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7日，朝韩峰会如期举行，气氛热络，气势夺目。会后朝韩首脑发表了包含主要峰会成果的共同文件《板门店宣言》。在这个主题被朝鲜定义为“和平、繁荣和南北交流”的峰会成功之际，几年来横亘半岛上空的战争阴云瞬息稀薄，前几个月半岛面临的核战危机得到极大缓解，和平有了一线生机。可是，由于历史、地缘和现实的关联，中国与朝核问题及半岛和战问题有莫大而独特的干系，很多人格外关注朝韩峰会对中国有关政策的诸多方面影响，此点值得简析。
中国是朝韩峰会的隐形背书者
不少专业圈学者和公众咸认为，朝韩峰会源于朝鲜主动在核导边缘政策山穷水尽之际采取的外交突围，而朝韩峰会，以及随之即将举行的朝美峰会，最后打破了朝核问题基于北京“六方会谈”的多边国际解决机制，也就意味着中国主导朝核与半岛问题的总体规划最终失败。这一认知对于局势和格局的变化有敏感的体认，但忽略了相关事态演进中体现的，中国的实际影响和作用。
在人们最关心的朝鲜去核问题上，朝韩峰会的成果为双方共同同意的一点──鉴于朝鲜一反几年来拥核和试导意志而拒绝去核的立场，正式承诺同意开启半岛无核化谈判，显然朝鲜欲将此点作为朝韩和朝美峰会的初始条件，因此，朝韩双方提出一个表述颇为暧昧的建议：同意支持举行美朝韩三国或中美朝韩四国框架的有关谈判。
这一提法，必定包含精心设计的未来国际谈判策略理路。三国框架明显是凸显韩国的地位和作用，也着眼于美朝的终极博弈；而“或四国”的奇诡说法，明显反映朝鲜对中国地位和作用的有关考量。也可以说，这既是中国对朝核与半岛事务实际影响力的体现，也是金正恩3月访华对中国作用的承认。
朝韩及朝美峰会都是某种人们在冷战时代熟知的秘密外交的产物。据有关报导大致可以判断，此一朝鲜主动和突破的举动，事先并未与中国沟通。虽然2017年下半年朝核危机升级后，中国呼吁“双暂停”，并严厉誓言不许半岛“生战生乱”，但最初的峰会新闻实出于中国意料，这一点应该是可以确信的。
然而，从新闻出现后的事态发展看来，无论朝韩还是美国，都不能不面临如何界定中国地位和作用的课题。朝韩峰会成功举行，特朗普第一时间发出推特，感谢中国领导人在促成和谈方面的作用，这既是指中国一贯的谈判和政治解决方针，更是指习近平自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谈以来，对朝鲜的沟通和促谈工作。
在2018年3月5日韩国特使代表团访朝，意外达成峰会计划后，韩国特使，也是总统府最高安全问题顾问郑义溶亲赴华府执行简报使命，并在华府期间，向外宣布特朗普将于5月底（最新消息已表示会晤将于5月底或6月初举行）与金正恩进行历史性会晤。而此后，同是郑义溶，受韩国总统文在寅委派，来到北京进行简报和沟通。很显然，韩国及其背后谈判支持者美国意识到，不可能在罔顾中国担忧、利益和影响力的条件下，推进朝韩和美朝峰会进程。
此后，3月28日，金正恩破天荒亲自出马，将自己接班后第一次外访献给中国，在北京与习近平先于朝韩和朝美实现了最高会晤。这种破例的外交规格反映朝鲜体会到，不依赖中国的外交主动，如果不能得到中国的谅解、支持和背书，那也将面临不可想像的困难。而且，如果中国对历史和现实的小伙伴冒昧的外交主动不予以热心支持，那么，即使谈判取得相当进展，对于朝鲜来说，或许也是得不偿失的尝试。金正恩率先访华，这无疑给予“爱面子”的中国外交极大彩头，自然也无声破除了外界和中国公众对于中国在半岛事务被边缘化的担忧。
总之，中国虽然在原则立场方面历来支持谈判，并为之付出“六方会谈”和赴朝特使为代表的诸多努力，投入相当多的外交与国际政治政策资源，但对于朝核及半岛局势的走向脱离自身视线、失去影响力施展管道，是中国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而没有中国的外交、政治和经济支持，朝鲜即使实现峰会，也很难单独面对韩美的优势筹码。至于韩美方面，很现实的是，无论在实现峰会和后续的对朝“安全保证”和经济补偿方面，中国都是不可或缺的地缘战略大玩家。因此，与中国良好沟通，邀请中国展现自身力量，作为从朝韩峰会到美朝峰会的隐形背书者，都是系列会谈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从中方接待金正恩的超高规格和中国政府对朝韩峰会的系列发言看来，显然，中国已经再无朝核及半岛事务被边缘化的担忧，愉快胜任隐形背书者的角色。
中国对峰会矜持态度的背后
朝核问题源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六方会谈”期间升级。与这条时间线索相配的中国战略政策背景是，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藉新获得的较大综合国力，开始厘定真正后冷战时代的国家战略。及后，中俄关系迅速升温，直至今日的所谓“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1996和2000年两次台海大规模武统威慑性演习为标志，两岸关系亦迅速结束了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蜜月，进入互信更薄弱的阶段。这一时期，为探索和适应新的国家实力，中国提出“大国外交”政策理念，其中1980年代以来的“韬光养晦”战略日渐被抛弃。
在这一大的时代性政策演变背景下，冷战中的并肩作战首席战略合作者美国，日益被中国定义为未来最大的战略对手，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从意识形态到政经关系日趋冷淡的中朝关系，一变成为中国不能放弃的地缘战略和全球政治博弈资源。简言之，就是中国认为，朝核问题的出现虽对自身的半岛无核化政策构成挑战，但更多的是对美国的亚太政策构成牵制。特别是，在全球赤色浪潮退潮之际，朝鲜的倔强斯大林主义体制，对中国无疑构成特别和罕有的国际政治支持。这是多年来中国国内对朝支持之声见涨的根本原因，从本次金正恩访华双方的言辞中依然隐约可见。进一步说，这也可以说是“六方会谈”会失败，并成为朝鲜加以巧妙利用，取得核导进展的外部环境主因。
当然，中国出于自身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全盘考量，特别是对中美关系的看中，中国并没有采取1962年苏联对古巴式的一边倒政策，而是时时犹疑于无核化，也就是对朝收紧绳索和设法输血朝鲜之间。这不仅使朝鲜坐拥开发核导的时间，实际上也使中国参与的国际制裁效力打折。中国对朝核问题和半岛政策有如此不无矛盾和内在冲突的目标设定，客观上就使得实力超弱的朝鲜实现了历史上前无先例的成就──在没有超级大国庇护的条件下独立对抗世界，并取得致命的战略博弈筹码。
可是，朝鲜获得致命筹码的一个结果是，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工具日渐丧失，朝鲜藉核导不仅搅乱本已复杂的中国周边战略态势，而且对中国越加桀骜不驯。换言之，朝鲜在中国地区和全盘大战略棋盘上，日渐从最初冀望的趁手工具，转为很可能失控的添乱负资产。加上中美政经关系也日益面临牵动甚大的变数，两两相加，客观上必会导致中国重新思考和厘定朝核及相关半岛政策。这是本次朝韩峰会，中国予以首肯却保持适当距离的原因。
2018年4月27日，晨，9时30分，半岛当地时间8时30分，朝韩首脑于板门店南北分界线握手，向来对重大新闻十分敏感的中国，竟于同日推出令人大跌眼镜的日程──中国最高领导人藉考察长江在华中名城武汉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工作会晤。这一象征性的安排，在历来信奉“外交无小事”的中国当然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精心斟酌和选择的结果。
在2017年中印边境对峙之后，中印首脑以更轻松友好的非正式方式会晤，并发展一种大国的首脑私人外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问题，这自然是要向世界传达一个清晰的信号：半岛问题并非中国唯一地缘战略重要议题，中国对朝核和半岛事务具有足够的影响力，不会再重蹈“六方会谈”时代的主人家旧迹；而支持谈判解决，适度参与，更多以朝韩美之间中立斡旋、偶然协调者和条件成熟时的保证人身份，而不是以主要倡议者与责任人身份参与，这是隐约可见的中国对朝核和有关半岛问题新角色的自我设定。
从更广泛中程视野来看，中国借中印首脑会晤所表现的对朝韩峰会的矜持背后，更折射中国对局势和走势的最新判断。在中国看来，本轮朝韩峰会启动的是一个漫长和不无变数的外交折冲过程，其间甚至还会有巨大反复。而中国意识到，与旧“六方会谈”时代制止朝鲜拥核不同，本轮谈判进程面对的是已经拥核且反复清晰显示过拥核决心与意志的朝鲜。未来随着谈判进展，即使开启新的国际多边谈判和解决机制，包括重启“六方会谈”，其实质和政治意义也已截然不同于以往。中国需要适应和探索在这种新朝核及半岛问题上新角色。这也是金正恩和文在寅本次宣扬中那个神秘的“或”的意义所在。
复杂的未来谈判结构
如果说本轮外交互动的开启和本次朝韩峰会标志着，中国倡导的“六方会谈”体制的最后失败，那么，也可以说，峰会也同时开启了朝鲜拥核时代下新朝核国际谈判机制的大门，只是从先前的进展和眼前的事态综合观之，开启中的未来朝核问题谈判体制结构更加复杂，必将会是一个既包含复杂双边又结合不同层次多边的复合体制。
朝韩峰会前，金正恩实现访华，这表明在未来朝核和半岛外交上，中朝的双边外交仍将有相当的作用与地位，甚至机制化。以朝韩峰会为最高标志的南北关系，将日渐成为影响大局走向的动力之一。归根究柢，朝鲜全力推动的即将到来的美朝首脑会晤，以及美朝双边互动，终将对谈判成败提供最后的决定性力量。半岛战争危机主要来自美朝因朝核和朝鲜导弹计划而起的军事摊牌，在“六方会谈”遭遇困难之后，中方一直呼吁和支持美朝直接谈判。利害攸关的韩国，作为美国的军事同盟者和战略投保者，首尔支持更新谈判体制，以便求得实质进展的决心自然是不可怀疑的。这三组已隐然成型的双边关系是未来半岛谈判的基石，而中韩和中美的有关对话和交流，如一切顺利，也将反过来支持这三组双边关系的良性运作。
在三组双边关系框架之上，则是本次宣言所建议的朝韩美三国谈判体制。这一体制有利于消除包含太多国家的多边体制所带来的影响力抵消效应，实际上是美朝谈判的润滑剂与加速齿轮。三国体制之上的中美朝韩四国体制，着眼于协议与条件的担保和实施，是谈判成果保证和转化的机制。中国长期为朝鲜经济的输血者，是朝鲜现有的几乎唯一的外部贸易伙伴和投资人，中朝现有的经贸投资关系，为制裁松动后中国更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同时，反过来，最终在朝核问题的解决方面有重要而独特的一席之地，这也是中国必须的自身利益保障机制。
朝核问题，乃至未来的半岛统一问题，都注定将需要更广泛的国际支持和保证，在这一意义上说，中国长期呼吁的恢复和回到“六方会谈”的声音并非毫无意义。在三组双边关系和三国体制及四国体制之上，中国做东的新“六方会谈”机制，及其升级扩大，对于朝核问题的终极谈判解决，乃至半岛和平与繁荣，乃至未来的统一，仍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政治意义。上一次，上世纪90年代的朝核协议中，主要因为地缘和财政的原因，日本加入到谈判体制中来，因而透过参与解决重大国际政治和地区热点问题，实现了日本战后突破性的外交地位提升。未来日本和其他感兴趣的国家，仍有同样的更广泛参与的必要性。
值得注意的一点负面前瞻是，如此复杂化的双边和多边复合谈判体制，叠床架屋，其运行必定耗费时日，同样会面临旧“六方会谈”一样的内耗，这都会给朝鲜利用谈判，拖延协议，乃至争取时间和实行新的技术发展赢得时间。这也是以新一轮峰会为动力的外交浪潮，可能最后失去动能的原因。考虑到韩国国内的政治潮流摇摆，乃至特朗普富於单边主义和冒险主义色彩的执政风格，以及核筹码对于朝鲜的终极军事和经济讹诈的工具性质，复杂的双边及多边谈判机制将面临的未来风险不会很小，谈判之路虽风光炫人，但也处处不无失败的阴影。此点回顾以往即可知晓。
要言之，系列峰会及相关谈判固然立即避免了半岛核战争这不可承受的风险，但人们不应忘记，半岛战争与和平的关键，说到底还是在朝鲜拥核与核导科技这一症结之上，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决不是外界的“安全保证”可以确保。如此，中国要追求在朝核未来谈判中发挥作用，又要避免像以前一样因冀望过高而误投资源，则必须严格掌握和操作双边和多边不同场合的自身立场，灵活利用自身并非首当其冲的有利地位，随时调整有关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战略协作关系，从而为未来维护自身利益奠定国际体制基础。
（赵楚，中国军事战略问题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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