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张君玫：生命政治的颜色——在美国“为生命游行”之后

“桑迪．胡克世代”的呐喊

2月14日西洋情人节当天，美国佛罗里达州帕克兰的玛乔丽．斯通曼．道格拉斯中学（下称MSD高中）发生校园枪击事件，一个该校辍学的19岁青年拿了AR-15半自动步枪在校园内射击，造成了17人死亡，其中15人是学生。此事只是美国众多枪击事件中的一件，但MSD高中生幸存者在事件之后很快集结起来，接受媒体的访问，举办纪念活动，发起#NeverAgain活动，并决定举办游行。38天之后的3月24日，全美各大城市的青年和民众响应“为我们的生命游行”（March for our lives），估计人数最多有八十万甚或百万，据说是反越战之后最大规模的青年运动。

一时之间，美国的枪枝管制僵局似乎展露生机，也让很多美国的中老年世代对年轻人刮目相看，包括前总统奥巴马（欧巴马）夫妻也公开赞扬并表示支持MSD的行动者。毕竟，奥巴马曾表示，他任内最失望的时刻正是在桑迪．胡克小学枪击事件（Sandy Hook shooting）之后，他所推动的枪枝管制法案遭到国会全面封杀。

桑迪．胡克小学的悲剧发生在2012年12月14日，就在圣诞节前不久，26人死亡，其中20个是六、七岁的一年级小学生。天真无辜的生命消失，震撼了全美和世界，让很多人以为美国的枪枝文化终于要有所改变了。很不幸，改变并未发生。从当时到现在，五年多的时间，被称为“桑迪．胡克世代”（Sandy Hook generation）的孩子们已经成为中学生，他们在学会阅读的同时或之前，也在学习怎么躲子弹；学校的枪枝攻击演习或许比消防演习更加频繁。这正是MSD行动者共同的世代经验。事实上，在枪击事件发生前几天，他们才刚好有过演习。当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很多人以为又是演习。

有时候，现实比虚构更离奇。美国人爱枪更胜过小孩的文化形象似乎已经深入人心，包括孩子们的心灵。“我们在为我们的生命求饶”（We are begging for our lives!），这是MSD高中生说的话，也是“桑迪．胡克世代”最简单而朴素的诉求。“为我们的生命游行”号召了那么多人上街，甚至包括伦敦、巴黎、悉尼等世界各大城市的声援，但是，这次是否真的可以促成行动者一直呼吁的，“符合常识的枪枝管制法案”（common sense gun laws）呢？

很难说。美国社会确实已经累积太多的不满，尤其是在枪击事件恐吓中长大的新世代。然而，拥有枪枝的“神圣权利”说依然深植人心。比如，这次活动的主要行动者几乎一致强调，绝对尊重1791年美国通过的《宪法第二修正案》。事实上，在支持枪枝管制的声浪中，无论是这次崭露头角的新世代行动者，或当年在媒体前为小学生罹难者落泪的前总统奥巴马，都一再强调他们并没有要“拿走大家的枪”，更没有要侵犯“第二修正案所确保的权利”。

很吊诡的是，拥枪的权利和美国是“白人国家”（white nation）的信念是携手并进的。甚至，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上帝赐予白人的，更精确来说，白男人。拥枪权在早年的公民权架构中，彻底排除了女人、黑奴和原住民族。第二修正案的神圣化，不仅是对于宪法本身的去历史化，也从根本上延续了美国白人迁占者殖民主义的独特宗教属性──结合基督宗教人类中心主义的白人民族主义。在这样的思维中，只有白人是真正受到上帝眷顾的“人”，而其他人只是“次人”。比如，美国白人妇女参政权运动的早期发展乃是紧紧扣连到白人民族主义的。

只要主张枪枝管制的声浪依然顺应拥枪权神圣不可侵犯的逻辑，其实几乎可以预料，很难发生更根本的改变。关于枪枝管制成功阻止大规模枪击事件的例子，最常被引述的是另一个迁占者殖民主义国家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也经历过枪击屠杀频仍的阶段，但在1996年造成35人死亡的阿瑟港屠杀事件（Port Arthur Massacre）之后，当时的主政者宣布全面禁止攻击步枪，并动用国库的钱来收购并销毁民间的枪枝。

然而，澳大利亚模式在美国几乎是不可行的。因为，澳大利亚的宪法并没有类似美国第二修正案的内容，而且当时大多数人支持管制枪枝。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构因素，是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的庞大政治势力。NRA的强大是很难想像的。就在澳大利亚人实施严格枪枝管制的同时，在NRA游说团的压力下，1996年的美国国会通过了《迪奇修正案》（Dickey Amendment），规定联邦的研究基金不可以赞助“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CDC）进行任何可能被用来“倡议枪枝管制”的研究。换言之，这等于变相禁止研究枪枝和大众健康之间的关系。每次大规模枪击屠杀事件之后，这个法案就会再度被反省，连当年促成法案的国会议员Jay Dickey都在2012年表示后悔，“但愿我当年没有那么反动”。

种种攻击都只是让他们变强大

这次“为我们的生命游行”至少在媒体上是成功的。这项成功却也带着苦涩的味道。这种苦涩表现在两方面，族群结构和个人层面。MSD高中位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地区，这些高中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都相对优渥。此外，他们大部分是白人。而在备受媒体关注的主流白人行动者当中，也受到了来自媒体的两极化对待，一方面是高度的赞颂，另一方面则是无情的诋毁。

比如，从一开始就很高调显眼的17岁MSD高中生David Hogg，始终是保守派大人的箭靶。David Hogg是校园报纸的记者，在事件发生时就和同学以手机记录，并在事件之后，跑回家拿相机，再骑脚踏车回来校园进行访问。他在第一时间接受了媒体访问，并且当场对政客提出行动的诉求，直言“你们这些大人，拜托做点事情吧！”他的高调发言立刻引发了两极反应，有人赞扬年轻人的口齿清晰头脑明白，但也有人立刻搬出阴谋论，说他根本不是MSD高中的学生，而是想要侵犯大家拥枪权的极左集团派来的“危机演员”（crisis actor）。这类的阴谋论由来已久，就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中失去孩子的家长，也曾经因为诉求枪枝管制而遭受类似批评。近日，一向支持拥枪权的歌手Ted Nugent甚至痛骂这些年轻的行动者“没有灵魂”。另外，很多保守派的大人不相信这些孩子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一口咬定他们就是受到大人的操弄。这种看似世代的冲突，其实反映的更是原来的政治光谱，以及对于枪枝地位的道德认定。

对于种种泼冷水和近乎霸凌的攻击，行动者的回应展现了高中生本来就有的样子：反抗权威、出言不逊，平时看似“摆烂”，但遇到真正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此外，他们也有着高中生独特的幽默感。比如，面对各种攻击，他们会觉得：你攻击啊，反正你越攻击，我的追踪者越多；你越攻击，就表示你越恐惧，也就表示我们的行动越是有所成果。无可讳言，他们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文化资本：优秀的口语表达能力，以及有条有理的论述，都令人印象深刻。

另外一位曝光率极高的行动者是古巴裔的18岁少女Emma González。她的“我们说狗屁！”（We call BS）演说，引起许多共鸣。Emma是公开出柜的双性恋者，有着独特的平头造型，据说她理平头纯粹出于实用因素。为了说服父母亲让她把头发剃光，还做了投影片，整理了这样做的优点，最后成功说服父母。但她的族裔背景和造型，包括她在游行当天所穿的军绿色外套绣有古巴小国旗，都成为保守派攻击的点，比如“共产主义者”和“光头蕾丝边”等。然而，正如这些高中生行动者所强调的，种种攻击都只是让他们变得更强大。很多人都指出，包括David Hogg的14岁妹妹Lauren Hogg所言，这时候，很多大人就像小孩一样，小孩反而表现得比较成熟。

交织意识世代的反省：面对自己的特权

在佛罗里达的高中生行动者受到媒体高度关注的同时，一直在抗议枪枝暴力和警察暴力的“黑人的生命重要”（#BlackLivesMatter, 简称BLM）的黑人青年们不免感到深深受伤。“黑人的生命重要”运动创立于2013年，是为了回应黑人长期以来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所受到的系统性压迫，尤其是美国警察对黑人青年的暴力与滥杀。BLM是一个以地方社区为核心的行动网络，致力于对种族暴力结构的抗议和觉醒，并强调“疗愈的正义”（healing justice）。换言之，BLM运动强调黑人的自由和解放，以及族群的正义，必须透过正视历史的创伤，以及仍在持续进行的结构暴力，才能加以转化。因为，“疗愈正义和转型正义提醒我们，冲突可以是具有生机的，并且可以借此去关怀彼此，更了解我们的需要和界线。”

长期以来，美国主流社会和媒体对于BLM并不友善，“所有生命重要”（#AllLIvesMatter）的反制代表了主流白人社会的态度。在2015年，知名的当代女性主义学者Judith Butler公开表示支持BLM的运动和口号。她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指出在现存的社会结构和种族暴力中，“黑人生命重要”是必要的“发话模式”（mode of address），而“所有生命重要”误解了真实的问题所在。当然，所有的生命都重要，但在目前的社会文化中，并不是所有的生命都被理解为是重要的，这是需要被正视的事实。

在美国的枪枝文化改革运动中，BLM的黑人青年是反对枪枝暴力的先进，却长期遭受漠视。甚至被某些人丑化为“恐怖组织”。可喜的是，在黑人青年表达不满之后，MSD高中生行动者作出了正面回应。他们直接对媒体喊话，批判媒体不应该继续忽略少数族裔的青年行动者，以及较低收入的黑人社群所面对的暴力。此外，他们也互相拜访，强调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团结。

在造访位于华盛顿特区马丁路德金大道的瑟古德．马歇尔学院（Thurgood Marshall Academy）之后，MSD高中生Alfonso Calderón在推特发文表示，可以在这里说话，是他“莫大的荣耀”，因为相较之下，这里不像他们的城市一样在各方面条件优渥而拥有特权，这里的人长期深受难以想像的枪枝暴力。尽管，他仍然强调这是为“每个人”（EVERYBODY）的游行。“为了所有人”的发话模式并非绝对不可行，但唯有在先承认并面对结构的不平等，并正视特定而具体的生命处境与意义，普遍主义的价值宣称才有意义。然而，在这次大游行过后，一群MSD高中的黑人行动者召开了记者会，再度表达他们对遭受忽略的不满。

无论如何，3月24日的“为我们的生命游行”确实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族群包容性。年仅11岁的Naomi Wadler代表黑人年轻女性发声，强调黑人深受枪枝暴力的现象不应该仅仅被视为统计数字。民权运动者马丁路德金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马丁路德金恩）的孙女Yolanda Renee King，一个腼腆的9岁黑人小女孩，让佛罗里达高中生行动者Jacyln Corin 牵着她的手，发表了“我也有一个梦”的简短演说。她说，祖父的梦是他的孩子们不再因为肤色被歧视，而她的梦是不再有枪枝暴力。

她的年纪很小，很可爱，代表了纯真的世代。在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发生时，她才4岁，或许不会记得这宗重大的社会事件，但和所有的美国小孩一样，在她的成长过程中，肯定都参加过枪击事件的逃生演习。她没有见过祖父，但她在民权运动奋斗不懈的传说中长大，然后成为“为我们生命游行”的演说者之一。在演讲的时候，她一直牵着高中生姊姊的手。白人少女满脸笑容地看着她，就像看着自己的妹妹。游行后，Jacyln Corin在推特发文，说她以Yolanda为荣。白人少女牵着黑人小女孩的场景是动人的，女性主义的姐妹情谊如果有意义，就必须跨越种族、阶级和其他的藩篱。“为我们的生命游行”如果有意义，就必须认知到生命的颜色政治依然是美国社会，甚至在全球各地的脉络中，重要的动态。

不管可以走多远，无论当下是不是做得够好，或是仍有许多必须努力的，这些青年对于自身特权的觉察和反省，以及由此发出的行动都是值得肯定的。

“所有生命”符号的空洞与陷阱

马丁路德金博士在50年前遭暗杀而死。事实上，1960年代两位最具代表性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和麦尔坎．X（Malcome X）都是枪枝暴力的受害者。在抗争的策略上，他们两位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麦尔坎．X甚至曾经直言批评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抗争在现存的暴力结构中简直是有罪的（criminial），因为黑人生命持续受到结构压迫和枪枝暴力的伤害，主人是暴力的，奴隶却要和平抗暴？

在抗争的策略上，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亦即“这是关于所有生命”或“这是每个人的问题”的呼吁，仍是重要的。就如同非暴力的抗争，宣称为所有生命奋斗（虽然通常仅限于人类生命），是看似高尚而且容易得到认同的。但同时，在所有形式的暴力中，结构的暴力，尤其是其中对于各种生命、各种人类、各种文化或类别的差别待遇，包括对于特定人群的压迫与剥削，往往依然顽强而可怕。上述提及的，黑人行动者长期遭受主流媒体社会的漠视，都是结构暴力当中的一环。而物质的暴力，包括枪枝，同样是一个严肃的议题。关于暴力的使用，其实是所有革命的核心议题。

在人类的生命政治中，透过群体分界去操作的压迫乃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致力于改造压迫的结构，朝向更平等、自由的状况迈进，是过去数百年来的人权运动最核心的目标，无论是关于阶级、性别、种族或其他向度的抗争。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张力都一直存在。

正如批判理论学家Theodor W. Adorno和Max Horkheimer在上个世纪中所言，在当代高度商品化的文化工业中，尤其是大量生产却强调个性的商品，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张力被消解，得到了一种虚假的统一。但这并不仅是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形式主义民主政治的批判。因为，这种表现在商品世界的虚假统一，真实反映了当代政治中无所不在的形式化平等主义。换言之，形式的平等替代了实质的平等，以及更彻底的社会改造。因为，平等的意识形态往往掩盖了真实结构运作。每个人当然都应该一样平等、自由、有尊严。然而，“应该”并不表示实际完成。实际上，普遍人权尚未完成，而且正持续受到各种反动力量的阻挡。历史的进步并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没有保障的。

“所有生命重要”的宣称注定是空洞的，除了因为现有结构的暴力和真实的压迫存在，更重要的是，所有的生命皆以不同的形式和样貌存在着，并在差异的历史、文化、物质条件中挣扎、存活或凋亡。同样的动态也发生在女性主义的抗争中，当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强调男生女生都一样时，其他女性主义者发现这样的论述可能反而造成大家忽略了女性身心系统的需求，甚至在相关的科学研究上也受到影响。（注一）

确实，我们活在一个拥抱差异的时代，年轻世代对于各种压迫向度之间的交织已经有更深的认识。但在商品化和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中，差异很容易被空洞化成个体特质，而被轻易消解成对结构没有冲击的普遍化姿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慎防“后种族”、“后性别”、“后阶级”等自我赞颂的标签。人类社会离真正或实质的平等、自由和博爱还很遥远，对于结构压迫和历史创伤的承认和处理乃是所有进步政治的前提。

（张君玫，台湾东吴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注一：Londa Schiebinger著，柯昀青译(2016)，《女性主义改变 科学了吗？》 (Has Feminism Changed Science)。台北：国家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