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4月27日至28日，在湖北省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这个外界看来突然的会晤，让此间许多学者、中国观察家以及智库研究者感到意外。许多人不解，为何中印双方要临时迅速地安排一个领导人非正式会面。特别是，在莫迪和习近平将于今年6月中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SCO）高峰会、接下来的金砖国家峰会以及G20阿根廷会议等多个多边场合都能会面的情况下，为何两国元首还要特地提早双边会晤？
外界一般将莫习会的源头，追溯到2017年6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印度陆军在印度锡金邦以及不丹之间的洞朗高原长达70余日的对峙。在对峙期间，双方一度紧张。8月份，中方透过不同媒体，以中英文发表立场强硬、题为“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的声明，同时大动作召集在新德里的各国驻外使节传达立场，要印度不要低估中国保卫领土的决心。
相较于中方强硬的宣示，印方的立场则相对低调。印度外交部分别在2017年6月30日及8月2日发表声明，表示中印边境的和平与安定得来不易，希望双方共同珍惜。凑巧的是，印度各主要媒体也不约而同地在同年7月底至8月初，引述印度国防部消息，指通往中印边界、对战时补给至关重要的73条道路，仅有23条建成，大幅落后原本预定于2012年完成的进度，暗指印方没有升级对峙的意愿。
虽然印方以各种方式明示或暗示不愿和中方起冲突，但洞朗对峙仍持续到8月28日。双边关系自此恶化。
洞朗对峙是继1987年中印两军在东段边界、位于阿鲁纳恰尔邦（中国称“藏南地区”）桑多洛河谷的对峙之后，持续最久的军事相持事件。事件后，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于1988年12月访问中国会见邓小平。这是自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之后双方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中印关系开始进一步正常化。北京和新德里就边境问题分别在1993年和1996年签订协定，管控可能出现的纠纷。2003年，隶属印度人民党（BJP）的总理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瓦巴依）访问中国，会见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并签署备忘录，承认西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换取中方默认锡金邦属于印度。
瓦杰帕伊中国之行最重要的成果，是和中方建立了边界问题的特别代表（special representative）机制。在此之前，中印双方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是通过1981年开始的副（外交）部级官员会谈进行。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问北京之后，双方设立了联合工作小组。1993年又增设了外交与军事小组会议。这些双边机制在2005年后统一被增设的特别代表取代。特别代表由两国元首指定，希望能通过高层授权来解决棘手的边界议题。
按理说，这个已经行之有年的高层代表机制，应该就足以解决洞朗对峙后双方的龃龉，若此，则没有莫习会的必要。由此推之，双方急于会面的理由已经超越了纯粹的边界问题。如果莫习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洞朗冲突，那双方迅速安排会晤的盘算又是什么？
莫习会的美国因素
国际政治的近来发展，给北京和新德里提供了举行高层会晤的诱因。
美国自2017年秋天以来提出一连串的“印太战略”宣示，极力拉拢印度进入对华包围圈。2014年莫迪就任总理后，印美两国的关系开始升温。2015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欧巴马）将印度列为美国的主要防卫伙伴（a major defense partner），以此进一步推进两国关系。莫迪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邦长（Chief Minister，或首席部长）期间，被认为于2002年该邦的宗教暴动中，纵容印度教徒残杀穆斯林，而在2005年被小布什（小布希）政府列入禁发入境签证的名单中。
在平衡中国的考虑下，奥巴马政府在莫迪成为印度总理后，撤销了莫迪访美的禁令，同时对印度批准包括波音P-8I反潜攻击机在内的军售案，并和印方成立工作小组，研究共建航空母舰的可能性。2015年的印度共和日，奥巴马作为印度史上首次受邀成为共和日贵宾的美国总统，与莫迪同席参与了在新德里举行的阅兵大典及庆祝活动。
特朗普上任后，将以往奥巴马时代的“亚太地区（Asia Pacific）”扩大成为“印太地区（Indo-Pacific）”，并将印度纳入包含美、日及澳大利亚的网络化安全架构当中。中国被美国视作未来国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中，最首要的战略竞争者。2017年11月，美、日、澳、印四国的外交官员在东盟（ASEAN，东协）马尼拉会议场边碰头，重新启动2007年时被称为QUAD（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的四边安全对话机制。2017年12月，白宫公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书，将“印太地区”单列专章，并按照对美国战略的重要性排在全球各地区首位。
自2017年9月始，华府即无视中国的“双停”建议，迳自通过多边及双边之外交、军事与经济制裁等多重方式对朝鲜实施制裁措施。2018年年初，美国开始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中方在朝鲜半岛事务上影响受限，同时面临美国印太战略的多面包围以及直接挑战，开始采取突围措施。北京若能尽速与印方单独举行高层会谈，能在外交上送出有力的讯号。
中印的地缘政治角力与冲突
来自中国日益增强的地缘政治压力，则构成了印方安排莫习会的最重要背景。
2017年中发生的洞朗事件，发生地是印度—不丹—中国边境地区的三方交界地带（tri-junction）。印度认为该地归属于不丹，但中国认为该处为中方领土。按照印度的说法，2017年5月至6月下旬，印军在三方交界对越界的解放军发出警告，是为了替该地与解放军发生冲突的不丹王军（Royal Bhutanese Army，RBA）解围。不丹是莫迪上任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经济高度依赖印度，其军队接受印度军方的训练和指导，是印度的保护国，在南亚周边国家中对印度具有指标性的战略意义。但近年来，中国对不丹的影响力加大，2015年到不丹的中国游客数量亦取代美国，成为不丹外国旅客数量第一位。
就印度看来，在洞朗危机中，中方对不丹的强硬态度是要向不丹送出“印度无法保护你们”的讯号，松动印不两国关系。洞朗事件后，印度立刻在外交战线上回防。2017年10月31日，不丹国王旺楚克（Jigme Khesar Namgyel Wangchuck）、王后佩玛（Jetsun Pema）以及年仅一岁的王子应邀访问新德里。之后，不丹王室一家和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Sushma Swaraj）及莫迪亲如一家人的互动照片，登上了印度各大报的版面。
洞朗对峙的意义已经超越双边的领土纠纷，而必须在中印南亚战略竞逐的脉络里来解读。自2013年10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开始执行以来，北京对印度周边包括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马尔地夫）等国的实质影响与日俱增，而通过中印巴三国争议地段克什米尔（喀什米尔）的旗舰计划“中巴经济走廊”（CPEC），更使印度感到不快。
除了洞朗之外，另一个中印争持激烈的国家，是在锡金邦另一侧的尼泊尔。近年中国已通过“一带一路”在尼泊尔大举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众多项目。2015年，承建三峡大坝的四川葛洲坝集团与执政的尼泊尔共党政府签订备忘录，准备在布达甘达基（Budhi Gandaki）兴建容量1200兆瓦（MW）、项目金额达25亿美元的水电站，供应首都加德满都之需。
2017年11月13日尼泊尔国会大选前夕，执政的亲印度尼泊尔大会党政府突然宣布撤销布达甘达基水电站项目，宣称未有任何政治理由，但据印媒报导，决定后面有印度的影响力，未来此项目将转移至印方企业。2017年12月，尼泊尔大选结果出炉。亲华的尼共联合马列派再度回锅，将由前总理奥利（K.P. Oli）再度执政。选后，奥利宣布新政府将重新启动与葛洲坝集团的合作项目。
印度于地缘政治棋盘上再失一子的同时，2017年12月22日，针对洞朗对峙召开的第20次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在新德里举行，分别由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以及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Ajit Doval）代表中印元首出席。双方同意未来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并更好地管控和处理分歧。
然而，中印的战略角力及博弈并没有随着边界会晤达成协议而结束，反倒更加恶化。2018年2月初，亲华的马尔代夫总统亚明（Abdulla Yameen，雅门）逮捕该国宪法法官，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阻止反对党领袖参加预定于今年举行的大选。该国反对党“马尔代夫民主党”向来亲印，并有望在大选中获胜。印度随即向马国发出警告，要求撤销紧急状态。印度曾经于1988年以代号“仙人掌行动”（Operation Cactus）军事介入马尔代夫，今年2月时被认为很有可能旧事重演，采取军事选项干预马国局势。
在没有通知印度的情况下，亚明派出特使于2月8日抵达中国外交部寻求中方支援，并获外长王毅接见。此举立即触动印度的敏感神经。莫迪当时正在中东访问，他和随行的国安顾问多瓦尔，以及外交部外交秘书（相当于常务次长、职业文官的最高等级）顾凯杰（Vijay Gokhale）讨论后，发出声明，暗示新德里无法容忍中国以武力或其他方式介入马尔代夫情势。
2月下旬，多家印度和国际媒体报导，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派出11艘战舰的特遣舰队进入印度洋马尔代夫邻近水域，并与在该处巡逻的印度海军舰艇相遇，最近距离仅达30海里，情势一度紧张。结局是印度海军还是解放军海军先撤，有不同的版本，但双方在印度洋上的战略相持已被外界所知。
2月16日，1月底方上任的外秘顾凯杰，前往印度国会外交常务委员会参加听证。这位全程参与解决洞朗对峙危机的前任驻中国大使向国会议员坦承，中国在南亚周边国家采取的基建外交，已经取得了“极大进展”（making headway）。中国的无息或低息贷款和高效的完工速度，对印度的南亚邻邦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纵使印度想用自己的基建计划取代中国项目，但“必须承认在这个时点，中国承建这些项目的能力远超过我们的能力，不管是财务上或是技术上，而这点也是（印度）政府时刻关注的。”
莫习会最大意义，就在会面本身
在此同时，一股异样的气氛在新德里传开。2月下旬，我和一位印度军方智库“国防暨安全研究院”（Institute for Defense and Security Analysis; IDSA）的研究员碰头。经告知，我本来要在3月8日参加论文发表、以中国为主题、一年一度的IDSA“亚洲安全会议”（Asia Security Conference）因为某些敏感因素可能被迫延期。后来得知，压力来自政府，理由是“目前处于中印关系敏感期”。同时，外交秘书顾凯杰发函给印度中央政府，建议中央或地方的资深官员避免参加今年由藏人行政中央主办的、纪念达赖喇嘛流亡印度60周年的活动。该活动还被要求缩短在新德里举行的时间，移师北部山城达兰萨拉举行。理由同样是时机敏感。
这个敏感的理由，应该就是为了即将到来的首脑会晤，印方为了营造良好氛围所做的管控措施。在顾凯杰的主导下，印度外交部开始密集地与中国外交部磋商高层会议的细节。2月23日，顾凯杰赴北京磋商，并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外交部长王毅及副部长孔铉佑会谈。4月6日，孔铉佑回访新德里，会见顾凯杰和国安顾问多瓦尔。4月24日，孔铉佑在北京的吹风会上宣布莫习会将于4月27、28两日在武汉举行。
回顾莫习会形成的过程，可以推断印方举行高层会晤的背后思路。曾派驻台北和香港、被视为印度外交部“知中派”的顾凯杰，很明显地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是方案一定经过莫迪的认可，国安顾问多瓦尔等要员应该也参与了决策。
按照莫迪的务实性格，他显然知晓中印两方国力的差距。在一带一路的步步进逼之下，印度对中的战线，已经由以往双边的边界问题，延伸到南亚周边国家，直接挑战印度的睦邻外交以及印度洋周边的势力范围。印度在力有未逮、不愿独自和中国对抗的当下，要解除压力，直接找对方首脑沟通，显然是最有效的方法。
莫习会对印度来说，有战略及战术上的意义。印度直接和中国达成某种形式的“和解”，有助于其南亚邻邦在考虑援助时，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选择，间接能够缓解印度承受的战略压力；送出与中国关系改善的信号，也有助于制衡巴基斯坦。和缓南亚战略态势为主、其余为辅，比较符合印方“重新设定”两国关系的真义。另一方面，采取非正式会晤形式，这种刻意的模糊也让双方在外交上能保持利用及解读本次会晤的空间。
从这点上来说，莫习会最大的意义，也许就是会面的本身。
中印“重设”关系，不影响印太战略
就在莫习会后，回锅执政的尼泊尔总理奥利在5月8日宣布，布达甘达基水电站项目，将改为国际招标，不再坚持一定要由葛洲坝集团承建。
从开国总理尼赫鲁时代的“不结盟运动”（Non-alignment Movement，不加入美苏任一阵营）精神、到对美国的“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原则，以至于莫迪时代的“多层次结盟”（multilevel alignment，即依照不同议题选择与不同国家合作）政策，维持外交上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多边交往，以避免被锁在特定国家或阵营当中，向来是印度外交的核心概念。一方面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四边安全对话”，另一方面与中国“重设”关系，从印度的角度来说并不冲突。
由此观之，莫习会并不表示印度对外战略的重大转变，而是印度外交追求灵活性的又一体现。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考量，印度国会大选即将于明年4或5月举行，莫习之间的高层管道若能保持通畅，也能进一步控管事态，避免与中国的边境对峙危机或是外交危机影响大选时印度人民党的形象、政绩以及竞选手段。
中国和印度在莫习会中达成那些某种程度的“交易”，比如印度应允进一步开放某些领域，或是以其他条件交换中国放松或改变在南亚的布局，值得观察。撇开一些“高大上”的会后共识，中印双方在莫习会后宣布了几个重点项目，比如中印在阿富汗共同推行基建计划、加强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合作，以及建立某种形式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等。这些项目是否能成功执行、成效为何，未来将是检视莫习会的指标。
先前莫习分别在2014及2015年的会面后，宣示将就相关领域进行合作，比如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共建铁路和产业园区、互设文化中心、支援汉语教学等，但这些项目后来不是被印度实质拒绝，就是只停留在口头层面，或是进展极度缓慢。例如，印度始终不愿加入一带一路；中方主导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印度主导的多边国际组织“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有战略上的冲突，遭到印度以拖延的方式应对。而就算在争议相对较小的孔子学院上，印方仍迟迟不愿进一步开放。包括2015年就提出的中印两军边境军事热线，也迟至今年莫习会时才正式设置。相较之下，日本及印度的合作进展顺利，孟买至阿赫迈达巴德的高铁将于今年6月开始动工，日印也将携手共建非洲基建项目。
美方目前似乎不担心莫习会对印美关系将造成负面影响。在筹划莫习会的同时，顾凯杰也于3月中旬赴美与美国国务院磋商预计于今年夏季“特金会”后举行的，史上首次印、美“2+2”外交及国防部长会谈。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向来支持各国之间维持正面、和平及稳定的关系，中印之间也不例外。美方学界则认为，中印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很难在一次高层会晤后化解。
华府目前仍稳步推进印太战略进程，并排除相关矛盾，以促使印度进一步融入该架构。就在莫习会前夕，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马提斯）于参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便要求国会行使豁免权，放弃制裁因购买俄制S-400防空飞弹而违反《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的印度。
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其他加入印太架构的盟邦，也能稳定印度在印太战略中的角色。3月上旬，法国总统马克龙（马克宏）访印，和印度签署了后勤协定，同意双方使用彼此在印度洋的海军基地。法方也表示未来将进一步融入印太战略。另外，日本和印度已开始增强海上防务合作。今年1月，日本海上保安厅和印度海岸防卫队在印度洋上进行了针对海盗的合同演练。5月，海上自卫队和印度海军的P-8I反潜机队也在孟加拉湾举行了演习。印美关系纵使未来可能因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产生波动，但法日的参与将有助于稳固印度在印太安全架构里的存在。
因此，印度加入印太战略的进程，未来应不致因包括莫习会在内的事件而受到太大的影响。
（刘奇峰，印度浦那FLAME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與徐子軒的分析有對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