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參政運動中的顏色界線

在1913年3月的婦女投票權華盛頓大遊行中，有超過五千人參加，其中包括了知名的黑人女性民權運動者艾達．威爾斯（Ida B. Wells, 1862-1931）。然而在遊行一開始時，就有人要求威爾斯和其他黑女人隊伍走到最後面，免得有南方代表不高興。威爾斯拒絕，依然加入她出生地的伊利諾州隊伍。從歷史照片中可見，她身邊有兩名白女人同行在支持她。當時的大遊行本身引發了很多反對聲音，不乏好事之徒在旁邊恥笑甚或直接攻擊遊行者。在那種艱困的運動環境中，有人要求威爾斯到遊行隊伍最後面，或許有點像台灣社運圈中常聽見的所謂「相忍為運動」。但這同時也表示，婦女參政運動中確實存在着種族的顏色界線，儘管也有不少跨越種族藩籬的運動同志。

威爾斯除了是一個民權運動者，也是一名記者，致力於揭發種族歧視暴行，尤其是日益猖獗的私刑處決黑人。她曾經跨海到英國講演，請求更多國際的支持，杜絕濫殺黑人。然而，在美國境內，威爾斯的工作也受到來自許多方面的阻礙，來源甚至包括一些社會進步人士。例如，當她在1893年到英國倡議時，美國《華盛頓郵報》就刻意強調威爾斯「一派忽略很多白男人也慘遭私刑的事實，全心致力於杜絕對黑人的私刑。」

此外，美國「婦女基督徒節制會」（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的弗朗西絲．威拉德（Frances E. Willard, 1839-1898）主張，私刑的根源並不是種族歧視，而是飲酒亂行的道德敗壞，尤其是黑男人侵擾白女人的惡行。因此，禁酒和宵禁可以保護白女人不受酒後失控的黑人暴民侵犯。她倡議，唯有讓女人參政才能導正社會風氣。威拉德醜化黑人並默許私刑的說法引發威爾斯的強烈不滿，因而跟她展開公開辯論（1890-1894）。但讓威爾斯最生氣的，恐怕並不是種族歧視的言論本身，因為那儘管令人氣憤，在當時卻並不足為奇。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應該是一向以社會進步者自居，並被黑人社群視為友人的威拉德會說出這種話。威拉德是一個有社會影響力的改革者與教育者，卻為了倡議白女人參政，而跟着白人優越論者散播黑男人「會強暴白女人」的迷思。威爾斯調查了不少私刑個案，發現黑人強暴說往往並非真實，而是合理化私刑的羅織罪名。（註一）

白人優越論和婦女參政救國論的結合

在爭取進入公共領域參政的政治運動中，不僅存在着性別的分界線，也有種族的界線戰爭。這已經不是「相忍為運動」可以解釋，而是暴露出赤裸裸的權力鬥爭，以及意識形態的拉扯。事實上，很多主張婦女參政權的女性同時也是三K黨人，並且在論述上結合了白人優越論和婦女參政救國論。比如黛西．道格拉斯．巴爾（Daisy Douglas Barr, 1875-1938）嫁給了一個三K黨人，但這並不表示她對白人優越論的支持是被動的。巴爾是一個魁克教徒，一個婦女參政權運動者，也是一個保守主義的家庭價值守護者。她和丈夫湯瑪斯．巴爾（Thomas Barr）是三K黨在1920年代初復興的招募大功臣，並且成為當時女三K黨（WKKK）的領袖，直到他們在1924被控侵佔龐大的會員入會費。

艾爾瑪．布瑞德威爾．懷特（Alma Bridwell White, 1862-1946）是另一個主張白人優越的婦女參政運動者。身為重要的衛理公會宗教領袖的她有很多著作，也更清楚勾勒了白人民族主義的宗教圖像。她主張，三K黨人乃是「上帝親自種下的一棵樹」，在歷史關鍵的時刻到來，拯救頹危的建國先烈的理念。她主張限制移民，確保美國是白人國家。她不認為這是一種歧視或壓迫，因為劃下種族界線的，並不是凡人，而是上帝。以上帝為名，我們是不應該混亂這些界線的。根據這樣的推論，三K黨捍衛種族界線的努力不僅值得肯定，更是貫徹上帝的旨意。

然而，懷特確實是某種版本的女性主義者，她主張女人應該和她們的丈夫平起平坐，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共同對國家有所貢獻。這是因為，不管她在家中或在教會中所受到的各種壓迫，都是源於其女性的身份。但她非凡的才能和意志力，使她終究打破常規，成為基督宗教中第一位女性主教。她曾在講道中說：「在婦女擁有投票權之前，這不會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她不僅倡議形式上的平權，也反對歧視離婚的婦女，並為多數無法得到子女監護權的離婚婦女叫屈。

弔詭的是，懷特對三K黨人的讚譽，也包括了「保護白女人」不受黑人及其他少數族裔男人的侵害；而且三K黨也支持婦女參政權修正法案。對於黑男人遠遠早於白女人（在形式上）獲得投票權，懷特認為這根本是「羞辱」。令很多後世學者略感遺憾但並不意外的是，痛恨性別壓迫的懷特並不認為奴隸制有什麼不好或錯誤。她認為種族隔離和白人優越都是上帝的神聖旨意，妄圖混淆種族界線者本來就應該接受懲罰。

事實上，在1920年代左右的美國，三K黨並不像現在這樣人人喊打，而享有許多政治與宗教上的資源，以及廣大的白人社會支持。倡議女權的懷特認為三K黨是白女人最好的盟友。這樣的想法在當時的白女人當中或許並不那麼異常。因為，三K黨所標榜的價值是愛家顧家、保護女人與白人文化傳統的保守主義，透過呼應婦女參政權運動，主張讓（白）女人也一起進入公共的政治領域，來淨化被低劣、外來及敗德種族所污染的時局，從而進一步得到廣大的支持。在那之後，三K黨雖然逐漸沒落，但從未消失，而是成為制度力量的一部分。

顏色線依然主宰21世紀

我們必須知道的是，早在建國前，奴隸制已經在美國社會根深蒂固超過一世紀。在漫長的奴隸貿易和殖民地經濟中，為了控制奴隸使其不敢反抗，奴隸主不斷訂出了各種「奴隸法規」（slave codes）。這些都成為美利堅合眾國體質的一部分。奴隸法規盛行於當時許多歐洲殖民地，制定法規者本身就是奴隸主。各個殖民地的奴隸法規都略來不同，但大多包括奴隸乃是財產的法律地位，不准教奴隸讀寫的能力，不承認奴隸之間的婚姻與家庭關係（必要時可以分開販賣）。比如，維吉尼亞州1705年大會決議的奴隸法規中寫道：所有被帶到美國的僕人，在他們原生國家並不是基督徒，應該被視為奴隸。在轄區中的所有黑人、混血和印第安奴隸都應該被當成不動產。如果有奴隸反抗他的主人，必須加以糾正，在糾正過程中若殺死奴隸，奴隸主不應該承受任何的懲罰。

在這個脈絡下，我們才能真正了解黑人社會學家杜波依斯（W.E.B. Du Bois）所言，「20世紀的問題是顏色界線的問題。」（The problem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s the problem of the color-line.）這裏所說的當然主要是膚色，但種族的顏色顯然並不僅僅表現在我們的皮膚，更表現在我們的價值、理念與行動中。種族的顏色界線並不是像懷特所言，上帝所劃下的，而是人類用強權和他者的鮮血不斷刻畫與強化。

耐人尋味的是，在黑人民權運動者威爾斯的傳記中，她抱怨杜波依斯刻意忽略她的貢獻，並在「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的創辦人名單中排除她。沒有人可以確定杜波依斯是不是故意的。一向對女性公開抱持平權態度，甚至被某些學者讚譽為女性主義者的杜波依斯，莫非也會是潛在的性別歧視者？無論如何，在種族政治中，性別的界線顯然也以各種方式發揮着關鍵的作用力。

白人至上主義的問題其實是很全面的，不僅是白人對黑人的歧視與壓迫，甚至也不僅是種族歧視的體制影響不同膚色和族群，女性主義論述及實踐中的顏色線也一直是存在，或隱或顯，或強或弱，但幾乎不曾消失。關於界線的交織、跨越、拉扯和纏繞，還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拆解。各種不同意義的顏色線依然主宰21世紀。

（張君玫，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Carmen Dexl, “‘A Lynching in Blackface’-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and Fantasies of Black Male Violence in John E. Wideman’s The Lynchers.” COPAS 11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