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徐子軒：中國推行「基本收入」，可能嗎？應該嗎？

根據美國全民基本收入（UBI）專家表示，2018年會是UBI成為政治主流的開始。支持者聲稱，它可以大幅度地推動經濟、消除貧困，給人們更多的休閒時間，追求其他人生目的。批評者則反駁，這可能會讓人懶惰、鼓勵他們失業，且國家財政無力負擔。由於雙方觀點只能透過經濟模型或思辨交鋒，因此往往莫衷一是。

談到UBI的成本，美國有研究指出，以官方貧窮線每年發放成人12000美元、兒童6000美元，每年成本約為5400億美元，大概佔美國2009年GDP的2.95%、聯邦總支出的15%。但也有不同的算法，差距可達3至4.5兆，如前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即認為，若是每人每年發放2.5萬美元，總成本達到5兆，遠超政府年收入，故美國政府不可能有錢支付。

近幾年來，世界各地都在進行UBI實驗，像是美、德、芬蘭、加拿大等國內地區，夏威夷州甚至通過首部UBI法案；瑞士曾經計劃實施，但被人民否決。這也不是已開發國家的專利，有慈善機構在肯亞採取類似實驗、印度與印尼都有相關討論，均是為了觀察人類對UBI會做出什麼反應，做為未來政策參考。

不過，UBI仍是一個爭議巨大的概念，但爭議多在歐美，亞洲鮮少討論。這可能是由於亞洲諸國仍有着以工作決定個人價值的傳統觀念，現階段社會恐無法接受；財政是否能夠負擔也沒有相關的精算，似乎落後國際趨勢許多。不過，這不代表亞洲諸國不需要此議，而是需要條件式的UBI。

所謂條件式，是相對於全民基本收入的無條件。考慮到民情現實，以及未來規劃，基本收入可作為產業自動化的補償措施，且不影響其他社會福利，故可稱為部分基本收入。由於越來越多產業採用AI與機器人替代人力，無論是服務業或是製造業，都無法避免這波工業革命帶來的失業潮。2013年牛津大學的研究即指出，美國有47%的工作將在未來數十年實現自動化。

更為悲觀的數字是，2017年麥肯錫顧問的報告預測，到2030年全球有四至八億的工作職位可以實現自動化。當然也有AI與機器人可以創造就業機會的可能，但比起失去的工作，顯得不成比例。像是世界經濟論壇報告認為，到2020年自動化在世界各地可以增加兩百萬個工作職位，卻會令七百萬人失業。當技術越純熟，差距只會越來越大。

中國全面發放UBI言之尚早

而在中國方面，可能被自動化取代的工作比例各家說法不一。世界銀行研究預測，約有77%的勞工有失業危險，但麥肯錫報告則認為是16%到31%，取決於自動化範圍與程度。兩者會出現如此懸殊的結果，除了是研究方法的差別，是因為世銀是研究到2020年的影響，麥肯錫則是到2030年。從這方面也可看出，麥肯錫對於未來較為樂觀，這是奠基於自動化可能帶來新工作所致。

然而，以中國政府的數據觀之，浙江在2013到2015年使用機器換人，據稱減少了近兩百萬勞工，其他製造業大省，像是廣東、安徽、山東同樣強力推進自動化。外界只看到中國不斷上升的機器人密度和國產機器人的比例，還有樣板式的勞工晉級故事，例如從普通工人成為技術員，卻忽略更多被淘汰的勞工是否有公平待遇，以及如何維持日後生計。

此外，能在企業自動化大戰中存活的資方，將比過去取得更多優勢，相對的，也會犧牲更弱勢的勞方，故而必須重新分配科技創造的財富，讓所有人都能受益。不少商界精英與意見領袖看到了這種未來，如特斯拉CEO馬斯克、臉書CEO朱克伯格（祖克柏）、太平洋投資管理的創辦人格羅斯等，都主張UBI的必要性。

去年於中國北京，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邀集官方、民間與學界的專家，進行了兩場關於基本收入的會議。UNDP代表強調，聯合國永續發展的目標是不放棄任何人，在此前提下，UBI或可做為處理貧窮與不平等的一種方式；UNDP報告裏也特別強調自動化對中國勞工的影響，建議中國應該考慮將現行的福利政策，即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低保），需轉換成足以應對未來挑戰的UBI。

雖然中國政府沒有明確支持UBI，但部分中國學者擁有官方背景，他們的意見可視為是投石問路。大多意見都認為，UBI若要立即與全面在中國施行不切實際，應該要以試點先行觀察結果。另外有政府官員以個人身份表示，中國目前不具足夠預算推動UBI，也有學者建議，由國企利潤、國有土地使用權拍賣收入作為中國人民信託基金的本金，便可使社會享受分紅。

不過，如果把全自動化當作基本收入的前提，那麼會發現談全面發放還言之過早。因為當下不少科技仍需人力輔助，許多工作也無法以AI取代，要討論後工作（post-work）的前景尚屬不切實際。不過，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人類會在不知不覺間被除於日常工作外。等待或是無力再就業的勞方，便是條件式基本收入應該含括的對象。

換言之，若自動化帶給一國外部效應（externality，指個體經濟單位的行為對社會或其他個人單位造成影響，卻沒有負擔相應的成本），那麼政府就必須干涉，來處理應運而生的成本，也就是以條件式基本收入彌補勞工的損失，且此類基本收入不能排擠既有的社會救濟或福利。但如果政府不能或不願支出基本收入的財政預算，那麼錢該從哪來?

一個合理的答案是，擁有自動化優勢的資方。

向資方開徵機器人稅？

以中國為例，隨着產業勞動力成本上升，中國資方正大舉投資自動化，尤其是勞工動輒以數十萬，乃至於百萬計的大廠。像是中國最大的台資企業富士康，曾宣布到2020年要實現30%的自動化，儘管替代人力的速度不如預期，2016年據稱只有六萬個職位被機器人取代，但其自動化的腳步不會停止，一方面是為了節省中國不斷上升的薪資成本，一方面也是為了配合中國政府政策。

根據國際機器人協會2017年的資料顯示，中國機器人的密度為全球第23，約為一萬人配68台機器人。在亞洲，中國落後於南韓、日本、台灣等，這些都是中國製造的強勁對手，故中國政府決定全力推動機器人產業，企圖到2020年將機器人密度提升到150台以上。這個數字可能過於低估，因為現在排名第10的台灣，密度已達177台，中國若想按規劃進入前十，恐怕得達到200台。

然而中國政府的規劃，將會使低成本勞工的處境更加艱難。像是僱用龐大人力的零售物流業，大企業正在嘗試以無人倉庫、無人機、自動駕駛等技術，取代傳統的倉儲工人和送貨員。迄今京東的崑山無人分撿中心已達到全面自動化，西安的無人配送站也投入使用，其他如阿里、順豐等企業都在跟進，不難推斷相關領域的就業將更形困難。

當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人類勞工失去工作無可避免。失業率一旦上升，意味着稅收也會減少，各種福利與基礎建設也將受到影響，政府卻需要更多的資金穩定社會，這就必須得從不平等之源着手，比如向資方開徵機器人稅。此稅不是傳統概念的稅收，不會回饋到機器人身上，而是給予勞工保障。

之於中國，雖然也有基本收入的需要，但顯然並無採用此稅的可能。一來中國政府將機器人當作與美歐日等爭雄的重點產業，以國家力量扶持都來不及，更遑論徵稅；二來中國政府對付下崗工人自有辦法，無論是國家暴力機器鎮壓，或是宣布成立千億人民幣的安置基金，都比徵稅來得有效率；三來中國政府認為現行的低保已夠應付失業，貧困率下降可資證明。

反觀西方已有不少重量級人物表態支持機器人稅，如微軟創辦人蓋茲認為，自動化一次跨過了所有工作的替換門檻，徵稅有助於減慢這個趨勢，稅收可用來再培訓因自動化失業勞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Robert Shiller）也從彌補不平等的角度支持機器人稅，同樣認為稅收可以用來挹注在工資保險，協助失業者轉換到其他工作。

另一方面，反對機器人稅的聲音亦不在少數。這部分多屬在任的政界人士，如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認為，徵機器人稅是過度管制，有害商業與技術發展，且即使美國不用機器人，其他國家的對手也會採用；歐盟執委會主管單一數位市場的官員安西普與羅斯的觀點大致相同，不久前歐洲議會更以投票否決機器人稅的提議。

對AI前景，應樂觀嗎？

無論支持或反對此稅，都有相同共識，那便是強調政府得投入預算，給予人民教育與訓練，協助他們掌握AI時代的謀生能力。因為依靠低技能便可過上體面生活的時代已經不復返，人民也必須提升自身競爭力。所謂低技能包括單一而重複，或是易於編碼的線性工作，舉凡零售、客服、金融、保險、會計、營銷等行業，都是高風險失業群體。

有趣的是，根據電通安吉斯（Dentsu Aegis）今年最新的民調，中國人民對於AI有着超越一些先進國家，如美、日等國的樂觀。調查顯示，有65%的人認為AI將會創造更多的就業，全球平均為29%，最低是德、英兩國為18%；有71%認為數位科技能解決社會問題，也高於全球平均的42%，而科技大國日本只有22%。

中國人民之所以有這種超乎尋常的信心，不僅是反映對未來經濟前景的期待，也代表着國家宣傳深植人心。事實是中國在AI上雖有着龐大的投資，但到目前仍處於技術末端，除了價格外並不具市場競爭力，只能透過兼併獲取外國先進科技。至於AI在中國能創造多少新工作，也沒有足夠的研究證明，只能說調查結果可能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在可預見的未來，屬於低風險、較為安全的工作大概有兩類。一是擁有並可發揮人類特殊技能，主要指的是情商（EQ）與社商（SQ），也就是倚靠本能、直覺、人際交往等能力。這些工作暫時無法被機器化取代，像是律師、小學老師、心理諮商、社工等可接觸他人內心並提供訂製服務的行業。

另一則是依AI而生的職業，包括輔助、開發、監測AI運作，但這些工作亦可能會隨着AI演化、逐漸消失。像是Google的AI系統AutoML透過自主學習，已可自己創建出新AI系統NASNet，該系統用於圖像檢測，亦可自己產出小型神經網絡，表現並不遜於人類設計。

承上所述不難理解，某些所謂安全、可以再培訓的技能，只是由於我們仍身處在自動化尚未成熟的過渡期。最終人類還是得面對絕大多數工作都可由AI與機器人處理的局面，最終人類還是得討論如何面對大量失業而不至於引起社會動盪的方案。歷史教訓也告訴我們，防範未然並不是為了扼殺新生產業，而是為了糾正錯誤、追求公平。

值得注意的是，近來有個跨國研究團隊，針對機器人稅設計了模型。他們把職業分為常規與非常規兩個群體，前者容易被AI取代，後者則否。依現有環境進行模擬，發現未來機器人不會完全取代常規人力，因為其成本到達一個臨界點後就難以再降，但常規人力的工資因自動化而被持續壓縮，生活更形窘迫。

非常規人力多依靠AI提高產能而獲取高所得。此時若開徵機器人稅，有助於減輕兩個群體間的收入不平等，因為該稅可降低他們使用AI的比例。然而這麼一來，將會扭曲總體生產力，不利經濟成長，反倒會讓就業與工資雪上加霜。比較適宜的方式是機器人稅與UBI並行，再隨着自動化的成熟度降低機器人稅，直到完全轉換為UBI。

「不給魚吃、只教釣魚」已過時

總的來說，驅動現代發展的資本主義有一個假設，即經濟成長與生產率提高會導致人們消費增加，也會帶動工資上漲，積極影響社會經濟福祉。但在全面自動化的情形下，人力的使用將受到抑制，剩餘人力也未必能獲得與從前一樣、或是更多的薪資，當然不具足夠的消費能力推動經濟，變成惡性循環。

如此下去，將出現整體經濟成長，但個人所得未成長的情況，現在許多先進國家已有這種不祥的趨勢，上述資本主義的假設也將被推翻。說穿了，未來AI即將徹底改變人類工作與生活範式，不給魚吃、只教釣魚的思維已過時，政府既要教釣魚，亦得保證教學以及等魚上鉤的期間，有足以維生的魚吃才符合現實，機器人稅或許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徐子軒，LUCIO策略顧問總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