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新浪微博管理員發布公告，為了肅清網絡環境，要針對涉黃、暴力、同性戀題材等漫畫及短視頻內容進行集中清理。這一公告隨即引爆了同志社群與性別友善人士的強烈不滿。兩天後，中國大陸官媒《人民日報評論》撰文《不一樣的煙火，一樣可以綻放》試圖平息眾怒，認為網絡公司在整頓網絡內容時應該要把握好分寸，不然，把同性戀視為性侵犯、性暴力一類的非正常性關係，難免會引來輿論的焦慮。
這一事件中，作為社交網絡服務公司的新浪微博，將「同性戀」定性為敏感詞，單方面切斷與同志社群的複雜聯繫，實則低估了同志社群在當今中國社會的輿論影響力，致使其政治減害行為淪為一場「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鬧劇，令人啼笑皆非。但反觀另一些企業，如2017年2月獲得千萬元人民幣融資的同志交友平台Blued（淡藍網），加入LGBT職業人脈交流會的IBM、瑞銀、阿里巴巴、小米等企業[3]，他們往往以「同志友好」（gay and lesbian friendly）的方式勾連自身與同志人群的關係，這種關係即是——粉紅經濟（pink economy）。
粉紅經濟
基於此，本文要回應兩層問題：（1）粉紅經濟究竟是什麼？粉紅經濟存在怎樣的內部張力？（2）不同於僅僅將粉紅經濟視為純粹的、不言自明的利基市場的觀點，粉紅經濟究竟裹雜着怎樣的社會性因素而被建構出來？
之於前者，筆者將藉助新聞媒體與學術材料展現關於粉紅經濟的各類社會爭辯話語；之於後者，筆者將以兩份調查報告為文本分析素材，揭示粉紅經濟的社會嵌入性(embeddedness)。
共生雙贏：粉紅經濟與同志群體的解放？
諸多形式的粉紅經濟既提供以同志主體為受眾的產品和服務，又搭建了可供同志群體進行「社會交換」的平台——向同志主體提供紓解身份壓抑感的情感資源，對於如何達致自我認同、向家人出櫃、對抗社會污名的話語資源，組建同志家庭的策略資源等。
回溯酷兒學者魏偉與富曉星對城市空間與同志個體/社群關係的研究，可知粉紅經濟在中國大陸的存在自90年代起便有跡可循。1990年代以前，同志群體（主要是男同性戀）身份認同尚未確立，活動場所集中於市中心的公園、廣場、茶園、浴室和舞廳等「傳統性公共空間」；1990年後市場經濟獲得政治背書，同志群體步入市場經濟創造的商業空間尋求消遣和娛樂；21世紀後，伴隨不斷擴大的同志群體的消費市場，「同志浴室」、「同志酒吧」等專屬空間蓬勃發展，這些空間不僅為同志群體的情感與性慾需求提供了便利，更重要的是幫助同志群體確立了社群身份認同感（註1）。
作為粉紅經濟重要的組成部分，「同志酒吧」創造了一種特定的城市空間，聚集起彼此陌生的同志們，並給予他們安全與自在。通過消費，同志們從「地下」走到「地上」，從「隱形」邁向「有形」，卸下偽裝，敢於表達自我，尋得社群認同與歸屬感（註2）。
除實體經濟外，粉紅經濟的存在形式還有如「同志交友平台」這類新經濟。擁有2200萬用戶的Blued是中國近年來最流行的同志交友平台，根據Blued發布的《2015年中國同志社群大數據白皮書》，中國約有男女同性戀者6900萬，約佔總人口比重5%，平均每兩位中國男同性戀之中就有一位選擇Blued作為社交工具。Blued創始人兼CEO耿樂談道：「同志社群的消費力是旺盛的，但它總是被忽視，我們想要告訴人們粉紅經濟是強壯的。」
藉助市場經濟下合法與正當化的消費形式，曾經遭受「符號性滅絕（symbolic annihilation）」的同志主體站到了大眾面前。另一方面，耿樂也強調：「Blued與中國政府有許多對話，我們正在推進全社會對同志社群的認知程度。2012年，耿樂受到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接見，共同探討艾滋防治與民間組織的議題，這張握手照片常年掛在淡藍的辦公區，也已成為淡藍網化解政治風險的權力背書。
2015年，Blued與淘寶合作，贊助大陸七對同性戀人赴美結婚，引發社會公眾廣泛關注。同志赴美結婚已經超越傳統形式的粉紅經濟，揭示了更為普遍與彌散的粉紅經濟——混含着營利性質的商業活動與非營利的公益項目、線下的聚會與線上的互動——勾連起經濟主體與社會主體的複雜關係。
與此類似的還有彩虹旅遊、同志電影/網絡劇、上海驕傲節等等。諸多形式的粉紅經濟既提供以同志主體為受眾的產品和服務，又搭建了可供同志群體進行「社會交換」（social exchange）的平台——向同志主體提供紓解身份壓抑感的情感資源，對於如何達致自我認同、向家人出櫃、對抗社會污名的話語資源，組建同志家庭的策略資源等。一代又一代具有消費能力的同志主體參與粉紅經濟，除了獲得粉紅經濟所藴含的使用價值並實現社群解放之外，也不斷地鞏固着粉紅經濟的商業活力與長期的穩定性。
同流合污：粉紅經濟與正統主義的合謀？
然而，左翼運動家和批判理論家有不同的看法，他們從「消費主義」、「同性戀正統主義」和「政治訴求的消減」等視角，批評道：「粉紅經濟絕對是同志運動的災難。」
然而，左翼運動家和批判理論家有不同的看法，他們從「消費主義」、「同性戀正統主義」（homonormativity）和「政治訴求的消減」等視角，批評道：「粉紅經濟絕對是同志運動的災難。」
他們認為，第一，在「彩虹」等標誌同志群體驕傲的元素變為經濟主體賺取利潤的賣點、同志群體也越來越依賴於通過消費實現自我認同的過程中，「粉紅經濟」編織出一套正統化的消費話語，製造社群解放的假象；第二，如Blued對用戶的統計報告指出，56%的Blued用戶擁有專科及以上學歷，53%的用戶擁有全職工作，用戶平均收入為8198.03元/月[同8]，那些有穩定工作和中高收入水平的階層，在同志群體中更可能參與粉紅經濟。
當這部分同志人群依賴消費成功建構起身份認同和社群凝聚力，並向外展現着「陽光、中產、健康」等一系列正統化的同性戀價值時，在階層、地域、性別等維度的交叉中，原本就處於邊緣地位的同志群體更容易被排斥到更加邊緣、飽受污名與歧視的地位，社群內部複製了不平等的經濟與社會結構。在新自由主義的鼓動下，同志群體以消費實現認同，無異於緣木求魚，真正有反叛精神的政治訴求反而節節衰退。
另有自媒體指出，「大多數以親LGBT群體面目出現的廣告和商業宣傳，其實是在順應異性戀霸權的性別話語，因此加劇了LGBT群體的內部分裂。」以2014年全麥餅乾品牌Honey Maid推出的父愛系列廣告為例，主角是兩位父親和一個兒子，三口之家住在帶花園的大房子裏，圍坐在餐桌旁享用着全麥健康晚餐，客廳裏擺設了一張全家福照片：在家門口台階上，兩個爸爸坐在孩子兩邊，三人的笑容温暖而幸福，當然還有一隻乖巧的寵物犬——「典型的中產階級異性戀家庭的温馨畫面，只不過爸爸、媽媽換成了dad and papa。」
此外，當我們通過酷兒學者賈斯波·保爾（Jasbir K. Puar）的後殖民批判（註3），即可透視粉紅經濟與正統主義、殖民主義同流合污的詳細過程。九十年代末，作為粉紅經濟重要一環的全球同志旅遊產業（global gay tourism industry）蓬勃發展。1998年，一艘同志遊輪駛出美國，繼開曼群島拒絕其停靠後，其他的加勒比海政府都表達了拒絕遊輪入港的態度。隨後，一個美國同志權益組織敦促開曼群島的宗主國英國加以干預，緊接着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宣布：必須廢除視同性戀非法且違背國際人權宣言的殖民地法律。加勒比海當地的LGBT組織也捲入了這次事件，它們不希望挑起政府層面的爭端而扼殺當地初生的同志運動。
在這場遊輪事件所引發的政治和外交風波背後，殖民主義正以新的形式出現——美國和英國藉助「先進的」同性戀身份政治話語，指責其他國家在同性戀議題上的「落後」，進而將自身的政治權力擴散至世界各個角落。這種身份政治話語是中心化的（以西方白人男性為主導），也是霸權式的（「你必須聽我的」）。此時，深刻嵌入身份政治全球化的粉紅經濟既抹消了「同志」作為一種激進身份「去中心」的政治理想，也為帝國的殖民主義野心提供了有力的抓手。
如何「製造」粉紅經濟？
粉紅經濟的一種製造方式——數據和調查報告，藉助看似中立、客觀的數據，製造了同志群體中高收入水平的假象，向主流社會證明同志群體的消費能力和經濟價值，以實現主流社會對同志群體的接納。
無論是共生雙贏，還是同流合污，兩方觀點看似對立，實則建立在共同的論證基礎之上——粉紅經濟牢牢地附着於政治經濟安排、文化意義之類的社會性因素，無法成為單獨的、超然的、純粹的存在。這些社會性因素大致分為三種類型：（個體與社群層面）同志人群的歸屬與認同；（政府層面）權力的同意與背書；（全球層面）消費文化的意識形態化以及身份政治的全球化。
此外，還有何種力量在「製造」（manufacture）粉紅經濟呢？通過檢視兩份調查報告——2015年Zank（贊客）聯合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發布的《中國LGBT群體消費調查報告》（以下簡稱A報告）以及同志商務聯合淡藍網與輿觀等機構發布的《2015年度中國LGBT群體生活消費調查報告》（以下簡稱B報告），我們可管中窺豹。
註：A報告稱，向中國34個省市自治區發放電子問卷，回收有效樣本20380人，在其中進行分層抽樣得到有效樣本17557人；以同種問卷對異性戀者進行隨機抽樣調查，獲得有效樣本12397人。
首先，分析其調查出發點以及市場預設——兩份報告均是捕捉同志群體消費習慣和消費能力的商業調查。根據A報告的導言，「基於LGBT的高消費行為，許多國家和城市一改往日態度，紛紛表示能提供『同性戀友善』式的服務……作為世界大經濟體的中國，雖然由於觀念原因，在『粉紅經濟』上起步較晚，但是從數據上來看，中國的粉紅市場存在巨大的增長空間。中國LGBT市場已達到3000億美元，僅次於歐洲的8700億美元和美國的7500億美元」；B報告也提到當前企業擁有巨大機遇，可以通過定製LGBT群體導向的產品建立品牌忠誠度，實現與LGBT群體的雙贏。
兩份報告的導言部分都作了國際與國內情況的對比，令人不免產生強烈的緊迫感——「我們也要抓緊時間發展粉紅經濟！」它們的核心意圖在於呼籲商家迅速推出有針對性的商品或服務以匹配同志群體的消費潛力，鼓勵它們在利基市場中爭得一杯羹，但所謂的高消費能力和高市場價值僅僅是粗糙的估算或價值判斷，而非嚴謹的事實證明。
第二，兩份報告的抽樣過程均存在明顯的「選擇性偏誤」（sample selection bias）。A報告的樣本人口統計學信息表明，18-28歲同性戀約佔所有同性戀的75%，18-28歲異性戀約佔所有異性戀的40%，因此抽樣中大部分同性戀都處於青壯年階段，有旺盛的消費慾望，而異性戀樣本更多處於未成年或中年階段。此外，收入高於5000元的同性戀約佔所有同性戀的72%，收入高於5000元的異性戀約佔所有異性戀的63%，收入處於3000-5000元的同性戀佔所有同性戀的17%，收入處於3000-5000元的異性戀佔所有異性戀的35%。B報告雖然沒有作不同群體的對比，但「人均月收入10298.03元」也預示其大量納入了中高收入的同志樣本。
若要得出高效度（high-validity）的研究結論，兩份報告應控制同性戀與異性戀群體的人口統計學變量（如年齡和收入的標準差和均值一致），使兩者具備可比性；而兩份報告抽樣過程中顯著的系統誤差已經使之喪失了效度。因此，報告欲要得出同志群體相比異性戀群體在特定領域更具消費潛力和消費能力的結論是站不住腳的。
第三，報告製造服務於市場預設的調查結果。A報告指出，在護膚品消費方面，「同性戀者使用護膚品的動機多於異性戀者，對護膚品使用頻率高於異性戀者，同性戀者對護膚品的需求旺盛」；在服裝消費方面，「同性戀群體對服裝的消費頻率和消費總額都要高於異性戀群體」。暫且不論兩份報告是否再生產了對同志群體的刻板印象，如此呈現結論，更像是在用數據佐證市場預設，增強粉紅經濟的市場信心，並不旨在發現有意義的研究結論。
需要警惕的是，這類報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代表充滿「異質性的」（heterogeneous）的同志群體？又在多大程度上隱沒了同志運動中缺乏話語權的同志肖像？農村同志、跨兒、殘障人士統統消失了！上海社科院的陳亞亞也曾質疑，這些報告的結論是城市中產階級導向的。相較於A報告聚焦消費情況，B報告的議題多集中於同志群體的生活狀態，數據側重男女同志之間的對比。在企業支持方面，B報告指出「48%的受訪者表示如果有商家/企業推出了支持LGBT群體相關政策法規，將會對他們的購買決定產生至關重要的積極影響。」那麼還有52%的受訪者呢？積極影響又具體指哪些方面呢？報告未有詳盡分析。
綜上，這兩份報告的分析方式是「目的論」（teleology）。這種方式的誤區在於，調查問題包含着答案，結論簡單化、可預測化。在未經社會科學訓練的經濟參與者（商家、同志受眾）看來，大樣本數據具備不容置疑的客觀性與權威性；但當閲讀者以審慎眼光重新打量目的論式論證時，報告的商業預設、抽樣偏誤以及想當然的結論也隨之暴露，數據的科學性隨之破產。
通過以上文本分析，筆者想揭露粉紅經濟的一種製造方式——數據和調查報告：這些報告藉助看似中立、客觀的數據，製造了同志群體中高收入水平的假象，向主流社會證明同志群體的消費能力和經濟價值，以實現主流社會對同志群體的接納。
但這種「粉紅經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位於社會性/別階序（sex/gender hierarchy）另一端的「特殊對待」——過去的同志是骯髒的、罪惡的，如今是「優秀的」、「陽光的」、「充滿價值的」。問題在於，階序從未消失，當粉紅經濟與主流性/別價值媾和，缺乏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底層同志群體仍舊是不可見的，他/她們的需求從未顯現於這些數據和調查報告；另一方面，他/她們也無法真正得到社會公眾乃至同志群體內部的認可與尊重，階序在社群內部的再生產使他/她們飽受污名。
嵌入多重社會關係的「粉紅經濟」
本文對於「嵌入」的理解更接近於「實體嵌入」，特別是在我們梳理粉紅經濟內部張力的兩個面向時，「粉紅經濟」的「實體嵌入」可見一斑。
至此，我們已經看到粉紅經濟深刻地嵌入多重社會關係——同志運動與身份政治的社會話語、異/同性戀正統主義的社會性/別階序、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以數據和報告形式出現的社會建構力量等。
新經濟社會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在《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中提出了經濟的整體性嵌入觀——經濟體系嵌入社會關係、市場嵌入社會（註4）。「嵌入」可由兩種路徑解讀：一是波蘭尼意義上的「實體嵌入」，市場深埋於社會結構之中並體現出相當的社會性，市場交換也是社會交換的形式之一，市場本質是一種特定的社會構件（social component）（註5）；二是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意義上的「形式嵌入」，將市場視為經濟生活中一種特定組織形式或純粹的經濟關係和制度，雖然社會緊密關聯，但並非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註6）。
本文對於「嵌入」的理解更接近於「實體嵌入」，特別是在我們梳理粉紅經濟內部張力的兩個面向時，「粉紅經濟」的「實體嵌入」可見一斑——關於「共生雙贏」，國內的同志社群藉助粉紅經濟組織其零散的社會交換資源，發展其有待成熟的身份政治話語，兩者相互依賴，互為推力；關於「同流合污」，在同志社群身份政治普世化與主流化的社會歷史進程，粉紅經濟嵌入到生產「陽光、中產、健康」同志肖像的正統主義過程中，既窄化了同志群體的「酷兒」（queerness）意涵，使邊緣社群成員（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多元族裔的LBT成員）和基進政治訴求隱沒不可見，又反作用於維護粉紅經濟的市場邊界，使缺乏資本的同志難以接觸和參與，市場排他性增強。
不可否認，數據和調查報告的確能反映特定階層同志人群的消費需求，但研究者多多少少受到自身所處社會結構位置和社會關係的限制，難以辨明報告所裹雜的主體立場和商業預設。本文希望以此釐清粉紅經濟的社會嵌入性——粉紅經濟的萌芽與發展並非自發的（autonomous）生長過程，而是各種社會力量和話語介入下持續性的建構過程（construction）。
（金奕村，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關注性研究與酷兒理論）
註1：參見魏伟、富晓星，2013，《城市、空间和同性恋——中国本土经验以及区域差异》，《青年研究》第1期；富晓星，2012，《市场经济，空间演变与性：东北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1980~2010）》，《开放时代》第4期；魏伟，2009，《消费主义和“同志空间：都市生活的另类欲望地图”》，《社会》第4期。
註2：參見李鈞鵬、劉春成，2016，《「明」與「暗」：作為消費空間的同性戀酒吧》，《西部學刊》第3期。
註3：Puar J K., 2002. Circuits of queer mobility: tourism, travel, and globalization.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8(1), 101-137.
註4：波蘭尼，2007，《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註5：符平，2009，《「嵌入性」：兩種取向及其分歧》，《社會學研究》第5期。
註6：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新經濟社會學家，他提出了著名的「弱關係理論」。雖然他和波蘭尼所闡釋的嵌入性不具有思想上的連續性，但依然被認為極大地豐富和深化了經濟體系嵌入性的理論脈絡。
非常精彩 謝謝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