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新浪微博管理员发布公告，为了肃清网络环境，要针对涉黄、暴力、同性恋题材等漫画及短视频内容进行集中清理。这一公告随即引爆了同志社群与性别友善人士的强烈不满。两天后，中国大陆官媒《人民日报评论》撰文《不一样的烟火，一样可以绽放》试图平息众怒，认为网络公司在整顿网络内容时应该要把握好分寸，不然，把同性恋视为性侵犯、性暴力一类的非正常性关系，难免会引来舆论的焦虑。
这一事件中，作为社交网络服务公司的新浪微博，将“同性恋”定性为敏感词，单方面切断与同志社群的复杂联系，实则低估了同志社群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舆论影响力，致使其政治减害行为沦为一场“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闹剧，令人啼笑皆非。但反观另一些企业，如2017年2月获得千万元人民币融资的同志交友平台Blued（淡蓝网），加入LGBT职业人脉交流会的IBM、瑞银、阿里巴巴、小米等企业[3]，他们往往以“同志友好”（gay and lesbian friendly）的方式勾连自身与同志人群的关系，这种关系即是——粉红经济（pink economy）。
粉红经济
基于此，本文要回应两层问题：（1）粉红经济究竟是什么？粉红经济存在怎样的内部张力？（2）不同于仅仅将粉红经济视为纯粹的、不言自明的利基市场的观点，粉红经济究竟裹杂着怎样的社会性因素而被建构出来？
之于前者，笔者将借助新闻媒体与学术材料展现关于粉红经济的各类社会争辩话语；之于后者，笔者将以两份调查报告为文本分析素材，揭示粉红经济的社会嵌入性(embeddedness)。
共生双赢：粉红经济与同志群体的解放？
诸多形式的粉红经济既提供以同志主体为受众的产品和服务，又搭建了可供同志群体进行“社会交换”的平台——向同志主体提供纾解身份压抑感的情感资源，对于如何达致自我认同、向家人出柜、对抗社会污名的话语资源，组建同志家庭的策略资源等。
回溯酷儿学者魏伟与富晓星对城市空间与同志个体/社群关系的研究，可知粉红经济在中国大陆的存在自90年代起便有迹可循。1990年代以前，同志群体（主要是男同性恋）身份认同尚未确立，活动场所集中于市中心的公园、广场、茶园、浴室和舞厅等“传统性公共空间”；1990年后市场经济获得政治背书，同志群体步入市场经济创造的商业空间寻求消遣和娱乐；21世纪后，伴随不断扩大的同志群体的消费市场，“同志浴室”、“同志酒吧”等专属空间蓬勃发展，这些空间不仅为同志群体的情感与性欲需求提供了便利，更重要的是帮助同志群体确立了社群身份认同感（注1）。
作为粉红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同志酒吧”创造了一种特定的城市空间，聚集起彼此陌生的同志们，并给予他们安全与自在。通过消费，同志们从“地下”走到“地上”，从“隐形”迈向“有形”，卸下伪装，敢于表达自我，寻得社群认同与归属感（注2）。
除实体经济外，粉红经济的存在形式还有如“同志交友平台”这类新经济。拥有2200万用户的Blued是中国近年来最流行的同志交友平台，根据Blued发布的《2015年中国同志社群大数据白皮书》，中国约有男女同性恋者6900万，约占总人口比重5%，平均每两位中国男同性恋之中就有一位选择Blued作为社交工具。Blued创始人兼CEO耿乐谈道：“同志社群的消费力是旺盛的，但它总是被忽视，我们想要告诉人们粉红经济是强壮的。”
借助市场经济下合法与正当化的消费形式，曾经遭受“符号性灭绝（symbolic annihilation）”的同志主体站到了大众面前。另一方面，耿乐也强调：“Blued与中国政府有许多对话，我们正在推进全社会对同志社群的认知程度。2012年，耿乐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接见，共同探讨艾滋防治与民间组织的议题，这张握手照片常年挂在淡蓝的办公区，也已成为淡蓝网化解政治风险的权力背书。
2015年，Blued与淘宝合作，赞助大陆七对同性恋人赴美结婚，引发社会公众广泛关注。同志赴美结婚已经超越传统形式的粉红经济，揭示了更为普遍与弥散的粉红经济——混含着营利性质的商业活动与非营利的公益项目、线下的聚会与线上的互动——勾连起经济主体与社会主体的复杂关系。
与此类似的还有彩虹旅游、同志电影/网络剧、上海骄傲节等等。诸多形式的粉红经济既提供以同志主体为受众的产品和服务，又搭建了可供同志群体进行“社会交换”（social exchange）的平台——向同志主体提供纾解身份压抑感的情感资源，对于如何达致自我认同、向家人出柜、对抗社会污名的话语资源，组建同志家庭的策略资源等。一代又一代具有消费能力的同志主体参与粉红经济，除了获得粉红经济所蕴含的使用价值并实现社群解放之外，也不断地巩固着粉红经济的商业活力与长期的稳定性。
同流合污：粉红经济与正统主义的合谋？
然而，左翼运动家和批判理论家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从“消费主义”、“同性恋正统主义”和“政治诉求的消减”等视角，批评道：“粉红经济绝对是同志运动的灾难。”
然而，左翼运动家和批判理论家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从“消费主义”、“同性恋正统主义”（homonormativity）和“政治诉求的消减”等视角，批评道：“粉红经济绝对是同志运动的灾难。”
他们认为，第一，在“彩虹”等标志同志群体骄傲的元素变为经济主体赚取利润的卖点、同志群体也越来越依赖于通过消费实现自我认同的过程中，“粉红经济”编织出一套正统化的消费话语，制造社群解放的假象；第二，如Blued对用户的统计报告指出，56%的Blued用户拥有专科及以上学历，53%的用户拥有全职工作，用户平均收入为8198.03元/月[同8]，那些有稳定工作和中高收入水平的阶层，在同志群体中更可能参与粉红经济。
当这部分同志人群依赖消费成功建构起身份认同和社群凝聚力，并向外展现着“阳光、中产、健康”等一系列正统化的同性恋价值时，在阶层、地域、性别等维度的交叉中，原本就处于边缘地位的同志群体更容易被排斥到更加边缘、饱受污名与歧视的地位，社群内部复制了不平等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在新自由主义的鼓动下，同志群体以消费实现认同，无异于缘木求鱼，真正有反叛精神的政治诉求反而节节衰退。
另有自媒体指出，“大多数以亲LGBT群体面目出现的广告和商业宣传，其实是在顺应异性恋霸权的性别话语，因此加剧了LGBT群体的内部分裂。”以2014年全麦饼干品牌Honey Maid推出的父爱系列广告为例，主角是两位父亲和一个儿子，三口之家住在带花园的大房子里，围坐在餐桌旁享用着全麦健康晚餐，客厅里摆设了一张全家福照片：在家门口台阶上，两个爸爸坐在孩子两边，三人的笑容温暖而幸福，当然还有一只乖巧的宠物犬——“典型的中产阶级异性恋家庭的温馨画面，只不过爸爸、妈妈换成了dad and papa。”
此外，当我们通过酷儿学者贾斯波·保尔（Jasbir K. Puar）的后殖民批判（注3），即可透视粉红经济与正统主义、殖民主义同流合污的详细过程。九十年代末，作为粉红经济重要一环的全球同志旅游产业（global gay tourism industry）蓬勃发展。1998年，一艘同志游轮驶出美国，继开曼群岛拒绝其停靠后，其他的加勒比海政府都表达了拒绝游轮入港的态度。随后，一个美国同志权益组织敦促开曼群岛的宗主国英国加以干预，紧接着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宣布：必须废除视同性恋非法且违背国际人权宣言的殖民地法律。加勒比海当地的LGBT组织也卷入了这次事件，它们不希望挑起政府层面的争端而扼杀当地初生的同志运动。
在这场游轮事件所引发的政治和外交风波背后，殖民主义正以新的形式出现——美国和英国借助“先进的”同性恋身份政治话语，指责其他国家在同性恋议题上的“落后”，进而将自身的政治权力扩散至世界各个角落。这种身份政治话语是中心化的（以西方白人男性为主导），也是霸权式的（“你必须听我的”）。此时，深刻嵌入身份政治全球化的粉红经济既抹消了“同志”作为一种激进身份“去中心”的政治理想，也为帝国的殖民主义野心提供了有力的抓手。
如何“制造”粉红经济？
粉红经济的一种制造方式——数据和调查报告，借助看似中立、客观的数据，制造了同志群体中高收入水平的假象，向主流社会证明同志群体的消费能力和经济价值，以实现主流社会对同志群体的接纳。
无论是共生双赢，还是同流合污，两方观点看似对立，实则建立在共同的论证基础之上——粉红经济牢牢地附着于政治经济安排、文化意义之类的社会性因素，无法成为单独的、超然的、纯粹的存在。这些社会性因素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个体与社群层面）同志人群的归属与认同；（政府层面）权力的同意与背书；（全球层面）消费文化的意识形态化以及身份政治的全球化。
此外，还有何种力量在“制造”（manufacture）粉红经济呢？通过检视两份调查报告——2015年Zank（赞客）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发布的《中国LGBT群体消费调查报告》（以下简称A报告）以及同志商务联合淡蓝网与舆观等机构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LGBT群体生活消费调查报告》（以下简称B报告），我们可管中窥豹。
注：A报告称，向中国34个省市自治区发放电子问卷，回收有效样本20380人，在其中进行分层抽样得到有效样本17557人；以同种问卷对异性恋者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获得有效样本12397人。
首先，分析其调查出发点以及市场预设——两份报告均是捕捉同志群体消费习惯和消费能力的商业调查。根据A报告的导言，“基于LGBT的高消费行为，许多国家和城市一改往日态度，纷纷表示能提供‘同性恋友善’式的服务……作为世界大经济体的中国，虽然由于观念原因，在‘粉红经济’上起步较晚，但是从数据上来看，中国的粉红市场存在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LGBT市场已达到3000亿美元，仅次于欧洲的8700亿美元和美国的7500亿美元”；B报告也提到当前企业拥有巨大机遇，可以通过定制LGBT群体导向的产品建立品牌忠诚度，实现与LGBT群体的双赢。
两份报告的导言部分都作了国际与国内情况的对比，令人不免产生强烈的紧迫感——“我们也要抓紧时间发展粉红经济！”它们的核心意图在于呼吁商家迅速推出有针对性的商品或服务以匹配同志群体的消费潜力，鼓励它们在利基市场中争得一杯羹，但所谓的高消费能力和高市场价值仅仅是粗糙的估算或价值判断，而非严谨的事实证明。
第二，两份报告的抽样过程均存在明显的“选择性偏误”（sample selection bias）。A报告的样本人口统计学信息表明，18-28岁同性恋约占所有同性恋的75%，18-28岁异性恋约占所有异性恋的40%，因此抽样中大部分同性恋都处于青壮年阶段，有旺盛的消费欲望，而异性恋样本更多处于未成年或中年阶段。此外，收入高于5000元的同性恋约占所有同性恋的72%，收入高于5000元的异性恋约占所有异性恋的63%，收入处于3000-5000元的同性恋占所有同性恋的17%，收入处于3000-5000元的异性恋占所有异性恋的35%。B报告虽然没有作不同群体的对比，但“人均月收入10298.03元”也预示其大量纳入了中高收入的同志样本。
若要得出高效度（high-validity）的研究结论，两份报告应控制同性恋与异性恋群体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如年龄和收入的标准差和均值一致），使两者具备可比性；而两份报告抽样过程中显著的系统误差已经使之丧失了效度。因此，报告欲要得出同志群体相比异性恋群体在特定领域更具消费潜力和消费能力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报告制造服务于市场预设的调查结果。A报告指出，在护肤品消费方面，“同性恋者使用护肤品的动机多于异性恋者，对护肤品使用频率高于异性恋者，同性恋者对护肤品的需求旺盛”；在服装消费方面，“同性恋群体对服装的消费频率和消费总额都要高于异性恋群体”。暂且不论两份报告是否再生产了对同志群体的刻板印象，如此呈现结论，更像是在用数据佐证市场预设，增强粉红经济的市场信心，并不旨在发现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需要警惕的是，这类报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充满“异质性的”（heterogeneous）的同志群体？又在多大程度上隐没了同志运动中缺乏话语权的同志肖像？农村同志、跨儿、残障人士统统消失了！上海社科院的陈亚亚也曾质疑，这些报告的结论是城市中产阶级导向的。相较于A报告聚焦消费情况，B报告的议题多集中于同志群体的生活状态，数据侧重男女同志之间的对比。在企业支持方面，B报告指出“48%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商家/企业推出了支持LGBT群体相关政策法规，将会对他们的购买决定产生至关重要的积极影响。”那么还有52%的受访者呢？积极影响又具体指哪些方面呢？报告未有详尽分析。
综上，这两份报告的分析方式是“目的论”（teleology）。这种方式的误区在于，调查问题包含着答案，结论简单化、可预测化。在未经社会科学训练的经济参与者（商家、同志受众）看来，大样本数据具备不容置疑的客观性与权威性；但当阅读者以审慎眼光重新打量目的论式论证时，报告的商业预设、抽样偏误以及想当然的结论也随之暴露，数据的科学性随之破产。
通过以上文本分析，笔者想揭露粉红经济的一种制造方式——数据和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借助看似中立、客观的数据，制造了同志群体中高收入水平的假象，向主流社会证明同志群体的消费能力和经济价值，以实现主流社会对同志群体的接纳。
但这种“粉红经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位于社会性/别阶序（sex/gender hierarchy）另一端的“特殊对待”——过去的同志是肮脏的、罪恶的，如今是“优秀的”、“阳光的”、“充满价值的”。问题在于，阶序从未消失，当粉红经济与主流性/别价值媾和，缺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底层同志群体仍旧是不可见的，他/她们的需求从未显现于这些数据和调查报告；另一方面，他/她们也无法真正得到社会公众乃至同志群体内部的认可与尊重，阶序在社群内部的再生产使他/她们饱受污名。
嵌入多重社会关系的“粉红经济”
本文对于“嵌入”的理解更接近于“实体嵌入”，特别是在我们梳理粉红经济内部张力的两个面向时，“粉红经济”的“实体嵌入”可见一斑。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粉红经济深刻地嵌入多重社会关系——同志运动与身份政治的社会话语、异/同性恋正统主义的社会性/别阶序、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数据和报告形式出现的社会建构力量等。
新经济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提出了经济的整体性嵌入观——经济体系嵌入社会关系、市场嵌入社会（注4）。“嵌入”可由两种路径解读：一是波兰尼意义上的“实体嵌入”，市场深埋于社会结构之中并体现出相当的社会性，市场交换也是社会交换的形式之一，市场本质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构件（social component）（注5）；二是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意义上的“形式嵌入”，将市场视为经济生活中一种特定组织形式或纯粹的经济关系和制度，虽然社会紧密关联，但并非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注6）。
本文对于“嵌入”的理解更接近于“实体嵌入”，特别是在我们梳理粉红经济内部张力的两个面向时，“粉红经济”的“实体嵌入”可见一斑——关于“共生双赢”，国内的同志社群借助粉红经济组织其零散的社会交换资源，发展其有待成熟的身份政治话语，两者相互依赖，互为推力；关于“同流合污”，在同志社群身份政治普世化与主流化的社会历史进程，粉红经济嵌入到生产“阳光、中产、健康”同志肖像的正统主义过程中，既窄化了同志群体的“酷儿”（queerness）意涵，使边缘社群成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多元族裔的LBT成员）和基进政治诉求隐没不可见，又反作用于维护粉红经济的市场边界，使缺乏资本的同志难以接触和参与，市场排他性增强。
不可否认，数据和调查报告的确能反映特定阶层同志人群的消费需求，但研究者多多少少受到自身所处社会结构位置和社会关系的限制，难以辨明报告所裹杂的主体立场和商业预设。本文希望以此厘清粉红经济的社会嵌入性——粉红经济的萌芽与发展并非自发的（autonomous）生长过程，而是各种社会力量和话语介入下持续性的建构过程（construction）。
（金奕村，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关注性研究与酷儿理论）
注1：参见魏伟、富晓星，2013，《城市、空间和同性恋——中国本土经验以及区域差异》，《青年研究》第1期；富晓星，2012，《市场经济，空间演变与性：东北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1980~2010）》，《开放时代》第4期；魏伟，2009，《消费主义和“同志空间：都市生活的另类欲望地图”》，《社会》第4期。
注2：参见李钧鹏、刘春成，2016，《“明”与“暗”：作为消费空间的同性恋酒吧》，《西部学刊》第3期。
注3：Puar J K., 2002. Circuits of queer mobility: tourism, travel, and globalization.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8(1), 101-137.
注4：波兰尼，2007，《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注5：符平，2009，《“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社会学研究》第5期。
注6：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新经济社会学家，他提出了著名的“弱关系理论”。虽然他和波兰尼所阐释的嵌入性不具有思想上的连续性，但依然被认为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经济体系嵌入性的理论脉络。
非常精彩 謝謝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