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跨域洋垃圾：全球经济、社会与空间的不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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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报导，中国在过去十多年是全球主要的垃圾进口国，接收超过全球各国半数的“洋垃圾”，当中主要来源国包括美国、日本等先进国家。“洋垃圾”指的是进口的废旧物资，也可指非法入境的固体废物。中国在接收洋垃圾如废弃的塑料、纸张、纺织品和电子产品后，从中进行资源再利用。

事实上，进口的洋垃圾除了含有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外，中国当局也发现当中夹杂大量有问题的毒垃圾，对环境造成巨大伤害。随着中国社会持续出现批评洋垃圾声音后，中国政府在去年12月宣布不再接受多种固体废弃物的进口。

上述禁令在今年1月生效后，原来进口到中国的垃圾转而流向东南亚国家，例如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单是大马在今年就吸收超过数十万吨的废料垃圾，包括英国第一季度就有17%的废料垃圾运输到马，以及新西兰出口到大马的塑料垃圾也增加了两倍。

马来西亚塑胶厂商工会透露，如今不少中国商家选择在大马各地设立工厂处理洋垃圾，并引发许多环境污染问题。例如，在今年6月就有新闻报导指仁嘉隆新村至少有17间处理洋垃圾的非法工厂，当中超过95%是来自中国的厂方。这些工厂燃烧塑胶废料引起空气污染，导致村民出现呼吸不顺、晕眩等情况。

“大马成为其他国家塑料垃圾回收地”的热点新闻，让人意识到洋垃圾处理不当的威胁性，进一步省思环保回收的意义到底为何？环保作为当代政治正确的“流行术语”，大多数的国家、国际及在地的非政府组织、公益团体和广大市民都同意“环保”工作的迫切性，希望能减少资源浪费、保护环境，目的是不剥削下一代的生存权利。

各国政府从不同的层面展开保护国土环境的行动，除了积极的环保份子外，一般市民通常从最小的日常生活，如垃圾分类及回收感受到何谓环保工作，而国家和社会寄望通过教育机构和社区组织等，培育公民爱护环境的意识。洋垃圾事件让社会大众意识到原来环保和回收不只是保护环境，还和一个国家内外部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洋垃圾收拒显国家发展

首先，洋垃圾在不同国家地域之间转运，背后揭露的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轨迹。中国此前成为洋垃圾的落脚地至今日下令拒收洋垃圾，与该国的经济发展趋势有关。中国在改革开放及加入世贸（WTO）后开启市场大门，庞大的市场与廉价的劳动力带动制造业和工业的蓬勃发展。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原因在于政府、市场和土地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

中国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曹锦清教授分析道，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注一）带来廉价的征地成本，因而大幅降低中国工业制造的成本，使到政府通过发展加工制造业、建筑业等接轨国际市场。洋垃圾也是在这个需要原材料，而土地是配合经济发展的时期进入到中国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形容，土地是中国政府经济高增长的“发动机”，一方面政府利用土地融资的收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及地价的同时，另一方面也牢牢掌控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导权。然而，在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刘守英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调整土地使用的功能和目的，转向注意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等。在经济改革的趋势发展下，城市中产阶级人数随之增加，多样的社会议题也逐渐浮现，如高价土地引发的住房困难、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等。

虽然，BBC新闻指说大量的回收材料协助中国制造业蓬勃发展，并引述英国环境服务联合会顾问的说法，即中国应把这些进口的回收废品当作资源而不是垃圾，但是洋垃圾中隐藏着有毒物质和病菌等，加上厂方为了节省成本而草率处理，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如电子垃圾回收场造成儿童血铅量超标、受重金属污染，以及地下水污染、大气污染事件等。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及民众对环保及自然环境安全的需求，最后促使该国立法禁止洋垃圾入境及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

转到管制松散的东南亚

其次，从空间分析角度来看，在中国拒收洋垃圾后，大部分的洋垃圾转而进口到了东南亚国家，继而引发地方环境问题，显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均造成的不公平空间现象，即在世界经济体系处于低阶的国家成为垃圾回收地。简单来说，洋垃圾主要来自美国、日本、欧洲、澳大利亚等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当中又数电子垃圾是大宗出口；这些垃圾许多是未经分类处理就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原因在于后者需要原材料，或是国内的相关法律暂时无法对付洋垃圾。

例如，早期的中国为了满足工业原料需求，接收了全球超过半数的洋垃圾，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以及国内民众呼求保护环境的声浪，洋垃圾转而到了法律管控更为松散的国家。像大马今年接收了大量的洋垃圾，但因为没有任何限制此类进口的政策，政府目前只能关闭没有执照的非法垃圾工厂，以及暂时冻结塑料废料进口准证的申请。

使用与交换价值引矛盾

第三，是洋垃圾在全球不同国家的跨域流动，形成了不同层级的涉及者在空间中的权力博弈过程。例如，先进工业化国家vs.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vs.社区居民。同时，各方在洋垃圾运输过程中的角力也是一种价值关系的表现。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经说过，城市空间的研究应该注重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关系。

简单来说，人们日常居住的场所是使用价值的表现，但是在市场运作的逻辑下，场所也能发展成为交换价值的关系。当使用价值（居住权利）和交换价值（商业利益）出现落差时，社会矛盾和冲突就接着出现了。在跨域流动的洋垃圾洪流中，位于世界体系底层的国家或更具体的地方社区，往往成为空间不均发展现象的受害者。与此同时，社会阶层中的居民为了捍卫空间的使用价值，应当如何应对跨国，甚至是来自本国权力机构的压迫？

从日常实践的角度来看，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斗争的关键是居民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自治能力，摆脱资本主义的影响，进而由民众自己来管理空间。另外一名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德塞图（Michel de Certeau）则提出著名的“日常生活的实践”论。他认为，当权力者透过各种权力机制形塑空间模式时，民众在此空间下的日常生活实践，如说话和行走中的主观意识，是有能力颠覆原来的空间意义。

换句话说，社会阶层中的弱势者透过自身的能动性和力量，击破社会某个强大的结构层面。虽然德塞图的论述经常被批评过于乐观，但我看见仁嘉隆新村面对非法垃圾厂燃烧塑胶废料引起的空气污染问题时，该村的村委会为了捍卫居住安全的权利，就自寻展开调查掌握证据，揭露非法工厂是通过巴生港口从欧美等先进国家进口洋垃圾到大马，就是一个很好的能动性例子。

不同政府部门立场迥异

当我们在面对跨国的洋垃圾时，空间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到底孰轻孰重，其实也正是在考验一个国家如何看待自身在经济发展中的定位，以及视其国民是什么样的价值群体。大马政府这边宣布暂时冻结AP准证的申请，寻求解决洋垃圾问题的对策，柔州拒绝3家与中国公司有关的环保废料处理公司，避免电子废料垃圾偷龙转凤到了国土，看似尊重国民要求安全生活环境的居住权利（使用价值），但是另一边，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却宣布，政府将向入口洋垃圾业者征收每吨15林吉特的入口税，并表示“对政府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与此同时，能源、工艺、科学、气候变化及环境部长杨美盈表示，国内将全面禁止进口无法再循环的固体废料，特别是塑废料，确保大马不会成为先进国的塑废料垃圾场。

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以及前后立场的矛盾提醒我们两件事：第一是政府内部不是铁板一块，不同部门之间具有利益与对洋垃圾处理态度的差异；第二，保护国民的使用价值不能以单一事件作为衡量准则，我们对权力者应当时时保持警惕，并且随时做好挑战社会结构的准备。最后，我认为国家和社会除了提倡国民爱护环境的环保意识外，更应培养他们辨识政治和经济结构对环境影响的重要性，以便在未来有能力应付在全球空间剧烈变迁中出现的不公正问题。

（古燕秋，中国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一：中国的全国土地实行两种所有制，一为国有制（城市土地属于全民所有），二为集体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