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楊不歡：中國反性騷擾——舉報走不出校園，司法走不進校園

直到前幾年的一次偶然機會，我才認識到性騷擾問題在中國有多麼普遍。在一個短期的創作主題夏令營中，我住在主辦方安排的宿舍裏，在睡前夜聊時發現，一屋子六個來自天南地北的女孩，竟然有三個在成長時代遭遇過不同程度的性騷擾。有在公共場所遇到暴露狂、鹹豬手的，也有親友熟人借接近的便利圖謀不軌的。一方面，我震驚於這比例之高：我們幾個算是從中國各地被隨機篩選來到這裏，竟然有一半的人有過相關遭遇；另一方面，我也對自己成為那另一半隱隱地有種僥倖感。

是的，這種情況比你我想像的更多，而直到最近，這些故事才開始被系統地訴說。自去年開始，#MeToo運動的風潮從美國的荷里活（好萊塢）颳起，席捲全球。來自演藝界、學界、政界等領域的受害人使用這個標籤，在網上公開被侵犯的經歷。

在中國，#MeToo運動之風與去年初台灣的林奕含事件共同影響了一批舉報人，使得幾個月內出現了數宗性侵指控相關事件：去年初，台灣作家林奕含自殺身亡，其書中故事疑似涉及自身遭性侵的經歷，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今年1月，留美博士羅茜茜實名舉報自己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老師陳小武曾性騷擾自己，被稱為中國反性騷擾萬里長征的第一步；4月，多名北大校友舉報當年的副教授沈陽在1998年性侵學生高岩並致其自殺；近日，一篇指控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張鵬性騷擾教師與學生的文章廣為流傳，在經歷了無數刪帖、追問之後，中山大學於7月10日發布公告，稱經調查後停止張鵬的任教資格。

觀察中國#MeToo運動的這幾個回合，會發現事情似乎基本集中在象牙塔內；在職場範圍內，卻幾乎看不見有性騷擾問題被揭發的新聞，而在「別人的主戰場」演藝圈中，這種事情幾乎更是聞所未聞——儘管我們可以想像，在這些領域內，這種問題一定存在，而且嚴重程度不會比校園中輕。

但是為什麼沒有人站出來呢？

象牙塔外充斥着更嚴重的「蕩婦羞辱」

受害人站出來對性騷擾執行指控，本身需要面對極大的社會壓力。

一方面，可能因為職場、演藝圈中的受害人面對着相對更為複雜的社會權力關係，或者他們對於社會現實有着更消極的認知和考慮；而滿腔熱血、想法純粹的高校學生，更傾向於在面對是非時直接挑戰社會不公。

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校園以外的社會充斥着更為嚴重的「蕩婦羞辱」。

受害人舉報性騷擾問題時，通常會遭受來自社會的各種質疑乃至侮辱，我大致將之總結為以下三類：「小題大做你想太多了」說，「你情我願／價錢談不攏後來反咬一口」說，「是你自己平時不檢點招蜂引蝶」說。

平時在職場中，職業女性，尤其是晉升到一定位置的職業女性，已經時不時需要面臨對她實力和地位的質疑，當中就不乏與性交易相關的猜測和調侃；演藝圈的女性更不消說，至今仍有不少言論質疑她們是妓女、蕩婦，坊間流傳的故事皆繪聲繪色猶如某種都市傳說。事實上，人們可能早在十幾年前就已經觀察到演藝圈的性別侵害，只不過人們忽略了當中的權力不平等，將之一概定義為一種合謀與交易，並為之冠名為「潛規則」。

就是在這樣的現實中，倘若一個受害人站出來公開舉報加害者，可以想像其面臨的各種指責會帶來怎樣的二次傷害。

而相對而言，在校園之中，一來「師生」關係的權力對比非常明顯，一目瞭然，情節的是非黑白十分清晰，令人無話可說；二來，社會對純白象牙塔中「學生受害人」形象的想像，也在某種程度上更接近大眾對於那種「完美受害人」的要求：儘管我們知道，現代的學生面孔早已經多姿多彩，但聽到「被性侵的學生受害人」，不少人第一想像仍是純潔弱勢、楚楚可憐，最好是對「性」一無所知的小白兔少女遭遇了老色狼的侵犯——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挑刺的人才肯罷休，前文的三類侮辱才可能被完美規避。

然而，哪怕是在這種前提下，具體到每個個案，這些指控者們依然需要面對不少批評。黃雪琴對張鵬涉嫌性騷擾的調查報導《她曾以為自己能逃開教授的手》中寫到一個細節：一個遭性侵的女孩去求助學校的心理諮詢師，諮詢師卻問她「你怎麼穿短裙來」，令她遭受二次打擊。今年年初，香港田徑隊運動員呂麗瑤在臉書公開自己13、14歲時被前教練性侵的經歷，遭到本地專欄作者陶傑公開諷刺，稱自己在幼兒園時被女老師摸過臉，也遭遇了性侵，諷刺呂「貼張自拍」就能作指控；林奕含自殺後一年，台灣網絡的討論區仍然有言論堅持譴責她是小三、與陳星搞不倫之戀；北航陳小武事件曝出後，也有言論認為「搞文學的，出了點風流韻事，我們也只能羨慕一下」……

所以至今大多數受害人都藏在一個假名背後。黃雪琴在文章中指，張鵬選擇的女孩大多性格温和，孤立無援。然而想像一下，倘若一個舉報者被人發現年紀較小時就交過幾個男朋友、或者被翻出在人人網發過打扮性感姿勢火辣的照片、或者平時喜歡去夜店跳舞……那她可能面臨怎樣的嘲笑和辱罵。

以上，已經是一個受害人在站出來時可能面對的部分社會輿論壓力，而儘管社會輿論很重要，但在中國反性騷擾之路上，最為關鍵的是，在收到這樣的指控之後，校方和公權力有什麼相應的處理手段，這個社會的懲戒機制對性騷擾到底做出怎樣的反應。

中大校方拖了中大學子的後腿

從近幾個月來鬧得滿城風雨的幾個校園性侵事件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出一些進程規律：先是有學生或者校友站出來舉報，然而任輿論發酵，校方仍然三緘其口，同時在各大網絡平台一再刪帖，控制輿論，引來學生和公眾群情激奮，最後逼出一個停職處分公報，公報中大多不見「性騷擾」三個字，而用些含糊其辭的官樣文字，猶抱琵琶半遮面。

這次廣州中山大學張鵬事件的發酵也與其他事件如出一轍。先是大量相關文章在各個平台上多次被刪除，包括一開始的報導、相關評論、聯署公開信都難逃一劫；然後校方對於公眾的質疑語焉不詳，對外回應4月份已就投訴做了黨內通報處理，卻被舉報的學生踢爆投訴是5月才發出，且投訴兩個月後仍石沉大海；最終，是在一個個微信公號前赴後繼、「英勇就義」式接力發布相關內容造成輿論壓力之後，人們才終於等來了校方的一紙通告，稱張鵬違反「師風師德」，宣布將張鵬停職，但通告中也對「性騷擾」隻字未提。校方對於醜聞的忌諱莫深，實在令人失望。

在我心目中，廣州中大的學生一直以來在行動力量、性別意識、開放思想等方面都是全國高校第一。而且最難得的是，在這件事的公開討論範圍中，我目之所及，中大的學生校友們，為學校洗地辯解的一個也沒有。早幾年中國的網絡上有個流行論述，稱「母校／家鄉（或者同類地域內容），就是只有自己能罵，不許別人說一個字的地方」，在網上大受推崇，我深以為這十分荒謬。這些比外人更熱切監督母校的中大學生，不因學校醜聞而覺得丟臉需要遮遮掩掩，才是真正愛校，而那些「不許別人罵母校」的人對母校根本不是真正的愛，他們愛的只是自己的面子而已。從這個層次上講，我以為中大校方是拖了中大學子的後腿。

這種「不可說」的處理手段，背後大概有好幾種原因在作祟：首先是「穩定大局」為先的思維習慣，認為一切都能先壓下去，殊不知在網絡時代，這一切玩法早已不同；其次大概就是傳統愛說的「家醜不可外揚」；再次，大概是對於「性」話語的諱言。2018年了，我們的通告依然不能大大方方地把「性騷擾」三個字寫出來，實在令人悲哀。而言論壓制更深一層的原因，則或許涉及到高校學院中盤根錯節的利益與權力，只有局內人才看得清楚。

司法何時不再「隱身」？

而除了校方對於相關人員職業上的處罰之外，我們希望看到的是法律也能對於相關事件有所作為。《央視網》近日的評論就質疑，為什麼在校園性騷擾問題中，司法總是「隱身」？

中國就性騷擾和性侵的相關法律規定，使得一些性騷擾行為很難被界定，常常處於法律的模糊地帶。上述文章提到，《刑法》有規定強姦罪、強制猥褻婦女罪、侮辱罪，《治安管理處罰法》也有規定猥褻他人的法律責任，而《婦女權益保障法》中也提到「禁止性騷擾」，但這種分頭執法導致性侵可能分屬於不同法律責任，除非有明顯暴力，否則很難啟動司法程序。「特別是一些看似『不那麼嚴重』的性騷擾，以及教師利用職權故意刁難女學生、逼其就範的『誘姦』，很容易成為法律模糊地帶」。

6月份甘肅慶陽的自殺中學生曾自述被老師用嘴親吻額頭、臉、嘴，但依然被檢方認定為情節輕微，不予起訴。除了在職業上追究他們之外，相關的法律什麼時候能細化相關規定，並且真正執行起來，能保護性侵受害者，向性騷擾者追責？我們什麼時候，會在性騷擾案件中等到司法機關的介入呢？

但哪怕司法還在缺席，一個肉眼可見的改變是，越來越多的黑暗開始被揭露出來了，而事件中的加害人也得到了一定的代價。北大沈陽事件發生於1998年，20年後的今天得到曝光；北航陳小武的性騷擾被指控始於12年前，如今大白於天下；中大張鵬的行為被指已經持續五六年，在此刻也同樣暴露在陽光之中。但願每一個校園工作者，乃至每一個社會人都應該意識到，時代已經不一樣了。心懷不軌者應當想到，受害者不再徹底沉默，注視罪行的眼睛已經更多，無論你佔據多少資源，你也不再安全了；而為校園性侵，乃至校園醜聞脱敏的各個校方，應當認識到，哪怕知名如北大中大，就相關問題再拿出「刪帖封號-模糊回應-內部批評」的「一條龍服務」也不會奏效了。直面問題，調查事件，給公眾一個清晰的答覆，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校方應該採取的措施。

我們知道在反性騷擾的道路上還需要面臨社會輿論的阻力，需要等待一個合理的追責機制，但從樂觀一面來看，校園裏那些勇敢的反性侵戰士們，可能已經為社會進步打開了一個口子。

也許有一天，中國每個領域的性騷擾／性侵害的受害者，都能安全地在陽光下討論這些問題。

（楊不歡，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