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鲍克凡：弱者如何“与敌同眠”？巴以一国方案的探索

【编者按】在层出不穷的国际新议题冲击下，巴以冲突似乎越来越少有人关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此地情势的惨烈程度稍减半分。3月30日，在第42个“土地日”（Land Day）中，巴勒斯坦示威者同以色列军队发生冲突，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对同一块土地提出主权诉求的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究竟应被视为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虽然“两国方案”此前长期成为政治谈判的基础，但如今似乎已经走入死胡同，而“一国方案”重新显示出现实意义。当弱者无法通过政治及军事反抗来实现诉求、而“独立建国”在事实上几无可能、不得不“与敌同眠”时、应当如何选择更具现实感的政治策略？这不仅是巴勒斯坦人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一切处于弱势地位族群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最近一年里，在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下，以色列右翼政府似乎已在巴以问题中掌握了绝对主动地位。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与西岸地区一座座犹太人定居点，使解决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行将就木。许多巴勒斯坦人逐渐放弃了独立建国的希望，并转而准备在“一国方案”下为平等的公民权利进行斗争。

“一国方案”究竟意味着什么？与“两国方案”有何本质差异？又将在现实中导致何种后果？以色列为何并不担心？本文试图一一说明。

南非往事：曼德拉的教诲

1990年2月11日，南非开普敦，曼德拉（Nelson Mandela）结束了长达27年的囚禁生活，在支持者的簇拥下走出监狱。这位南非黑人族裔的杰出领袖随即来到开普敦市政厅前发表演讲。他告诉人们，南非非洲国民大会对抗“种族隔离”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他将为南非黑人族裔的和平生活与普选权利继续奋斗。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曼德拉接待了无数来访的朋友、记者与活动家，其中就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

曼德拉在与阿拉法特的会谈中表示：“我们的斗争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在南非所遭受的殖民主义在以色列同样存在。”曼德拉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从未松懈，他曾说：“没有巴勒斯坦人民的自由，我们的自由便不完整。”

然而，曼德拉的判断并不完全准确，两个饱受类似压迫的民族此时已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斗争路线。南非黑人族裔的目标非常明确：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同一个国家中获得与白人同等的政治权利。班图斯坦（Bantustan）自治区的负面实践，使白人永远霸占南非绝大多数领土的种族隔离政策已经没有市场。而与此同时，阿拉法特已于两年前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国，并承认了以色列的生存权，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各自独立建国的“两国方案”，逐渐成为解决巴以问题的“标准答案”。

如果独立建国的希望愈发渺茫，那么为什么不学习南非黑人族裔，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同一个国家中反抗种族隔离、争取平等权利呢？

曼德拉与阿拉法特会面后的第二年，巴以双方在美国与苏联的斡旋下召开马德里会议（Madrid Conference of 1991），直接促成了两年后白宫草坪上签署的《奥斯陆协议》（Oslo I Accord）。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巴以两国和平相处的愿景初见曙光。马德里会议上的巴方首席谈判代表正是阿巴斯（Mahmoud Abbas），他是巴解组织内部支持与以色列和谈的主要声音。那一年的阿巴斯正值政治生涯壮年，“两国方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他也逐渐继承了阿拉法特的一切职务成为巴勒斯坦的领导人。

然而，二十多年后，83岁高龄的巴勒斯坦总统已疲惫不堪。2018年1月28日，阿巴斯亲口宣布《奥斯陆协议》已死，巴勒斯坦不再接受美国斡旋巴以问题，“两国方案”前景一片黯淡。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拉姆安拉市（Ramallah）一尊六米多高的曼德拉雕像高举右手，似乎在为巴勒斯坦人民指出另一个方向：如果在以色列之外独立建国的希望愈发渺茫，那么为什么不学习南非黑人族裔，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同一个国家中反抗种族隔离、争取平等权利呢？如今的巴以问题面前，“一国方案”不再是一个无人问津的答案。

巴以新局与“一国方案”

所谓“一国方案”，是指将以色列、西岸地区与加沙走廊地带合并为一个国家，并放弃在以色列国之外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2017年底以来，巴以问题遭遇巨大外交震荡。特朗普上任后曾一度表示，无论是“一国方案”还是“两国方案”，他尊重巴以双方的选择。此举意味著，美国总统罕见地放弃了坚持以“两国方案”作为巴以问题的唯一出路。2017年12月，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承诺将使馆由特拉维夫（Tel Aviv）迁至耶路撒冷。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均认为耶路撒冷是自己国家不可分割的首都。这座城市在1967年“六日战争”后一直由以色列方面实际控制，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承认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主权。这座城市的归属权一直以来都是巴以和谈中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

特朗普的言论彻底激怒了阿巴斯，后者随即宣布《奥斯陆协议》已死，并不再接受美国斡旋巴以问题，巴解组织从1977年起诉诸美国调停巴以问题的历史，延续四十年后至此告终。

背叛阿巴斯的不仅是美国，还有以沙特为首的诸阿拉伯国家。沙特年轻王储本•萨勒曼（Mohammad bin Salman）对偏袒以色列的美国总统言听计从，并放弃了沙特于2002年提出的“阿拉伯和平倡议”。沙特王储手中有足够的筹码使阿巴斯接受新的现状：他既可以操纵阿巴斯头号政敌达赫兰（Mohammed Dahlan）以威逼，又可以向巴勒斯坦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以利诱。走投无路的阿巴斯只能在政治生涯与整个人生的末尾，黯淡地拾起那张已经破碎不堪的“两国方案”，徒劳地奔走于联合国与欧盟之间以寻求新的支持。

“一国方案”在巴以两地都有不少支持者。然而，他们对于“一国”的内涵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

国际社会的言论或许可以给予阿巴斯一丝聊胜于无的安慰，但在巴勒斯坦国内，人们早已厌倦了那些支持他们独立建国的谎言。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认真思考一场新的斗争。

“一国方案”虽从未被正式纳入巴以问题的讨论范围，却在巴以两地都有不少支持者。然而，他们对于“一国”的内涵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以色列的某些极右翼势力是“一国方案”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将约旦河西岸地区称为“朱迪亚和撒玛利亚”（Judea and Samaria），并认为这里是以色列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往往积极推动西岸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建设，以此蚕食巴勒斯坦领土，使“两国方案”中巴勒斯坦人的建国希望变得愈发渺茫。

而另一方面，建国无望的巴勒斯坦人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一国方案”。在他们看来，将来的“一国”应是一个民主国家，巴勒斯坦人由此可以通过人口优势与选票终结以色列的“犹太国家”属性。

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巴勒斯坦内部对“一国方案”的讨论愈发激烈。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Saeb Erekat）认为，巴勒斯坦人此后应展开一轮新斗争：“在约旦河到地中海的巴勒斯坦故土上为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而战。”政治活动家巴尔古提（Mustafa Barghouti）也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透露，巴解组织会议上充满了类似讨论。很多人认为巴勒斯坦人民运动的重心，应从独立建国转向争取平等的公民权利，其中包括迁徙权、集会权与选举权等。这样一来，巴勒斯坦人甚至可以成为以色列国总理。

“一国方案”在巴勒斯坦民间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一方面，人们认为既然几十年来的武装斗争与和平谈判都已基本宣告失败，那么对抗“种族隔离”自然成为了他们最后的选择。另一方面，极为年轻化的巴勒斯坦社会对年迈而固化的统治阶级抵触已久，“两国方案”作为后者的代名词，也自然越来越多地遭到年轻人的排斥。此背景下，“ODS运动”（One Democratic State in Historic Palestine）与“一国基金会”（One State Fundation）等宣传“一国方案”的巴勒斯坦民间组织，均获得了一定群众基础。巴勒斯坦国内斗争方式的潜在转变自然引起了以色列的关注，犹太国家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棘手的难题。

以色列：为民族而放弃民主？

以色列右翼势力在特朗普上台后日益活跃，他们希望加速攫取西岸地区土地，并将整个地区纳入以色列版图。然而，“一国方案”并不是以色列国内的主流声音。1967年“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实际控制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时任总理艾希科尔（Levi Eshkol）曾表示：“这片土地是绝好的嫁粧，但我们不喜欢这里的新娘。”

若巴以问题中“一国方案”得势，那么以色列方面则不得不在“民主”与“犹太属性”间做出选择。

目前，以色列国有850万人口，其中包括20%的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口则将近500万。若巴以地区形成一国，则国内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人口将基本持平，而这还不包括大量居住在周边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如果这是一个非“种族隔离”的民主国家，那么阿拉伯人将很有可能通过平等的政治权利与选举，终结以色列的“犹太国家”属性，并结束整个“锡安运动”（又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因此，若巴以问题中“一国方案”得势，那么以色列方面则不得不在“民主”与“犹太属性”间做出选择。

以色列的极右翼势力对此似乎并不担心。反对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以色列司法部长沙凯德（Ayelet Shaked）曾明确表示：“以色列的犹太国家属性必须维持下去，即便这有时会付出平等的代价。”犹太家园党主席，以色列教育部长本内特（Naftali Bennett）更是早已为“一国方案”做好了周密安排，他提议巴勒斯坦人在西岸部分城市进行自治，但整个地区主权尽归以色列所有。这样的提议与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班图斯坦”政策并无二致，也因而遭致大多数以色列人与主流锡安主义者的强烈反对。

在“种族隔离”这一议题面前，以色列人自然具有基本的是非观念。长期以来，他们并没有将“一国”作为解决巴以问题的主流“方案”。然而，在地区安全形势逼迫下，犹太人却诚实地将“一国”逐渐演变成为巴以地区不可逆换的“现状”。

以色列国土地势狭长，领土东西宽度最短处只有15千米，最长处也不过114千米。敌人从东部来犯时，特拉维夫等沿海城市与本古里安（Ben Gurion）机场几乎无险可守。而西岸地区正如以色列身前一片厚厚的胸甲，是犹太国家不可或缺的安全屏障。早在1967年刚刚占领此地时，以色列便提出了著名的“阿隆计划”（Allon Plan），希望获得西岸地区人烟稀少的战略要地，并将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及周边地区还给邻国约旦。此后历任以色列总理中，无论是强硬推进定居点建设的贝京（Menachem Begin）还是温和给予巴勒斯坦自治的拉宾（Yitzhak Rabin），其政策均可视为“阿隆计划”的延续。只不过右翼更强调“阿隆计划”中“需要土地”的内涵，而左翼更强调“警惕人口”的部分而已。

现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早在1997年6月便提出过一个升级版“阿隆计划”，希望控制西岸地区约60%的土地，并在这里建立“安全区”与以色列独享的交通网络。时至今日，内塔尼亚胡一方面无数次强调他并没有放弃与巴勒斯坦方面对话，更没有放弃“两国方案”，但另一方面又表示，他所能给予巴勒斯坦的只是一个“准国家”（State-minus）。文字游戏中，“阿隆计划”的内涵没有丝毫改变。

目前中东形势下，以色列死敌伊朗已在巴格达、萨那、贝鲁特与大马士革四个阿拉伯首都中获得了极大的话语权。其中贝鲁特与大马士革距以色列咫尺之遥，巴格达也可以约旦作为跳板威胁犹太国家安全。现实政治面前，以色列公民几乎不可能以国家安全为代价而选出一个左翼政府。如今，在数位极右翼阁员的衬托下，内塔尼亚胡甚至都变成了以色列政府中的“自由派”。这样的背景下，巴以之间的“一国”现状轮廓愈发清晰。

情势今非昔比，“一国”斗争艰难

“一国”现状下，许多巴勒斯坦人已做好了像南非黑人族裔一样对抗“种族隔离”的准备，但他们的斗争将更为艰难。

巴勒斯坦人与过去南非黑人的处境不尽相同。首先，过去的南非白人政权对黑人劳动力十分依赖，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依赖关系在巴勒斯坦则完全相反。以色列控制着巴勒斯坦的进出口贸易与税收，巴勒斯坦经济因而对前者无比依赖。此外，巴勒斯坦是世界上最依赖境外汇款维系经济的国家之一，而以色列正是巴勒斯坦人的最大雇主。“一国”框架下，巴勒斯坦人虽有政治斗争的决心，却缺乏相应的经济筹码。

除此之外，国际压力为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提供了很大帮助。然而，以色列如今的国际环境似乎空前良好。不仅美国特朗普政府热切支持以色列，以沙特为首的诸阿拉伯国家也与以色列形成了利益绑定。此外，以色列与中国、印度两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在最近几年中迅速发展。由此看来，以色列虽依然很难回答“一国”现状下“种族隔离”与“人人平等”间的必选题，但这道题在整场考试中的分值越来越低。

阿巴斯在宣布《奥斯陆协议》已死之后，并没有更进一步解散“两国”框架下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依然料理着巴勒斯坦国内的安全秩序与基础设施建设，而这本应是以色列作为占领者应尽的义务。犹太国家对西岸地区进行占领所付出的代价也因而降到了最低。

然而，内塔尼亚胡与阿巴斯配合下所形成的巴以僵局，虽由来已久却也暗流涌动。一方面，阿巴斯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巴勒斯坦内部权力斗争日益激烈，未来变数颇多。另一方面，内塔尼亚胡近期陷入贪腐丑闻，事件尚在发酵之中，而新一轮大选最晚将于明年11月份举行。就目前形势来看，“一国方案”依然很难成为解决巴以问题的正式选项。

然而，若“两国方案”的谎言被进一步戳破，在积重难返的“一国”现状下，巴勒斯坦人的新一轮斗争将随时可能为巴以地区带来又一场灾难。

（鲍克凡，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中东研究硕士，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