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7日，兩韓峰會如期舉行，氣氛熱絡，氣勢奪目。會後兩韓首腦發表了包含主要峰會成果的共同文件《板門店宣言》。在這個主題被北韓定義為「和平、繁榮和南北交流」的峰會成功之際，幾年來橫亙半島上空的戰爭陰雲瞬息稀薄，前幾個月半島面臨的核戰危機得到極大緩解，和平有了一線生機。可是，由於歷史、地緣和現實的關聯，中國與朝核問題及半島和戰問題有莫大而獨特的干係，很多人格外關注兩韓峰會對中國有關政策的諸多方面影響，此點值得簡析。
中國是兩韓峰會的隱形背書者
不少專業圈學者和公眾咸認為，兩韓峰會源於北韓主動在核導邊緣政策山窮水盡之際採取的外交突圍，而兩韓峰會，以及隨之即將舉行的朝美峰會，最後打破了朝核問題基於北京「六方會談」的多邊國際解決機制，也就意味着中國主導朝核與半島問題的總體規劃最終失敗。這一認知對於局勢和格局的變化有敏感的體認，但忽略了相關事態演進中體現的，中國的實際影響和作用。
在人們最關心的北韓去核問題上，兩韓峰會的成果為雙方共同同意的一點──鑑於北韓一反幾年來擁核和試導意志而拒絕去核的立場，正式承諾同意開啟半島無核化談判，顯然北韓欲將此點作為兩韓和朝美峰會的初始條件，因此，南北雙方提出一個表述頗為曖昧的建議：同意支持舉行美朝韓三國或中美朝韓四國框架的有關談判。
這一提法，必定包含精心設計的未來國際談判策略理路。三國框架明顯是凸顯南韓的地位和作用，也着眼於美朝的終極博弈；而「或四國」的奇詭說法，明顯反映北韓對中國地位和作用的有關考量。也可以說，這既是中國對朝核與半島事務實際影響力的體現，也是金正恩3月訪華對中國作用的承認。
兩韓及朝美峰會都是某種人們在冷戰時代熟知的秘密外交的產物。據有關報導大致可以判斷，此一北韓主動和突破的舉動，事先並未與中國溝通。雖然2017年下半年朝核危機升級後，中國呼籲「雙暫停」，並嚴厲誓言不許半島「生戰生亂」，但最初的峰會新聞實出於中國意料，這一點應該是可以確信的。
然而，從新聞出現後的事態發展看來，無論兩韓還是美國，都不能不面臨如何界定中國地位和作用的課題。兩韓峰會成功舉行，特朗普（川普）第一時間發出推特，感謝中國領導人在促成和談方面的作用，這既是指中國一貫的談判和政治解決方針，更是指習近平自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會談以來，對北韓的溝通和促談工作。
在2018年3月5日南韓特使代表團訪朝，意外達成峰會計劃後，南韓特使，也是總統府最高安全問題顧問鄭義溶親赴華府執行簡報使命，並在華府期間，向外宣布特朗普將於5月底（最新消息已表示會晤將於5月底或6月初舉行）與金正恩進行歷史性會晤。而此後，同是鄭義溶，受南韓總統文在寅委派，來到北京進行簡報和溝通。很顯然，南韓及其背後談判支持者美國意識到，不可能在罔顧中國擔憂、利益和影響力的條件下，推進兩韓和美朝峰會進程。
此後，3月28日，金正恩破天荒親自出馬，將自己接班後第一次外訪獻給中國，在北京與習近平先於兩韓和朝美實現了最高會晤。這種破例的外交規格反映北韓體會到，不依賴中國的外交主動，如果不能得到中國的諒解、支持和背書，那也將面臨不可想像的困難。而且，如果中國對歷史和現實的小伙伴冒昧的外交主動不予以熱心支持，那麼，即使談判取得相當進展，對於北韓來說，或許也是得不償失的嘗試。金正恩率先訪華，這無疑給予「愛面子」的中國外交極大彩頭，自然也無聲破除了外界和中國公眾對於中國在半島事務被邊緣化的擔憂。
總之，中國雖然在原則立場方面歷來支持談判，並為之付出「六方會談」和赴朝特使為代表的諸多努力，投入相當多的外交與國際政治政策資源，但對於朝核及半島局勢的走向脱離自身視線、失去影響力施展管道，是中國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而沒有中國的外交、政治和經濟支持，北韓即使實現峰會，也很難單獨面對韓美的優勢籌碼。至於韓美方面，很現實的是，無論在實現峰會和後續的對朝「安全保證」和經濟補償方面，中國都是不可或缺的地緣戰略大玩家。因此，與中國良好溝通，邀請中國展現自身力量，作為從兩韓峰會到美朝峰會的隱形背書者，都是系列會談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
從中方接待金正恩的超高規格和中國政府對兩韓峰會的系列發言看來，顯然，中國已經再無朝核及半島事務被邊緣化的擔憂，愉快勝任隱形背書者的角色。
中國對峰會矜持態度的背後
朝核問題源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六方會談」期間升級。與這條時間線索相配的中國戰略政策背景是，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藉新獲得的較大綜合國力，開始釐定真正後冷戰時代的國家戰略。及後，中俄關系迅速升溫，直至今日的所謂「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以1996和2000年兩次台海大規模武統威懾性演習為標誌，兩岸關係亦迅速結束了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的蜜月，進入互信更薄弱的階段。這一時期，為探索和適應新的國家實力，中國提出「大國外交」政策理念，其中1980年代以來的「韜光養晦」戰略日漸被拋棄。
在這一大的時代性政策演變背景下，冷戰中的並肩作戰首席戰略合作者美國，日益被中國定義為未來最大的戰略對手，而在改革開放初期從意識形態到政經關係日趨冷淡的中朝關係，一變成為中國不能放棄的地緣戰略和全球政治博弈資源。簡言之，就是中國認為，朝核問題的出現雖對自身的半島無核化政策構成挑戰，但更多的是對美國的亞太政策構成牽制。特別是，在全球赤色浪潮退潮之際，北韓的倔強史太林（史達林）主義體制，對中國無疑構成特別和罕有的國際政治支持。這是多年來中國國內對朝支持之聲見漲的根本原因，從本次金正恩訪華雙方的言辭中依然隱約可見。進一步說，這也可以說是「六方會談」會失敗，並成為北韓加以巧妙利用，取得核導進展的外部環境主因。
當然，中國出於自身全球經濟和政治的全盤考量，特別是對中美關係的看中，中國並沒有採取1962年蘇聯對古巴式的一邊倒政策，而是時時猶疑於無核化，也就是對朝收緊繩索和設法輸血北韓之間。這不僅使北韓坐擁開發核導的時間，實際上也使中國參與的國際制裁效力打折。中國對朝核問題和半島政策有如此不無矛盾和內在衝突的目標設定，客觀上就使得實力超弱的北韓實現了歷史上前無先例的成就──在沒有超級大國庇護的條件下獨立對抗世界，並取得致命的戰略博弈籌碼。
可是，北韓獲得致命籌碼的一個結果是，中國對北韓的影響力工具日漸喪失，北韓藉核導不僅攪亂本已複雜的中國周邊戰略態勢，而且對中國越加桀驁不馴。換言之，北韓在中國地區和全盤大戰略棋盤上，日漸從最初冀望的趁手工具，轉為很可能失控的添亂負資產。加上中美政經關係也日益面臨牽動甚大的變數，兩兩相加，客觀上必會導致中國重新思考和釐定朝核及相關半島政策。這是本次兩韓峰會，中國予以首肯卻保持適當距離的原因。
2018年4月27日，晨，9時30分，半島當地時間8時30分，兩韓首腦於板門店南北分界線握手，向來對重大新聞十分敏感的中國，竟於同日推出令人大跌眼鏡的日程──中國最高領導人藉考察長江在華中名城武漢與印度總理莫迪舉行工作會晤。這一象徵性的安排，在歷來信奉「外交無小事」的中國當然不會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精心斟酌和選擇的結果。
在2017年中印邊境對峙之後，中印首腦以更輕鬆友好的非正式方式會晤，並發展一種大國的首腦私人外交，共同探討兩國關係的問題，這自然是要向世界傳達一個清晰的信號：半島問題並非中國唯一地緣戰略重要議題，中國對朝核和半島事務具有足夠的影響力，不會再重蹈「六方會談」時代的主人家舊跡；而支持談判解決，適度參與，更多以朝韓美之間中立斡旋、偶然協調者和條件成熟時的保證人身份，而不是以主要倡議者與責任人身份參與，這是隱約可見的中國對朝核和有關半島問題新角色的自我設定。
從更廣泛中程視野來看，中國借中印首腦會晤所表現的對兩韓峰會的矜持背後，更折射中國對局勢和走勢的最新判斷。在中國看來，本輪兩韓峰會啟動的是一個漫長和不無變數的外交折衝過程，其間甚至還會有巨大反覆。而中國意識到，與舊「六方會談」時代制止北韓擁核不同，本輪談判進程面對的是已經擁核且反覆清晰顯示過擁核決心與意志的北韓。未來隨着談判進展，即使開啟新的國際多邊談判和解決機制，包括重啟「六方會談」，其實質和政治意義也已截然不同於以往。中國需要適應和探索在這種新朝核及半島問題上新角色。這也是金正恩和文在寅本次宣揚中那個神秘的「或」的意義所在。
複雜的未來談判結構
如果說本輪外交互動的開啟和本次兩韓峰會標誌着，中國倡導的「六方會談」體制的最後失敗，那麼，也可以說，峰會也同時開啟了北韓擁核時代下新朝核國際談判機制的大門，只是從先前的進展和眼前的事態綜合觀之，開啟中的未來朝核問題談判體制結構更加複雜，必將會是一個既包含複雜雙邊又結合不同層次多邊的複合體制。
兩韓峰會前，金正恩實現訪華，這表明在未來朝核和半島外交上，中朝的雙邊外交仍將有相當的作用與地位，甚至機制化。以兩韓峰會為最高標誌的南北關係，將日漸成為影響大局走向的動力之一。歸根究柢，北韓全力推動的即將到來的美朝首腦會晤，以及美朝雙邊互動，終將對談判成敗提供最後的決定性力量。半島戰爭危機主要來自美朝因朝核和北韓導彈計劃而起的軍事攤牌，在「六方會談」遭遇困難之後，中方一直呼籲和支持美朝直接談判。利害攸關的南韓，作為美國的軍事同盟者和戰略投保者，首爾支持更新談判體制，以便求得實質進展的決心自然是不可懷疑的。這三組已隱然成型的雙邊關係是未來半島談判的基石，而中韓和中美的有關對話和交流，如一切順利，也將反過來支持這三組雙邊關係的良性運作。
在三組雙邊關係框架之上，則是本次宣言所建議的朝韓美三國談判體制。這一體制有利於消除包含太多國家的多邊體制所帶來的影響力抵消效應，實際上是美朝談判的潤滑劑與加速齒輪。三國體制之上的中美朝韓四國體制，着眼於協議與條件的擔保和實施，是談判成果保證和轉化的機制。中國長期為北韓經濟的輸血者，是北韓現有的幾乎唯一的外部貿易伙伴和投資人，中朝現有的經貿投資關係，為制裁鬆動後中國更大規模的經濟援助提供了現實的基礎。同時，反過來，最終在朝核問題的解決方面有重要而獨特的一席之地，這也是中國必須的自身利益保障機制。
朝核問題，乃至未來的半島統一問題，都注定將需要更廣泛的國際支持和保證，在這一意義上說，中國長期呼籲的恢復和回到「六方會談」的聲音並非毫無意義。在三組雙邊關係和三國體制及四國體制之上，中國做東的新「六方會談」機制，及其升級擴大，對於朝核問題的終極談判解決，乃至半島和平與繁榮，乃至未來的統一，仍具有相當大的現實政治意義。上一次，上世紀90年代的朝核協議中，主要因為地緣和財政的原因，日本加入到談判體制中來，因而透過參與解決重大國際政治和地區熱點問題，實現了日本戰後突破性的外交地位提升。未來日本和其他感興趣的國家，仍有同樣的更廣泛參與的必要性。
值得注意的一點負面前瞻是，如此複雜化的雙邊和多邊複合談判體制，疊床架屋，其運行必定耗費時日，同樣會面臨舊「六方會談」一樣的內耗，這都會給北韓利用談判，拖延協議，乃至爭取時間和實行新的技術發展贏得時間。這也是以新一輪峰會為動力的外交浪潮，可能最後失去動能的原因。考慮到南韓國內的政治潮流搖擺，乃至特朗普富於單邊主義和冒險主義色彩的執政風格，以及核籌碼對於北韓的終極軍事和經濟訛詐的工具性質，複雜的雙邊及多邊談判機制將面臨的未來風險不會很小，談判之路雖風光炫人，但也處處不無失敗的陰影。此點回顧以往即可知曉。
要言之，系列峰會及相關談判固然立即避免了半島核戰爭這不可承受的風險，但人們不應忘記，半島戰爭與和平的關鍵，說到底還是在北韓擁核與核導科技這一癥結之上，而這一問題的解決，決不是外界的「安全保證」可以確保。如此，中國要追求在朝核未來談判中發揮作用，又要避免像以前一樣因冀望過高而誤投資源，則必須嚴格掌握和操作雙邊和多邊不同場合的自身立場，靈活利用自身並非首當其衝的有利地位，隨時調整有關關係，特別是與美國的戰略協作關係，從而為未來維護自身利益奠定國際體制基礎。
（趙楚，中國軍事戰略問題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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