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男子足球国家队在世界杯小组赛出局后，土耳其裔德国国脚厄齐尔的角色就成为热门话题。有关他的讨论，却不只牵涉厄齐尔在场上的演出，更与他在世界杯开幕前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合照有关。在舆论风暴中厄齐尔终打破沉默，发声明表示退出国家队。他在声明中直指“种族主义”是他退队的主因，并指控德国足协主席只在球队胜利时当他是德国人；而球队落败时，则视厄齐尔为“移民”。
厄齐尔所遭受的批判，是否可被归类为“种族歧视”？要回答这问题，很可能要个别分析不同派别对厄齐尔的指控才有圆满答案。笔者反而想借此事件讨论的，是整个欧洲、乃至华人世界两岸四地当下都无法回避的议题——族群与国家。即便厄齐尔从此在德国国家队中销声匿迹，这一问题本身却仍将长久存在。
当“过客”后代为德国立功
土耳其裔之所以成为当今德国境内人数最多的少数族群，与二战后西德经济复苏时面对的劳工短缺情况不无关系。当年西德政府为了补充劳动力，与多个经济发展较落后国家的政府签订引入劳工的协议。土耳其劳工就是这样开始大举到西德打工。这些劳工在德国被称为Gastarbeiter，英文翻译为“Guest Worker”，即是这些工人一路只被当成是“过客”。事实上，就算这些土耳其移民工长居当地，他们的后代亦在当地出生，要拿到德国国籍也绝非易事。
昔日的德国国籍法是以jus sanguinis为根据。与著重出生地的jus soli不同，jus sanguinis原则重视的是血统。所以，就算是在德国出生，但如果无法证明自己有德意志血统的话，政府也不会那么容易赋予你德国国籍。到2000年，德国始修改国籍法，引入jus soli原则，让逾百万德国出生的非德意志裔人可以取得德国国籍。如果没有这次修法，厄齐尔本人很可能根本没有资格代表自己的出生地德国参加国际赛。
尽管国籍法修改了，但到底多数族群与少数族群的关系如何处理，却一直是德国政府和社会难有共识的问题。以信奉伊斯兰教为主、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土耳其社群，比其他少数族群更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厄齐尔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技惊四座，带领德国夺得季军，再在四年后的巴西世界杯助球队夺标，他本人遂成为土耳其裔“融入”德国、为德国立功的象征。
源于种族主义的批评？
然而，当厄齐尔与埃尔多安的合照公诸于世后，暂时被足球场上胜利掩盖的裂痕重新出现。土耳其虽然有普选，但其制度与自由民主体制相差甚远。埃尔多安近年更大肆镇压异己，不但新闻自由在倒退，大量公务员和教师被怀疑政治欠忠诚而失去工作岗位。前土耳其国脚哈坎·苏克亦因为支持埃尔多安的敌人古伦教士而滞留美国不归。NBA球星坎特的土耳其护照亦被注销。
除非厄齐尔真的异常天真，否则在土耳其大选前夕与埃尔多安合照的政治含义，实在很难相信厄齐尔完全不知道。
除非厄齐尔真的异常天真，否则在土耳其大选前夕与埃尔多安合照的政治含义，实在很难相信厄齐尔完全不知道。而对厄齐尔雪上加霜的是，埃尔多安近年不但对内镇压异己，对外亦以反西方立场示人。正值德国已俨如取代美国、成为西方自由主义阵营的领袖，厄齐尔的行动难免会被德国舆论质疑。
到底对厄齐尔的指控算不算是种族歧视呢？厄齐尔的说法是，与埃尔多安见面是作为土耳其裔人的合理行为，与政治无关，于是借此攻击他就是攻击他的土耳其裔身分。另一边厢，批判厄齐尔的人却可以强调，他的问题不在于他是土耳其裔，不在于他的宗教信仰，而是在于他实际上是为专制者站台的行为。
德国语境下的公民民族主义
攻击一个人与生俱来，或者是极难改变的身分，当然多数是歧视。但攻击一个人的政治行动，就不一样了。这种不同，也与“族群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的分别相关。族群民族主义以无法选择的血统、母语、宗教等作为判别一个人是否我族的原则，只会导致歧视频生，少数族群的权益亦无法受到保障。于是不少自由主义者倾向公民民族主义的主张，即以政治原则作为民族认同的主要基础，由于政治原则是个人可以选择、而不是与生俱来的，这一种民族主义就可以避免族群民族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少数族群也可以既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同时被接纳为民族成员。
族群民族主义以无法选择的血统、母语、宗教等作为判别一个人是否我族的原则，只会导致歧视频生，少数族群的权益亦无法受到保障。
在法律上，德国在本世纪初已经放弃了jus sanguinis原则。而在文化上，纳粹主义的历史更令德国上下对种族主义甚至是爱国主义高度警惕。对于别国的国家足球队支持者来说，在世界杯期间展示国旗一直都是正常行为。但对不少德国人来说，在2006年德国主办世界杯之前，挥舞国旗却因为会唤起纳粹时代的黑暗历史，所以不是国内的常态。2006年世界杯被视为公开展示国旗得以进入德国社会主流的关键时刻。
到2010年，当一支多族群组成的德国队（单是四强正选上阵的十一名球员，就有六人不在德国境内出生或者是移民后代）在南非比赛时，德国国内发生了一次颇受瞩目的展示巨型国旗争议。在柏林一个移民社区，一个黎巴嫩裔家庭展示了一支22米高、5米宽的德国国旗来为德国队打气。该旗后来被人破坏。由于该黎巴裔家庭中有成员表示，曾有反民族主义的左翼分子要求他们撤下国旗，事件所带来的讨论不是少数族裔有没有资格成为德国人的问题。相反，这个黎巴嫩裔家庭捍卫德国国旗的行动，进一步确立了德国国族和血统、文化背景无关的形象——新世纪的德国民族当然是以公民民族主义为基础的。
为何根度简得以“过关”？
在“公民民族主义”的框架下，厄齐尔之所以“不够德国”，不是因为他的祖先来自土耳其，而是因为他与埃尔多安见面这行为的政治含义。这是为何批判厄齐尔一事可以与种族身分无关的主因。但是否因此厄齐尔自觉的委屈就不合理呢？在声明中，厄齐尔就暗批德国足协主席格林德尔（Reinhard Grindel）昔日的言论。后者曾是基督民主联盟（CDU）的国会议员。2004年，他仍是国会议员期间就曾发表过多元文化主义实是“谎言”的言论。同样被厄齐尔讽刺的还有德国足球名宿马特乌斯。被视为反厄齐尔阵营健将的马特乌斯在本月初曾到克里姆林宫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并盛赞俄罗斯办了他见过最出色的世界杯。厄齐尔想带出的信息是：如果他和埃尔多安合照不当，为何马特乌斯与同样不信自由民主的政要合照，却没有被德国大众以同一标准检视？
现在不少人已经忘记的是，其实当天在伦敦见埃尔多安的，不只有厄齐尔这一位土耳其裔德国国脚，还有效力曼城的京多安（İlkay Gündoğan）。也曾因此在世界杯热身赛被德国球迷喝倒采的京多安，在六月初表态称“我们百分百支持德国价值”。虽然京多安说的是“我们”（指他与厄齐尔），但在宣布退队之前，厄齐尔始终没有为事件解画。而这番话，或许正是京多安得以“过关”、而没有像厄齐尔一样成为众矢之的的关键之一。
就算是高举公民民族主义的大旗，族群民族主义的影响还是不会消失。
如果我们将格林德尔、马特乌斯、京多安和厄齐尔的情况放在一起看时，不难发现：就算是高举公民民族主义的大旗，族群民族主义的影响还是不会消失。没有人会因为格林德尔以往的言论和马图斯在普京面前的美言，而质疑他们是否“真正的”德国人。而京多安和厄齐尔尽管都生于德国，但前者要向“德国价值”表忠来减轻压力，而没有这样做的厄齐尔则要独力面对指责。对血统“纯正”的人来说，他们的政治态度与他们是否民族一员没有关系。而对血统不“纯正”的人来说，如有不够“忠诚”的证据，这人就很容易被排斥在民族之外。
公民民族主义的局限
研究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Bernard Yack曾指出，公民民族主义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它反而会令人经常要处理政治信念是否乎合标准的问题。换句话说，族群民族主义所强调的东西由于是与生俱来，所以是难以被质疑的。但公民民族主义所主张的政治原则的认同，则可以每天都被要求检视。
公民民族主义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它反而会令人经常要处理政治信念是否乎合标准的问题。
原本公民民族主义的提倡者是想靠这一套民族主义来避免族群民族主义带来的压迫，但公民民族主义却可能反过来令到社会对异议声音更不包容。同样在西方，同样与竞技运动相关，过去两年美国有关美式足球运动员是否有权拒绝为国歌起立的争议，其实也在反映公民民族主义那种经常要人表态的问题。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曾不只一次说过，不愿为国歌起立的运动员应去另一个国家。这种态度背后的立论就是：不尊重美国国歌的人就要被排斥在美国国族以外。特朗普的态度，或许与职业美式足球运动员绝大多数是非洲裔不无关系。但以具体政治行动（不是肤色）来判断你是否“真正”美国人，一方面在法律以外添加成为美国社会一员的条件，同时以身份认同来取代具体的政策争论。
站在自由民主的角度，就算我们不同意足球明星一定要“政治正确”，但厄齐尔作为公众人物，他在土耳其大选前与管治愈来愈专制的埃尔多安见面，这行动是应该被支持自由民主的人士批判的。不过，他的政治取态不应该与他是否够德国、是否有资格代表德国参赛有关。这应该是厄齐尔个人政治立场的问题，而不是厄齐尔是否“融入”了德国的问题。
原本公民民族主义的提倡者是想来避免族群民族主义带来的压迫，但公民民族主义却可能反过来令到社会对异议声音更不包容。
厄齐尔在声明中提到：“我的母亲从来没有让我忘记自己的祖宗、传统和家族习惯。对我来说，与埃尔多安总统会面与政治或选举无关，而是尊敬我家族的国家之最高长官。”维持自己的文化和族群认同，应是任何人的权利。但如果我们接受厄齐尔真的如此天真觉得两人的合照与土耳其选举无关，我们更要质疑的是，为甚么厄齐尔对祖宗文化的认同，要与一个政治人物合照作体现？这正是国族主义、民族国家概念将国家/政体和族群拉在一起所带来的严重问题。这不是厄齐尔个人的问题，而是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时代的问题。
此次厄齐尔风波发生在德国，但问题却不限于德国一隅。如果下次法国队在大赛中成绩一落千丈的话，世界的焦点又可能会落在法国身上了。事实上，1998年多族群法国队勇夺世界杯的蜜月期也是极其短暂。2002年总统大选，极右国民阵线的老勒庞就杀入了次轮选举。2010年世界杯法国队在内乱下小组赛出局后，族群问题又成为焦点。事件主角之一、父母来自加勒比海马堤尼克的阿内尔卡年曾说：“当法国队未能取胜时，人们就立刻讨论球员的肤色和宗教信仰了。”而法国的民族主义，本来就曾被视为公民民族主义的模范。就算这一理论的原意再好，但只要我们无法超越民族国家的思考框架，类似的问题还是会继续出现。
（李峻嵘，社会学博士，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讲师）
Michel Serres曾經說國家身份（identité national)本身就是個錯誤，因為「身份證上只寫了我的各種歸屬（appartenances）（一個身高1.80m的法國男人），卻沒寫我的身份」，「我就是我，我的身份是無數群體歸屬的集合，但我只有死後才能確認我的身份，因為只有到了那時我才沒有可能加入新的群體，或是從已加入的群體中退出。」這種邏輯上的錯誤幫助了種族主義的發展，因為我們只關注group而並非具有複雜歸屬集合的個體，我們給人貼上無數標籤，以至於每個人身上都貼滿了標籤，本來的面目也被掩蓋了，也變得不再重要了，因為我們只看標籤，不看人。
另外，不是所有的標籤都被視為同等重要，也沒有一視同仁的對待，但是對待的方式上，不論是過分吹捧還是過分壓制都會產生不好的後果。比如國族意識就是如此，但是我們顯然沒有意識到，民族主義不僅可以產生與對國族觀念積極的大肆吹捧，它同樣也可以在德國式的對國族觀念消極的壓抑中生根發芽。雖然這種壓抑會導致人民身份的迷失，但是這種迷失只是無法回答「我們是誰？」，與此同時，每個人心裡仍然很清楚地知道「我們不是誰」，排外同樣是難以避免的，消極的民族主義也是民族主義。因為不管是積極還是消極，左派還是右派，一旦走向了極端，都會殊途同歸地帶來災難。
作者由此事切入公民民族主義的討論實在精彩。身分認同作為後天的主觀判斷，先天的因素只能作為考量因素之一，不應該被視為絕對標準。
但回到奧斯爾合照門本身，則需要考慮他的行動標準是否一以貫之，以及他是否主動表達政治立場、或為埃爾多安站台。
奧斯爾作為世界級球星，自然十分受政治人物青睞。此前就曾多次獲邀與默克爾等「自由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合照，效力皇家馬德里時期亦曾與埃爾多安合照並被公開。因此可以說他對合照的態度就是，你願意找我拍，我就讓你拍，一視同仁。
其次，這次會面及其場合並非奧斯爾主動安排，而是在參與公益活動時「偶遇」埃爾多安，並被要求合照。事後他和他的團隊亦沒有主動公開合照，而是被埃爾多安的競選團隊（當然是別有用心地）所公開的。
因此奧斯爾在這次「合照門」中只是按照既定的原則行事。至於說他沒有政治觸覺，沒有察覺到會被利用也是沒有說服力的。以往不考慮這方面的事，到這次才來考量，這才是真正的別有用心吧？單獨拿這次合照出來說事實在有失公允。
所以整件事正如他自己所說，就是為德國隊出局「背黑鍋」、「食死貓」。甚至乎，少踢一場的他也比九成以上踢足三場的「球星」表現得更好。
對啊，一切都是雙向的。在職業足球世界裡面談的是成績，球員表現配得起定位要求和薪水便足夠。在國家隊裡面，則是付出一切、尊重支持球隊的國民便足夠。他有沒有做好，由支持者判斷並無不可；地位越高責任越大，特別是鎂光燈下的公眾人物，如果一位克羅西亞教練支持烏克蘭要被辭退，那德國球員跟獨裁者合照，該怎辦？
楼上不要讲的好像是奥斯尔（厄齐尔）单方面受了德国恩惠一样，他还帮助德国两次杀入世界杯前三甲呢。单论为国家带来的贡献的话，德国公民里能有多少人能够超过他？他和德国足球系统是互惠互利的平等关系。就算他给德国带来的贡献没这么大，只是个普通人，只要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不想忘本有什么不对？
好了，德國足球系統培養了他，還令他可以披上充滿榮譽的德國國家隊球衣。既先進又自由的德國足球系統令他和他的家人得以過著比普通人好千萬倍的生活，然後跑到耳其總統面前邊合照邊說：「媽媽叫我不要忘本」用一個世界級球星的名聲跟一個獨裁者站在同一起，然後說國民種族歧視。喔，多合理。
民族的根本是共同的文化，而政治原則只是文化的一種衍生品。因此隨着時代的演進，政治原則總是在不停地改變，而民族還是那個民族。所以靠政治原則建立起來的所謂公民民族注定是難以長久維持下去的。
文章写得好棒，让我有一个full picture去理解和思考ozil事件所代表的意义。
李先生，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如果在能不能仅告诉结论，不用展开论证：就是中国现在是更偏向公民民族主义或族群民族主义？
「他在土耳其大選前與*管治癒*來愈專制的埃爾多安見面」，應為「管制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