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一切荒诞都已经荒诞过了——由小说《大典》说起

芸芸科幻小说里，“近未来”科幻与“超未来”科幻最让我欲罢不能。近未来者，和现实只有微乎其微的一丝距离，时刻让你意识到现实发展到虚构的可能性的存在，悬疑力度强；超未来则可以是远离当下千万年的宇宙，一切都和我们无关了，却往往因为一两件让人想起我们现在这个简陋的地球的遗物/遗情，令读者顿生唏嘘。

王力雄新作《大典》，无疑属于前者，和他的成名作《黄祸》一样，甚至比《黄祸》那种二、三十年后的未来更迫切，它虚构推演的，可能仅仅是几年后的中国。

《大典》

作者：王力雄

出版社：大块文化

出版日期：2017年12月1日

近两、三年的现实中国，在在让人感到困顿、甚至倒退，国是日非，有志者渐不可为。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直都是王力雄这类硬骨头作家的特质。写完《天葬：西藏的命运》和《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两部对西藏、新疆深刻剖析的著作，在两部的基础上又有《融解权力——逐层递选制》和《权民一体论》两部政论著作，这样的一个作家，在古代是有当国师能力的。但王力雄始终清醒于自己是个作家，甚至连异议者的军师都不屑为之，这从《大典》的实验与虚无，可见一斑。

老大哥死了以后又怎样？

诸多宣传，把《大典》定义为《1984》那样的反乌托邦小说，其实并不准确，毋宁说，它更接近匈牙利作家道洛什·久尔吉（Dalos György）的小说《1985》的某些戏谑精神。我宁愿把《大典》称之为反反乌托邦小说，首先是它较乎传统的反乌托邦小说，它并没有那么绝望，而是尝试在荒诞绝望的现实中推导出一丝缝隙，从而达到让人不敢想像的破局——在《大典》里，就是密不透风的天朝共产帝国，一夕之间宣布民主化，小说的大半篇幅都在推演这个貌似绝不可能的结果是怎样合理诞生的。

其次，反反乌托邦，是质疑反乌托邦者本身的，小说的结尾部份，就演示了中国从一个假乌托邦的极端滑向无政府的另一极端——但王力雄的洞悉自然和那些认为中国不配民主、民主后必大乱的老小粉红不同，他保留著现实的犬牙交错，依然留给未来以缝隙。

王力雄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采访中印证了我的猜想：“我希望至少开端部分像现实主义小说，用大家都熟悉的元素来结构和推演。我不希望被认为是在写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而是让人感觉面对的就是触手可及的现实，然后去思考当下这个靠科技支撑的极权——我称为科技极权——会不会地久天长呢？”

正如《1985》指出：老大哥是会死的，他将会怎样死？老大哥死了之后怎样？王力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书的后序里（和访谈里）尝试举出一种“科技民主”对抗“科技专政”，这个设想未免让人觉得过于大胆。小说里的破局实际上不是这样明确的革命，反而仅仅来自“科技专政”的失控和暧昧，再高端的科技专制也会为最低劣的人类目的运作（如：诱奸、捉奸），也就有了缝隙。也就是说，科技专政随时可以变身科技民主，而科技民主也藏有科技专政的阴险，这点，《大典》里没有讳言。

“鞋联网”是个匪夷所思的发明，通过预置鞋中的追踪元件掌握鞋主人的一举一动，比目前的网络监控更为直观和贴身，而且它潜藏在貌似最低端的日用品生产中，让人防不胜防，有了“鞋联网”，将来也会有“衣联网”、“帽联网”等种种日用品监控手段，任何反叛行为都无所遁形。这实际上不过是目前所谓“数字列宁主义”的意象化演绎，当下政府通过网购大数据等商业手段收集的信息也足以瓦解你们的反叛萌芽了，它不需要发展到“鞋联网”如此具体。具体的东西容易破解。

可惜的是王力雄没有把网络巨头们的配合写进《大典》，这种商家为了获得自以为的最大利益，积极配合政府的数据需要的行为，是《大典》时代全面来临的重要现实基础，早在十五年前开始发生——这点在韩博天的《红天鹅：中国非常规决策过程》中有尖锐揭示。但《大典》里把鞋联网抽离这种配合，使之成为国家安全部门独力操作的技术，鞋子制造业者茫然不知也罢，竟没网络巨头们的参与，这是不可能的。不写出这一点也是小说本身的遗憾：因为比独裁更难战胜的，是独裁与资本的联手，这联手如精神鸦片操纵人民于无形，还让被操纵者甘之如饴——现在的微信、支付宝、淘宝等等，不正是如此吗？

小说中的三个掘墓人：毛派、新疆、中产

一切可能的变异，《大典》里都是以实在推论而生，可见王力雄对中国政治的洞若观火。而不少科幻推论/预言实际上在他写作的这两年已逐一实现，或者说换一种形式早已实现。比如说那个关键机器“梦造仪”，看起来非常高科技，实际上和街道办写满城乡的墙壁的中国梦宣传画并没本质差异，前者为器，后者为魂，哪个洗脑力度更强还说不好呢。“梦造仪”的特别，在于它直接诉诸性欲，这与其说是荒诞，不如说是隐喻——“中国梦”本身就是一种手淫式的催眠。

书里的几个角色，都在做梦，但大颠覆者“老叔”的梦，比他们的梦更有代表性：“今天不同的是，清晰地梦到了一个狗身长著土佐的头，对著墙角翘脚撒尿，好像是刚被放出门外那样撒欢。那本来只让他觉得怪异，但是土佐低头闻狗尿时，后脑上睁开了一只独眼，眼角伸出蜗牛触角般的小手拨开挡在前面的白发，对他阴冷地窥探。”这个梦的写法与全书的务实不同，很卡夫卡，饱含无以名状的异化之诡魅，能做这样的梦的人，才可能做出变天之举。这也是小说最精彩的段落之一，可惜很少。

按马克思的理论，每个社会的掘墓人其实是自己体制准备的，不假外手。除了关键人物“老叔”是这样，还有两个掘墓人角色：《大典》的政变/革命，一切闹剧的起点是一个新疆汉人警察的压抑与翻身阴谋，而一切闹剧的终点是一个IT理工男的自我觉醒。

前者，刘刚，他的出身地——新疆这几十年被造成的困境，已经注定了他即使疯狂挣扎也逃脱不了宿命，所以他采取最极端的方式试图一举颠覆宿命，虽然解决不了自己却意外导致了新疆的变局。后者，李博，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当代新兴中产阶级，在作为理工男的成长过程中被洗脑教育成功删除了政治意识，深知政治不能碰，结果政治就来狠狠地碰他了。最后他采取了删除自己记忆的方式去抵抗前一种删除的遗毒，也饶有意味。

以上是我纯粹从小说艺术角度出发，最佩服的两个人物设计，他俩摆脱了其他人物如“老叔”、赵归等人的现实影射，却反而具有中国人的普遍性，所以更有说服力。不过本书人物情感的结构与发展都比较单薄，比如说，我们无法被说服李博对妻子伊好是怎样通过一次完美的性就充满崇高的爱的。

王力雄的写作策略有著伤痕文学一代作家的局限：比如说总是求助于性来对抗权力，以性描写达到对政治话语的平衡或影射，很是信仰力比多/原欲的力量。当然这里面也有它的好处，不用说那些坦率的性爱描写，其实单单那个“性鞋距”及相应监控的设想就非常震撼，一方面隐喻了性与政治的密不可分，一方面又赤裸裸地展现了权力争斗的猥琐恶心。还有形成对比的李博的软（阳痿）、刘刚的硬（诱奸），皆因党所赐，尽在操弄中而非自我的能力所致。刘刚在第二次诱奸伊好之后，选择去天安门下看毛主席像，不是乱写的，这是深深懂得那一种中国人的性心理才有的设定，像是还愿，又像抽事后烟。

另一个我不尽苟同的，是王力雄选择毛派作为“老叔”的群众运动策略关键突破点、突出毛派的自觉性和底层影响力，我觉得有点一厢情愿——不过这点的讨论就超出小说写作的范围，进入政治判断和政治期许的领域了，且留作另文再议吧。

在当代中国、甚至当代地球的语境前谈论科幻，实际上是在谈论人类愚行的过往经验。历史就是未来，就如《大典》关于防疫战的一大段内容，都可以在2003年 SARS 的中国悲剧/闹剧中找到对应，一切荒诞都已经荒诞过了。掩卷之际，顿觉无比凄凉，王力雄这样一个最有力量为中国寻找解药的人，寻找的结果也是无解，他证明了破局的可能让人为之一振，但之后的答案悬而未决，也许存在于他已经写了五十万字的《黄祸》续篇：《转世》之中。这个国家会好吗？即使在幻想小说里，问这个问题也无比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