是民主运动所必须。即使由小处著手的改善，都可以慢慢累积为结果，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

（梁一梦，自由撰稿人）

注：参考书目

（1）抱持这种观点的研究众多，作为例子可以参考：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6.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King, Gary,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2013.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2, 326-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