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徐子轩：中国推行“基本收入”，可能吗？应该吗？

根据美国全民基本收入（UBI）专家表示，2018年会是UBI成为政治主流的开始。支持者声称，它可以大幅度地推动经济、消除贫困，给人们更多的休闲时间，追求其他人生目的。批评者则反驳，这可能会让人懒惰、鼓励他们失业，且国家财政无力负担。由于双方观点只能透过经济模型或思辨交锋，因此往往莫衷一是。

谈到UBI的成本，美国有研究指出，以官方贫穷线每年发放成人12000美元、儿童6000美元，每年成本约为5400亿美元，大概占美国2009年GDP的2.95%、联邦总支出的15%。但也有不同的算法，差距可达3至4.5兆，如前财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即认为，若是每人每年发放2.5万美元，总成本达到5兆，远超政府年收入，故美国政府不可能有钱支付。

近几年来，世界各地都在进行UBI实验，像是美、德、芬兰、加拿大等国内地区，夏威夷州甚至通过首部UBI法案；瑞士曾经计划实施，但被人民否决。这也不是已开发国家的专利，有慈善机构在肯亚采取类似实验、印度与印尼都有相关讨论，均是为了观察人类对UBI会做出什么反应，做为未来政策参考。

不过，UBI仍是一个争议巨大的概念，但争议多在欧美，亚洲鲜少讨论。这可能是由于亚洲诸国仍有着以工作决定个人价值的传统观念，现阶段社会恐无法接受；财政是否能够负担也没有相关的精算，似乎落后国际趋势许多。不过，这不代表亚洲诸国不需要此议，而是需要条件式的UBI。

所谓条件式，是相对于全民基本收入的无条件。考虑到民情现实，以及未来规划，基本收入可作为产业自动化的补偿措施，且不影响其他社会福利，故可称为部分基本收入。由于越来越多产业采用AI与机器人替代人力，无论是服务业或是制造业，都无法避免这波工业革命带来的失业潮。2013年牛津大学的研究即指出，美国有47%的工作将在未来数十年实现自动化。

更为悲观的数字是，2017年麦肯锡顾问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有四至八亿的工作职位可以实现自动化。当然也有AI与机器人可以创造就业机会的可能，但比起失去的工作，显得不成比例。像是世界经济论坛报告认为，到2020年自动化在世界各地可以增加两百万个工作职位，却会令七百万人失业。当技术越纯熟，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中国全面发放UBI言之尚早

而在中国方面，可能被自动化取代的工作比例各家说法不一。世界银行研究预测，约有77%的劳工有失业危险，但麦肯锡报告则认为是16%到31%，取决于自动化范围与程度。两者会出现如此悬殊的结果，除了是研究方法的差别，是因为世银是研究到2020年的影响，麦肯锡则是到2030年。从这方面也可看出，麦肯锡对于未来较为乐观，这是奠基于自动化可能带来新工作所致。

然而，以中国政府的数据观之，浙江在2013到2015年使用机器换人，据称减少了近两百万劳工，其他制造业大省，像是广东、安徽、山东同样强力推进自动化。外界只看到中国不断上升的机器人密度和国产机器人的比例，还有样板式的劳工晋级故事，例如从普通工人成为技术员，却忽略更多被淘汰的劳工是否有公平待遇，以及如何维持日后生计。

此外，能在企业自动化大战中存活的资方，将比过去取得更多优势，相对的，也会牺牲更弱势的劳方，故而必须重新分配科技创造的财富，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不少商界精英与意见领袖看到了这种未来，如特斯拉CEO马斯克、脸书CEO扎克伯格（祖克柏）、太平洋投资管理的创办人格罗斯等，都主张UBI的必要性。

去年于中国北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邀集官方、民间与学界的专家，进行了两场关于基本收入的会议。UNDP代表强调，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是不放弃任何人，在此前提下，UBI或可做为处理贫穷与不平等的一种方式；UNDP报告里也特别强调自动化对中国劳工的影响，建议中国应该考虑将现行的福利政策，即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低保），需转换成足以应对未来挑战的UBI。

虽然中国政府没有明确支持UBI，但部分中国学者拥有官方背景，他们的意见可视为是投石问路。大多意见都认为，UBI若要立即与全面在中国施行不切实际，应该要以试点先行观察结果。另外有政府官员以个人身份表示，中国目前不具足够预算推动UBI，也有学者建议，由国企利润、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收入作为中国人民信托基金的本金，便可使社会享受分红。

不过，如果把全自动化当作基本收入的前提，那么会发现谈全面发放还言之过早。因为当下不少科技仍需人力辅助，许多工作也无法以AI取代，要讨论后工作（post-work）的前景尚属不切实际。不过，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类会在不知不觉间被除于日常工作外。等待或是无力再就业的劳方，便是条件式基本收入应该含括的对象。

换言之，若自动化带给一国外部效应（externality，指个体经济单位的行为对社会或其他个人单位造成影响，却没有负担相应的成本），那么政府就必须干涉，来处理应运而生的成本，也就是以条件式基本收入弥补劳工的损失，且此类基本收入不能排挤既有的社会救济或福利。但如果政府不能或不愿支出基本收入的财政预算，那么钱该从哪来?

一个合理的答案是，拥有自动化优势的资方。

向资方开征机器人税？

以中国为例，随着产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资方正大举投资自动化，尤其是劳工动辄以数十万，乃至于百万计的大厂。像是中国最大的台资企业富士康，曾宣布到2020年要实现30%的自动化，尽管替代人力的速度不如预期，2016年据称只有六万个职位被机器人取代，但其自动化的脚步不会停止，一方面是为了节省中国不断上升的薪资成本，一方面也是为了配合中国政府政策。

根据国际机器人协会2017年的资料显示，中国机器人的密度为全球第23，约为一万人配68台机器人。在亚洲，中国落后于韩国、日本、台湾等，这些都是中国制造的强劲对手，故中国政府决定全力推动机器人产业，企图到2020年将机器人密度提升到150台以上。这个数字可能过于低估，因为现在排名第10的台湾，密度已达177台，中国若想按规划进入前十，恐怕得达到200台。

然而中国政府的规划，将会使低成本劳工的处境更加艰难。像是雇用庞大人力的零售物流业，大企业正在尝试以无人仓库、无人机、自动驾驶等技术，取代传统的仓储工人和送货员。迄今京东的昆山无人分捡中心已达到全面自动化，西安的无人配送站也投入使用，其他如阿里、顺丰等企业都在跟进，不难推断相关领域的就业将更形困难。

当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人类劳工失去工作无可避免。失业率一旦上升，意味着税收也会减少，各种福利与基础建设也将受到影响，政府却需要更多的资金稳定社会，这就必须得从不平等之源着手，比如向资方开征机器人税。此税不是传统概念的税收，不会回馈到机器人身上，而是给予劳工保障。

之于中国，虽然也有基本收入的需要，但显然并无采用此税的可能。一来中国政府将机器人当作与美欧日等争雄的重点产业，以国家力量扶持都来不及，更遑论征税；二来中国政府对付下岗工人自有办法，无论是国家暴力机器镇压，或是宣布成立千亿人民币的安置基金，都比征税来得有效率；三来中国政府认为现行的低保已够应付失业，贫困率下降可资证明。

反观西方已有不少重量级人物表态支持机器人税，如微软创办人盖兹认为，自动化一次跨过了所有工作的替换门槛，征税有助于减慢这个趋势，税收可用来再培训因自动化失业劳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Robert Shiller）也从弥补不平等的角度支持机器人税，同样认为税收可以用来挹注在工资保险，协助失业者转换到其他工作。

另一方面，反对机器人税的声音亦不在少数。这部分多属在任的政界人士，如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认为，征机器人税是过度管制，有害商业与技术发展，且即使美国不用机器人，其他国家的对手也会采用；欧盟执委会主管单一数位市场的官员安西普与罗斯的观点大致相同，不久前欧洲议会更以投票否决机器人税的提议。

对AI前景，应乐观吗？

无论支持或反对此税，都有相同共识，那便是强调政府得投入预算，给予人民教育与训练，协助他们掌握AI时代的谋生能力。因为依靠低技能便可过上体面生活的时代已经不复返，人民也必须提升自身竞争力。所谓低技能包括单一而重复，或是易于编码的线性工作，举凡零售、客服、金融、保险、会计、营销等行业，都是高风险失业群体。

有趣的是，根据电通安吉斯（Dentsu Aegis）今年最新的民调，中国人民对于AI有着超越一些先进国家，如美、日等国的乐观。调查显示，有65%的人认为AI将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全球平均为29%，最低是德、英两国为18%；有71%认为数位科技能解决社会问题，也高于全球平均的42%，而科技大国日本只有22%。

中国人民之所以有这种超乎寻常的信心，不仅是反映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期待，也代表着国家宣传深植人心。事实是中国在AI上虽有着庞大的投资，但到目前仍处于技术末端，除了价格外并不具市场竞争力，只能透过兼并获取外国先进科技。至于AI在中国能创造多少新工作，也没有足够的研究证明，只能说调查结果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在可预见的未来，属于低风险、较为安全的工作大概有两类。一是拥有并可发挥人类特殊技能，主要指的是情商（EQ）与社商（SQ），也就是倚靠本能、直觉、人际交往等能力。这些工作暂时无法被机器化取代，像是律师、小学老师、心理咨商、社工等可接触他人内心并提供订制服务的行业。

另一则是依AI而生的职业，包括辅助、开发、监测AI运作，但这些工作亦可能会随着AI演化、逐渐消失。像是Google的AI系统AutoML透过自主学习，已可自己创建出新AI系统NASNet，该系统用于图像检测，亦可自己产出小型神经网络，表现并不逊于人类设计。

承上所述不难理解，某些所谓安全、可以再培训的技能，只是由于我们仍身处在自动化尚未成熟的过渡期。最终人类还是得面对绝大多数工作都可由AI与机器人处理的局面，最终人类还是得讨论如何面对大量失业而不至于引起社会动荡的方案。历史教训也告诉我们，防范未然并不是为了扼杀新生产业，而是为了纠正错误、追求公平。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有个跨国研究团队，针对机器人税设计了模型。他们把职业分为常规与非常规两个群体，前者容易被AI取代，后者则否。依现有环境进行模拟，发现未来机器人不会完全取代常规人力，因为其成本到达一个临界点后就难以再降，但常规人力的工资因自动化而被持续压缩，生活更形窘迫。

非常规人力多依靠AI提高产能而获取高所得。此时若开征机器人税，有助于减轻两个群体间的收入不平等，因为该税可降低他们使用AI的比例。然而这么一来，将会扭曲总体生产力，不利经济成长，反倒会让就业与工资雪上加霜。比较适宜的方式是机器人税与UBI并行，再随着自动化的成熟度降低机器人税，直到完全转换为UBI。

“不给鱼吃、只教钓鱼”已过时

总的来说，驱动现代发展的资本主义有一个假设，即经济成长与生产率提高会导致人们消费增加，也会带动工资上涨，积极影响社会经济福祉。但在全面自动化的情形下，人力的使用将受到抑制，剩余人力也未必能获得与从前一样、或是更多的薪资，当然不具足够的消费能力推动经济，变成恶性循环。

如此下去，将出现整体经济成长，但个人所得未成长的情况，现在许多先进国家已有这种不祥的趋势，上述资本主义的假设也将被推翻。说穿了，未来AI即将彻底改变人类工作与生活范式，不给鱼吃、只教钓鱼的思维已过时，政府既要教钓鱼，亦得保证教学以及等鱼上钩的期间，有足以维生的鱼吃才符合现实，机器人税或许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徐子轩，LUCIO策略顾问总监，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