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杨不欢：中国反性骚扰——举报走不出校园，司法走不进校园

直到前几年的一次偶然机会，我才认识到性骚扰问题在中国有多么普遍。在一个短期的创作主题夏令营中，我住在主办方安排的宿舍里，在睡前夜聊时发现，一屋子六个来自天南地北的女孩，竟然有三个在成长时代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有在公共场所遇到暴露狂、咸猪手的，也有亲友熟人借接近的便利图谋不轨的。一方面，我震惊于这比例之高：我们几个算是从中国各地被随机筛选来到这里，竟然有一半的人有过相关遭遇；另一方面，我也对自己成为那另一半隐隐地有种侥幸感。

是的，这种情况比你我想像的更多，而直到最近，这些故事才开始被系统地诉说。自去年开始，#MeToo运动的风潮从美国的好莱坞刮起，席卷全球。来自演艺界、学界、政界等领域的受害人使用这个标签，在网上公开被侵犯的经历。

在中国，#MeToo运动之风与去年初台湾的林奕含事件共同影响了一批举报人，使得几个月内出现了数宗性侵指控相关事件：去年初，台湾作家林奕含自杀身亡，其书中故事疑似涉及自身遭性侵的经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今年1月，留美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自己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老师陈小武曾性骚扰自己，被称为中国反性骚扰万里长征的第一步；4月，多名北大校友举报当年的副教授沈阳在1998年性侵学生高岩并致其自杀；近日，一篇指控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张鹏性骚扰教师与学生的文章广为流传，在经历了无数删帖、追问之后，中山大学于7月10日发布公告，称经调查后停止张鹏的任教资格。

观察中国#MeToo运动的这几个回合，会发现事情似乎基本集中在象牙塔内；在职场范围内，却几乎看不见有性骚扰问题被揭发的新闻，而在“别人的主战场”演艺圈中，这种事情几乎更是闻所未闻——尽管我们可以想像，在这些领域内，这种问题一定存在，而且严重程度不会比校园中轻。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呢？

象牙塔外充斥着更严重的“荡妇羞辱”

受害人站出来对性骚扰执行指控，本身需要面对极大的社会压力。

一方面，可能因为职场、演艺圈中的受害人面对着相对更为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或者他们对于社会现实有着更消极的认知和考虑；而满腔热血、想法纯粹的高校学生，更倾向于在面对是非时直接挑战社会不公。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校园以外的社会充斥着更为严重的“荡妇羞辱”。

受害人举报性骚扰问题时，通常会遭受来自社会的各种质疑乃至侮辱，我大致将之总结为以下三类：“小题大做你想太多了”说，“你情我愿／价钱谈不拢后来反咬一口”说，“是你自己平时不检点招蜂引蝶”说。

平时在职场中，职业女性，尤其是晋升到一定位置的职业女性，已经时不时需要面临对她实力和地位的质疑，当中就不乏与性交易相关的猜测和调侃；演艺圈的女性更不消说，至今仍有不少言论质疑她们是妓女、荡妇，坊间流传的故事皆绘声绘色犹如某种都市传说。事实上，人们可能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观察到演艺圈的性别侵害，只不过人们忽略了当中的权力不平等，将之一概定义为一种合谋与交易，并为之冠名为“潜规则”。

就是在这样的现实中，倘若一个受害人站出来公开举报加害者，可以想像其面临的各种指责会带来怎样的二次伤害。

而相对而言，在校园之中，一来“师生”关系的权力对比非常明显，一目了然，情节的是非黑白十分清晰，令人无话可说；二来，社会对纯白象牙塔中“学生受害人”形象的想像，也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大众对于那种“完美受害人”的要求：尽管我们知道，现代的学生面孔早已经多姿多彩，但听到“被性侵的学生受害人”，不少人第一想像仍是纯洁弱势、楚楚可怜，最好是对“性”一无所知的小白兔少女遭遇了老色狼的侵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挑刺的人才肯罢休，前文的三类侮辱才可能被完美规避。

然而，哪怕是在这种前提下，具体到每个个案，这些指控者们依然需要面对不少批评。黄雪琴对张鹏涉嫌性骚扰的调查报导《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中写到一个细节：一个遭性侵的女孩去求助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咨询师却问她“你怎么穿短裙来”，令她遭受二次打击。今年年初，香港田径队运动员吕丽瑶在脸书公开自己13、14岁时被前教练性侵的经历，遭到本地专栏作者陶杰公开讽刺，称自己在幼儿园时被女老师摸过脸，也遭遇了性侵，讽刺吕“贴张自拍”就能作指控；林奕含自杀后一年，台湾网络的讨论区仍然有言论坚持谴责她是小三、与陈星搞不伦之恋；北航陈小武事件曝出后，也有言论认为“搞文学的，出了点风流韵事，我们也只能羡慕一下”……

所以至今大多数受害人都藏在一个假名背后。黄雪琴在文章中指，张鹏选择的女孩大多性格温和，孤立无援。然而想像一下，倘若一个举报者被人发现年纪较小时就交过几个男朋友、或者被翻出在人人网发过打扮性感姿势火辣的照片、或者平时喜欢去夜店跳舞……那她可能面临怎样的嘲笑和辱骂。

以上，已经是一个受害人在站出来时可能面对的部分社会舆论压力，而尽管社会舆论很重要，但在中国反性骚扰之路上，最为关键的是，在收到这样的指控之后，校方和公权力有什么相应的处理手段，这个社会的惩戒机制对性骚扰到底做出怎样的反应。

中大校方拖了中大学子的后腿

从近几个月来闹得满城风雨的几个校园性侵事件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一些进程规律：先是有学生或者校友站出来举报，然而任舆论发酵，校方仍然三缄其口，同时在各大网络平台一再删帖，控制舆论，引来学生和公众群情激奋，最后逼出一个停职处分公报，公报中大多不见“性骚扰”三个字，而用些含糊其辞的官样文字，犹抱琵琶半遮面。

这次广州中山大学张鹏事件的发酵也与其他事件如出一辙。先是大量相关文章在各个平台上多次被删除，包括一开始的报导、相关评论、联署公开信都难逃一劫；然后校方对于公众的质疑语焉不详，对外回应4月份已就投诉做了党内通报处理，却被举报的学生踢爆投诉是5月才发出，且投诉两个月后仍石沉大海；最终，是在一个个微信公号前赴后继、“英勇就义”式接力发布相关内容造成舆论压力之后，人们才终于等来了校方的一纸通告，称张鹏违反“师风师德”，宣布将张鹏停职，但通告中也对“性骚扰”只字未提。校方对于丑闻的忌讳莫深，实在令人失望。

在我心目中，广州中大的学生一直以来在行动力量、性别意识、开放思想等方面都是全国高校第一。而且最难得的是，在这件事的公开讨论范围中，我目之所及，中大的学生校友们，为学校洗地辩解的一个也没有。早几年中国的网络上有个流行论述，称“母校／家乡（或者同类地域内容），就是只有自己能骂，不许别人说一个字的地方”，在网上大受推崇，我深以为这十分荒谬。这些比外人更热切监督母校的中大学生，不因学校丑闻而觉得丢脸需要遮遮掩掩，才是真正爱校，而那些“不许别人骂母校”的人对母校根本不是真正的爱，他们爱的只是自己的面子而已。从这个层次上讲，我以为中大校方是拖了中大学子的后腿。

这种“不可说”的处理手段，背后大概有好几种原因在作祟：首先是“稳定大局”为先的思维习惯，认为一切都能先压下去，殊不知在网络时代，这一切玩法早已不同；其次大概就是传统爱说的“家丑不可外扬”；再次，大概是对于“性”话语的讳言。2018年了，我们的通告依然不能大大方方地把“性骚扰”三个字写出来，实在令人悲哀。而言论压制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或许涉及到高校学院中盘根错节的利益与权力，只有局内人才看得清楚。

司法何时不再“隐身”？

而除了校方对于相关人员职业上的处罚之外，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法律也能对于相关事件有所作为。《央视网》近日的评论就质疑，为什么在校园性骚扰问题中，司法总是“隐身”？

中国就性骚扰和性侵的相关法律规定，使得一些性骚扰行为很难被界定，常常处于法律的模糊地带。上述文章提到，《刑法》有规定强奸罪、强制猥亵妇女罪、侮辱罪，《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有规定猥亵他人的法律责任，而《妇女权益保障法》中也提到“禁止性骚扰”，但这种分头执法导致性侵可能分属于不同法律责任，除非有明显暴力，否则很难启动司法程序。“特别是一些看似‘不那么严重’的性骚扰，以及教师利用职权故意刁难女学生、逼其就范的‘诱奸’，很容易成为法律模糊地带”。

6月份甘肃庆阳的自杀中学生曾自述被老师用嘴亲吻额头、脸、嘴，但依然被检方认定为情节轻微，不予起诉。除了在职业上追究他们之外，相关的法律什么时候能细化相关规定，并且真正执行起来，能保护性侵受害者，向性骚扰者追责？我们什么时候，会在性骚扰案件中等到司法机关的介入呢？

但哪怕司法还在缺席，一个肉眼可见的改变是，越来越多的黑暗开始被揭露出来了，而事件中的加害人也得到了一定的代价。北大沈阳事件发生于1998年，20年后的今天得到曝光；北航陈小武的性骚扰被指控始于12年前，如今大白于天下；中大张鹏的行为被指已经持续五六年，在此刻也同样暴露在阳光之中。但愿每一个校园工作者，乃至每一个社会人都应该意识到，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心怀不轨者应当想到，受害者不再彻底沉默，注视罪行的眼睛已经更多，无论你占据多少资源，你也不再安全了；而为校园性侵，乃至校园丑闻脱敏的各个校方，应当认识到，哪怕知名如北大中大，就相关问题再拿出“删帖封号-模糊回应-内部批评”的“一条龙服务”也不会奏效了。直面问题，调查事件，给公众一个清晰的答复，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校方应该采取的措施。

我们知道在反性骚扰的道路上还需要面临社会舆论的阻力，需要等待一个合理的追责机制，但从乐观一面来看，校园里那些勇敢的反性侵战士们，可能已经为社会进步打开了一个口子。

也许有一天，中国每个领域的性骚扰／性侵害的受害者，都能安全地在阳光下讨论这些问题。

（杨不欢，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