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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君玫:白人至上主義切開的女權運動

事實上,很多主張婦女參政權的女性同時也是三K黨人,並且在論述上結合了白人優越論和婦女參政救國論。


2017年9月18日,示威者在紐約中央車站示威抗議總統特朗普的美國白人至上主義。 攝:Jewwl Samad/AFP/Getty Images
2017年9月18日,示威者在紐約中央車站示威抗議總統特朗普的美國白人至上主義。 攝:Jewwl Samad/AFP/Getty Images

前一陣子,美國白人至上主義的相關新聞再度浮上枱面。但實際上,白人優越論從未遠離,而且早已深入到當代全球文化的核心,因各地獨特的歷史而有不同的展現。

許多學者指出,白人優越論是美國作為一個遷佔者國家的立國基礎。不少白人主張,「美國是一個白人國家/民族」(America is a white nation),因為這是他們的祖先遠道從英國而來,辛苦打拼建立的家園。現在被我們稱為「三K黨」的組織,乃是在長達四年的南北戰爭結束後的1866年建立的。他們以看似體制外但被體制默許的方式,延續白人對黑人的種族控制,對黑人進行集體的監控與凌遲。他們自稱「騎士」,在夜晚集體出獵,在白天執行私刑,貫徹他們心中的種族正義。1915年好萊塢廣受白人影迷迴響但也引發種族歧視爭議的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又名The Clansman),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嚴格說起來,三K黨並不是一小群白人激進分子,而是美國社會的白人優越感的外顯症狀,持續存在於美國白人的集體意識當中,並在社會危機的時刻格外顯現。1876年的種族隔離法案(Jim Crow laws),確立了將近一世紀對於黑人的民權剝奪,一直到1965投票權法案通過之後,美國黑人權利才有實質的改變。但這種改變是緩慢的,並隨着法律正式制度上的平權,持續不定時地引發其他形式的種族歧視反撲。

這一切和女性主義有什麼關係呢?這只是種族的顏色界線,不是嗎?重點是,這一條種族的顏色界線橫切過所有的人群分類,不僅是平面的交織,且深刻的影響了其他分類的運作。

婦女參政運動中的顏色界線

在1913年3月的婦女投票權華盛頓大遊行中,有超過五千人參加,其中包括了知名的黑人女性民權運動者艾達.威爾斯(Ida B. Wells, 1862-1931)。然而在遊行一開始時,就有人要求威爾斯和其他黑女人隊伍走到最後面,免得有南方代表不高興。威爾斯拒絕,依然加入她出生地的伊利諾州隊伍。從歷史照片中可見,她身邊有兩名白女人同行在支持她。當時的大遊行本身引發了很多反對聲音,不乏好事之徒在旁邊恥笑甚或直接攻擊遊行者。在那種艱困的運動環境中,有人要求威爾斯到遊行隊伍最後面,或許有點像台灣社運圈中常聽見的所謂「相忍為運動」。但這同時也表示,婦女參政運動中確實存在着種族的顏色界線,儘管也有不少跨越種族藩籬的運動同志。

威爾斯除了是一個民權運動者,也是一名記者,致力於揭發種族歧視暴行,尤其是日益猖獗的私刑處決黑人。她曾經跨海到英國講演,請求更多國際的支持,杜絕濫殺黑人。然而,在美國境內,威爾斯的工作也受到來自許多方面的阻礙,來源甚至包括一些社會進步人士。例如,當她在1893年到英國倡議時,美國《華盛頓郵報》就刻意強調威爾斯「一派忽略很多白男人也慘遭私刑的事實,全心致力於杜絕對黑人的私刑。」

此外,美國「婦女基督徒節制會」(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的弗朗西絲.威拉德(Frances E. Willard, 1839-1898)主張,私刑的根源並不是種族歧視,而是飲酒亂行的道德敗壞,尤其是黑男人侵擾白女人的惡行。因此,禁酒和宵禁可以保護白女人不受酒後失控的黑人暴民侵犯。她倡議,唯有讓女人參政才能導正社會風氣。威拉德醜化黑人並默許私刑的說法引發威爾斯的強烈不滿,因而跟她展開公開辯論(1890-1894)。但讓威爾斯最生氣的,恐怕並不是種族歧視的言論本身,因為那儘管令人氣憤,在當時卻並不足為奇。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應該是一向以社會進步者自居,並被黑人社群視為友人的威拉德會說出這種話。威拉德是一個有社會影響力的改革者與教育者,卻為了倡議白女人參政,而跟着白人優越論者散播黑男人「會強暴白女人」的迷思。威爾斯調查了不少私刑個案,發現黑人強暴說往往並非真實,而是合理化私刑的羅織罪名。(註一)

1928年,華盛頓特區賓夕法尼亞大街三K黨遊行中,有不少白人女性參與。

1928年,華盛頓特區賓夕法尼亞大街三K黨遊行中,有不少白人女性參與。攝:PhotoQuest/Getty Images

白人優越論和婦女參政救國論的結合

在爭取進入公共領域參政的政治運動中,不僅存在着性別的分界線,也有種族的界線戰爭。這已經不是「相忍為運動」可以解釋,而是暴露出赤裸裸的權力鬥爭,以及意識形態的拉扯。事實上,很多主張婦女參政權的女性同時也是三K黨人,並且在論述上結合了白人優越論和婦女參政救國論。比如黛西.道格拉斯.巴爾(Daisy Douglas Barr, 1875-1938)嫁給了一個三K黨人,但這並不表示她對白人優越論的支持是被動的。巴爾是一個魁克教徒,一個婦女參政權運動者,也是一個保守主義的家庭價值守護者。她和丈夫湯瑪斯.巴爾(Thomas Barr)是三K黨在1920年代初復興的招募大功臣,並且成為當時女三K黨(WKKK)的領袖,直到他們在1924被控侵佔龐大的會員入會費。

艾爾瑪.布瑞德威爾.懷特(Alma Bridwell White, 1862-1946)是另一個主張白人優越的婦女參政運動者。身為重要的衛理公會宗教領袖的她有很多著作,也更清楚勾勒了白人民族主義的宗教圖像。她主張,三K黨人乃是「上帝親自種下的一棵樹」,在歷史關鍵的時刻到來,拯救頹危的建國先烈的理念。她主張限制移民,確保美國是白人國家。她不認為這是一種歧視或壓迫,因為劃下種族界線的,並不是凡人,而是上帝。以上帝為名,我們是不應該混亂這些界線的。根據這樣的推論,三K黨捍衛種族界線的努力不僅值得肯定,更是貫徹上帝的旨意。

然而,懷特確實是某種版本的女性主義者,她主張女人應該和她們的丈夫平起平坐,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共同對國家有所貢獻。這是因為,不管她在家中或在教會中所受到的各種壓迫,都是源於其女性的身份。但她非凡的才能和意志力,使她終究打破常規,成為基督宗教中第一位女性主教。她曾在講道中說:「在婦女擁有投票權之前,這不會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她不僅倡議形式上的平權,也反對歧視離婚的婦女,並為多數無法得到子女監護權的離婚婦女叫屈。

弔詭的是,懷特對三K黨人的讚譽,也包括了「保護白女人」不受黑人及其他少數族裔男人的侵害;而且三K黨也支持婦女參政權修正法案。對於黑男人遠遠早於白女人(在形式上)獲得投票權,懷特認為這根本是「羞辱」。令很多後世學者略感遺憾但並不意外的是,痛恨性別壓迫的懷特並不認為奴隸制有什麼不好或錯誤。她認為種族隔離和白人優越都是上帝的神聖旨意,妄圖混淆種族界線者本來就應該接受懲罰。

事實上,在1920年代左右的美國,三K黨並不像現在這樣人人喊打,而享有許多政治與宗教上的資源,以及廣大的白人社會支持。倡議女權的懷特認為三K黨是白女人最好的盟友。這樣的想法在當時的白女人當中或許並不那麼異常。因為,三K黨所標榜的價值是愛家顧家、保護女人與白人文化傳統的保守主義,透過呼應婦女參政權運動,主張讓(白)女人也一起進入公共的政治領域,來淨化被低劣、外來及敗德種族所污染的時局,從而進一步得到廣大的支持。在那之後,三K黨雖然逐漸沒落,但從未消失,而是成為制度力量的一部分。

顏色線依然主宰21世紀

我們必須知道的是,早在建國前,奴隸制已經在美國社會根深蒂固超過一世紀。在漫長的奴隸貿易和殖民地經濟中,為了控制奴隸使其不敢反抗,奴隸主不斷訂出了各種「奴隸法規」(slave codes)。這些都成為美利堅合眾國體質的一部分。奴隸法規盛行於當時許多歐洲殖民地,制定法規者本身就是奴隸主。各個殖民地的奴隸法規都略來不同,但大多包括奴隸乃是財產的法律地位,不准教奴隸讀寫的能力,不承認奴隸之間的婚姻與家庭關係(必要時可以分開販賣)。比如,維吉尼亞州1705年大會決議的奴隸法規中寫道:所有被帶到美國的僕人,在他們原生國家並不是基督徒,應該被視為奴隸。在轄區中的所有黑人、混血和印第安奴隸都應該被當成不動產。如果有奴隸反抗他的主人,必須加以糾正,在糾正過程中若殺死奴隸,奴隸主不應該承受任何的懲罰。

在這個脈絡下,我們才能真正了解黑人社會學家杜波依斯(W.E.B. Du Bois)所言,「20世紀的問題是顏色界線的問題。」(The problem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s the problem of the color-line.)這裏所說的當然主要是膚色,但種族的顏色顯然並不僅僅表現在我們的皮膚,更表現在我們的價值、理念與行動中。種族的顏色界線並不是像懷特所言,上帝所劃下的,而是人類用強權和他者的鮮血不斷刻畫與強化。

耐人尋味的是,在黑人民權運動者威爾斯的傳記中,她抱怨杜波依斯刻意忽略她的貢獻,並在「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的創辦人名單中排除她。沒有人可以確定杜波依斯是不是故意的。一向對女性公開抱持平權態度,甚至被某些學者讚譽為女性主義者的杜波依斯,莫非也會是潛在的性別歧視者?無論如何,在種族政治中,性別的界線顯然也以各種方式發揮着關鍵的作用力。

白人至上主義的問題其實是很全面的,不僅是白人對黑人的歧視與壓迫,甚至也不僅是種族歧視的體制影響不同膚色和族群,女性主義論述及實踐中的顏色線也一直是存在,或隱或顯,或強或弱,但幾乎不曾消失。關於界線的交織、跨越、拉扯和纏繞,還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拆解。各種不同意義的顏色線依然主宰21世紀。

(張君玫,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Carmen Dexl, “‘A Lynching in Blackface’-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and Fantasies of Black Male Violence in John E. Wideman’s The Lynchers.” COPAS 1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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