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卞中佩:谁在真心建构“反假新闻体制”? ——对总编周记的回应

真正的“假新闻”反对者,是得要拼身家性命、花真金白银、贡献劳力时间参与建构一套对抗及斗争假新闻的言论机制。
说穿了,对抗假新闻,就是一种总动员的总体战,背后基于什么价值要清楚,价值又不会自打脸,参与的精英谁只是口头支持,但实际上是要搞有利于自己的蓝绿政治。

“无政府是政府状态最恐怖的,比极权更恐怖。饭否自称的无政府主义者赶快奔赴乌鲁木齐,那里是你们的圣地。”

─ 2009年7月7日乌鲁木齐汉族群众带武器上街后,一则在后来被封杀的社群网站饭否的留言。

端传媒上周日发表的〈总编周记:逼死外交官的,是“假新闻”?还是其它?〉,我觉得碰触到了面对假新闻两个关键的议题:第一,民主社会下言论管制的难题。第二个,商业媒体自律失灵下,公共媒体又因为资源不足变成鸡肋。这两个部分原文都只点到为止,我想应该能用一篇现在还蛮有价值的文章继续深入来谈。

这篇文章是前公视研究员、媒改社成员程宗明在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后写的〈激荡中的族群冲突与电视改革之国际性省思〉,和总编日记所提出关于“假新闻”的两个关键非常非常切题。

程宗明这篇文章的一个核心是:“完全自由放任的言论自由机制”与“对话和解促进的言论自由机制”是两个不同的价值理论及实践传统,前者是基于自由主义传统的人权与传播价值体系,言论市场自然会造成良币淘汰劣币。后者则是多元主义下,由国家及民间投入庞大资源建构对话机制。从卢安达与荷兰的事件来看,英美传统下的自由主义媒体放任,坚持不干扰RTLM(卢安达一家以发送仇恨言论著称的商业广播电台),最终演变为大屠杀;荷兰的公共电视建立起的对话机制,反而消弭冲突。

我的看法是这样,不管是谣言还是假新闻,是一直存在的东西,它们的恶性发展,也一直在战争、种族屠杀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程宗明这篇文章目前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只是现在,社群网路的兴起,不仅更会放大了恶性发展的效应,周期也又急又猛。完全的自由放任本来就有很大的内在缺陷,绝不能当教条进行上纲,这非常容易“相堵会到”(台语,指冤家路窄)、自打嘴巴。例如一有国家为防事件糜烂进行仇恨言论管制,就直接祭出人权大旗高声反对。这种搞法绝对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无政府。结果同一批人现在看到自己的社会也受到谣言及假新闻之害,之中许多人又双重标准,高喊著要以“民主防卫”为由要缩限言论。

可以这样讲:不拼身家性命去建构一套与假新闻及完全自由放任体系对抗的言论自由机制,就用上纲“民主防卫”来管制言论,其实已经是一脚踏入极权,当年两蒋(指蒋中正和蒋经国)就是这么干的,祭出保卫自由中国、民主灯塔来搞戒严。

所以说像2009年的新疆维汉冲突,我当年是认为删除并管制网路上的仇恨言论是可以支持的。而问题同样在于,后来汉维族群对话及理解的机制不仅没有建立,反而因为加大社会管制,甚至连能促进对话的学者伊力哈木都抓起来判无期徒刑,继续累积了族群冲突的因子。另一方面,多少人当年高声反对控制新疆仇恨言论,现在却开始主张“民主防卫”来管制言论,然后也同样对建构对抗性的言论机制置之不理。

但如果把公共媒体,看做是一条对抗假新闻及自由放任新闻的出路,我觉得必须认清一个现实,程宗明这篇文章10几年过去,欧美的多元主义已经从根本上受到挑战与冲击,被标举出来的欧美公共媒体在对抗民粹狂潮下,也是无能为力的,另外,我搜了一下这篇文章谈的“介入媒体行动”(Interventionist Media),这10几年来不管是学术文章或专文谈论的也非常非常少,基本上欧美国家在自己受到民粹狂潮冲击前,也是不当回事认为需要持续关注及讨论总结的,现在采取的路径也蛮粗暴的,像美国社群媒体封杀极右翼帐号、前一阵子封杀阴谋论、假新闻媒体人Alex Jones的节目,都显示美国自己都受不了完全自由放任了。所以如果公共媒体是一个出路,台湾要下的决心和资源要非常大,而且又是没有什么具体经验能参考的。

不说别的,进行假新闻的散播,就是一种认同表达,质疑假新闻和假新闻的散播者,就等于质疑认同,这彼此其实就很难对话了。这背后完全是蓝绿统独政治动员总体战的一部份,生产链完整、量产品质高、资源和子弹都极其充沛。不管是公共媒体还是独立媒体用搞优质内容和优质媒体来对抗,说穿了就是工厂手工业的小局部骚扰战而已。

所以要有公共媒体做节目长期检讨假新闻问题,已经不是像过去欧美开个节目找人来聊天这么简单而已。资源投入要极大让内容规格标准极高,还要找得到蓝绿里面真的认为想解决已方、对方假新闻问题的政治人物当来宾。证据摊开时会承认有己方人恶搞,或者给对方台阶下说有可能是反串,而这样的人又不会被打为“抓耙子”(台语,指潜藏叛徒)、叛徒,反而政治影响力持续看涨,这多难搞很容易想像。这次关西机场事件,一个媒体指出关西事件蓝绿媒体、网路乡民其实都在散播假新闻,蓝绿来宾也觉得亲蓝亲绿媒体及乡民集体恶搞。你收视率低、又动员不出一批人挺你,就等著被乡民的“只会各打五十大板”、“本质上就是亲蓝或亲绿”、“公共媒体用假新闻指责主流媒体是假新闻”等口水淹死。

说穿了,对抗假新闻,就是一种总动员的总体战,背后基于什么价值要清楚,价值又不会自打脸,参与的精英谁只是口头支持,但实际上是要搞有利于自己的蓝绿政治。如何独立于派性政治,不沦为分类械斗的工具?群众在哪里?群众怎么动员......的问题。这真的是个牵涉到政治运动、社会运动、文化运动及资源累积的议题。

修正“完全的自由放任”当然是可以的,前面说过,自由放任本来就有太多的内在缺陷,但太多人都是虚伪的反对假新闻,用假新闻反假新闻、高举反假新闻实际上在散播假新闻,其实蛮阴暗的。一种就是根本自己就是假新闻的产制者与散播者,但由于这世界上没有完全百分之百的假新闻,一则新闻三分假七分真,被指责为假新闻后,还能动员义愤,用自己七分的真实,指控对方的指责是假新闻,目前就是这种幼稚又中二的泥巴战在发挥强大的作用。

另一种则是“盖高尚”(台语,意指以高尚自我标榜),抬出一套上纲后的“保卫国家”、“民主防卫”当理由支持言论管制,其实根本想在管制优势下,继续当不受管制一方的假新闻散布者。是否真的反对假新闻太容易分辨了,真的反对者,是要拼身家性命、花真金白银、贡献劳力时间参与建构一套对抗及斗争假新闻的言论机制。

(卞中佩,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社会系博士候选人。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发文,文内附注及标题为编辑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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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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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结合上周关于国内自我审查的讨论以及这篇对台湾假新闻的反思,在端上能同时看到对两岸新闻体制的探讨,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比。
    对于建立模型的学者,政府对媒体的管制强度只是一个变量(variable)。只不过这个变量在台湾来说,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是有一个自我反馈自我调节的过程,最终可以预见的是会趋向于一个均衡值(equilibrium)。
    相比而言,国内的这个变量是一个以时间为方程,第一次和第二次导数均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