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大学学系如何被排名榨干？香港高教“离地”之谜

近日，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本科就读的学系政治与行政学系，主事人提出两项改革构思，分别是提议把教学语言由广东话改为英语，以及削减小组导修（interactive tutorial）的数目。表面看来这纯属个别学系的课程改革，但改革背后的考量，却与迎合大学追逐排名、竞夺研究拨款的风气不无关系。

这次改革的倡议人希望透过侧重英语教学，吸引更多海外学生就读，提升学系的国际排名。然而，这种“国际化”构想只是主观地期望本地学生在新环境下能提升自身竞争力，但改革能否促进学习知识、令学生学以致用，却成疑问。另一方面，减少导修课的建议，按倡议人的逻辑，能让教授职系的老师腾出更多时间做研究工作，争取更多研究拨款。至于教学需要，可由合约讲师以大班授课形式代替，这样做亦能减省教学助理数目，可调节成本。

一个学系试图大刀阔斧地改革，既有改变教育理念和建立学生身份认同的考虑，但更多的其实是资源问题。今日香港有关高等教育的新闻，除了学术自由的争论外，就是每年度的国际大学排名最为人所道。大学的国际排名，如何实质影响一个大学学系的资源以至存亡？

揭开大学排名公司的面纱

今日在国际流行的大学国际排名表，主要是私人公司的产品，而非来自非牟利机构。其中Quacquarelli Symonds（QS）和Times Higher Education（THE）为两个最受重视的国际排名表。它们的排名指标具有两个主要特征：

首先，排名公司指标侧重研究多于教学。QS和THE有关研究的评分比重同样是六成（方法是计算论文征引数字，以及“行家”互相品评），但和教学相关的评分比重，则只占两成到三成。在此准则下，以教学为主的大学自然难获优势。

其次，排名评级中关乎教学质素的评核比重，只是环境因素，并非可靠的衡量标准。例如师生比例，并非指科目的师生比例，而是指一个学系或学院负责教学的教授或讲师人数与学生人数两者的比例，而且对于教学人员实质的工作量和教学节数，均无纳入评核考虑之中。

笔者之一的黎恩灏在一星期前，到访座落英国的QS办公室与该公司主管人员会面。席间，代表QS的Ben Sowter不讳言，目前并无一个实质评核教学质素的指标；师生比例等准则，只是评审教学质素的替代品（proxy of teaching quality）。平情而论，教学质素高低，取决不少主观和临场因素，例如师生互动、教学技巧等，但排名公司的硬指标，只能充撑重视教学质素的门面，难以令人信服。

故客观上，一所大学在这些排名榜位置孰高孰低，更多取决于研究成就。倘若大学非常重视排名、热爱排名，认为排名高低能影响大学的收生和捐款的话，它就会为迎合排名指标，发展方向更加重研轻教，好能以招徕享负盛名的学者，提高大学国际知名度。

不过，与其深究这些公司的方法学和指标，倒不如问：这些以赚钱为本业的公司运作，有什么理由去主导大学分配资源？

研究有助教学的实然矛盾

有论者认为，研究优质，教学也自然出色，故排名公司重研轻教的标准，和大学发展不谋而合。个中逻辑，可能是研究所得知识，一方面能够充实教学内容，开阔、冲击学生思考，另一方面透过与学生分享研究成果，师生可就此交流对话，令研究成果的真确性愈辩愈明。虽然理论如此，但在实际操作却是另一回事。

以香港为例，既然出色的研究能获得更多的研究拨款和有助提升院校排名，不少院校都倾向把资源集中在研究上。此消彼长，教授需要花更多时间投入研究工作，就唯有减少教学工作。可是，课堂还是需要有人来教，于是教学工作就由无研究工作压力的全职或兼职讲师分担。

然而，大学讲师的常额数目在大学整体教员中占比少之又少，占多数的还是合约员工。目前大学的惯性操作，一是以九个月至一年合约聘请全职讲师，容后考虑定期续约；一是以聘请更多兼职讲师，透过短期合约应付教授做研究而休假的空档，并节省成本。兼职讲师的合约往往逐科计算，故有时候，兼职老师的教学节数可以无异于全职讲师，但雇佣待遇却远逊于后者。

这种将教育工作细碎化的趋势，既令全职讲师朝不保夕，亦令不少兼职讲师要靠在不同院校教学才能糊口，成为行内俗称的“流浪讲师”。教员待遇差强人意，自然士气低落，也基于续约压力而不敢发声。流浪讲师缺乏时间和资源的支援，难以和学生在课堂时间以外切磋学问，对教学质素也非好事。然而，从大学管理角度而言，以合约全职讲师以至兼职讲师取代常额讲师，既能节省成本，集中资源拼研究、拼排名，也能维持师生比例适宜的表象。因为排名公司如QS的高层指出，他们计算师生比例时，不论是合约或兼职讲师，只要有连续合约在学系教学，就以全职教师看待。

换言之，一名逐个学期签约、在一年间于同一大学学系教学的兼职老师，在排名公司眼中，等于全职讲师的工作量（full time equivalent），也因此纳入师生比例的计算中。排名公司的做法，一方面涉及歧义：他们认为“一年多签”的讲师不算兼职，只是合约讲师，却不知香港不少院校再无聘请常额的讲师；另一方面，排名公司不认为教员的劳工待遇，是保障教学质素的环境因素，毕竟在商言商，雇员待遇被自由市场左右，不足为奇。

虽然QS高层在会面提到，会重新考虑将教学节数（teaching load）加进计算师生比例的因素，但大学会否对制造“流浪讲师”食髓知味，其实相当视乎这些大学排名是否延续重研轻教之风。

追求排名，令研究与本地需求脱节

重研轻教，除了增加讲师压力，也令研究目标和内容更“坚离地”（与现实脱节）。提升大学排名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成为全球领先（World Leading，所谓四星级论文） 及国际优秀 （Internationally Excellent，所谓三星级论文）的研究（注一），继而有机会广泛地为全球知名学者认识及引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刊登论文，就是直接回应大学排名的准则：提升论文被征用的次数，以及提升该院校的学术声誉。

为了获得国际期刊青睐，不少教授唯有集中精力做国际期刊关心的研究题目。研究讲求具备国际视野本无大碍，毕竟生产知识之终极目的，皆是为人类以至地球的福祉为本。不过，当目前的拨款准则过分重视国际期刊的需要，反过来就降低学者研究本地议题的意欲。这个情况对社会科学尤其严重。

而且，目前教授职系的升迁“潜规则”，就是视乎求职或申请升职者在国际期刊的论文数量和评等。笔者不只一次听过经验老到的学者们善意提醒研究生，要有著名期刊青睐，万不要做香港研究，否则对前途毫无益处。试问一个年轻学者要争取终身教席（Tenure），能够断然和这游戏规则说不吗？对大学而言，为了获得更多资源和获得更高排名，难道有诱因继续鼓励生产以本地需求为出发点的知识吗？在教学与研究实际上分道扬镳、研究成果和在地需要渐行渐远的学术文化下，试问大学生产知识，真的能促进教学质素，甚至能有效地贡献社会吗？

排名真的对拨款无影响？

或许有人会反驳笔者，认为笔者夸大排名公司对香港各大学运作的影响，因为政府拨款大学是“重教轻研”。现时本地八间大专院校的学费为港币42100元，大约只占大学运作成本的18%，故八大院校的大部分营运资金均来自政府透过教资会提供。自1996年起，教资会采用“整体补助金”（Block Grant）形式，每三年拨款大专院校， 当中四分之三（75%）属教学拨款，按学生人数及每学科的教学成本而提供；而余下的四分之一（25%）则为研究拨款。教资会在每次拨款前，都会进行前述的“研究评审工作”，以决定研究拨款的多少。（注二）

然而，大学总体收入，亦和大学排名有一定关系。本地的大学积极寻求校友或校外单位的捐款，好能赞助大学研究和运作经费。以香港大学为例，2015至2016年度就获得接近六亿港元捐款，成为政府资助及学费以外大学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港大将其中一半拨作学术研究用途，变相多了三亿元研究经费去提升研究的质素和数量，而排名也会因此而提升。可见，排名和捐款是互相影响的。大学排名高企，在赞助人或机构眼中有如可居奇之货；相反，大学排名低的话，校外单位捐款的诱因便愈少。早前就有传媒揭发浸会大学副校长希望教员提交“学术伙伴”名单来提升院校排名，为的并不是直接得到更多政府拨款，而是为了获取更多捐款支持及研究合作的机会。以追求“一登龙门，声价十倍”来描述今日大学竞逐排名的诱因，实不为过。

教学拨款占整体拨款四分之三，本应令大学各学系都有稳定收入。然而，教资会于2009年推出优配学额 （俗称学额回拨）机制，要求八大院校交出6%学位给予政府重新分配，再根据院校每三年提交一份的学术发展建议书（Academic Development Proposal，ADP），作为审批各校获得回拨学额的根据。而最有效获得更多学额的方法，就是开办一些新课程，例如中文大学的全球研究、全球经济及金融、全球传播课程，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在整体大学学位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些新课程的学位一是从院校一些传统学科拨出而来，二是从其他院校而来，例如浸会大学就在2012至2015年度及2016至2019年度的分配中，分别失去了34及52个学位，对院校发展及拨款造成重大影响。换言之，学系为了拨款不会被减少，都要积极发展新的学科，导致不少学系之间不但内容有重叠的地方，亦很容易导致学系间互相竞逐学生的不良情况。以中大为例，就是有关地理或环境的学科已经有5个，横跨理学院、社会科学院及工程学院。（注三）

竞逐回拨学额的结果之一，就是大学更积极以各种方法，吸引学生和家长报读。对尚未入读的中学生和时刻为子女前途着想的家长来说，学科吸引之道，除了课程内容，也包括就业前景、就业竞争力和院校本身的声誉等与学术本身无关的价值；而最能直接反映这些价值的“即食”数据，就是各排名公司的大学排名榜。一间大学排名的高低，又回到以研究为重的准则来判定。总言之，虽然政府拨款不以研究为主，但由于教学拨款按收生人数发放，一个学系能够收到多少学生，也会影响其所得拨款；而学生和家长选择学系的参考指标，无可避免会是学生多寡、学系以至大学排名。

公共拨款制度、争逐大学排名和重研轻教之风三者，其实互为影响，亦令香港各大学无法从根本地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结语：今日的“大学之道”不可取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但在今日香港以至全球大学竞逐国际排名的风潮下，沦落为“在明名得”，殊为可惜。固然，这种风潮背后，有现实的经济因素，例如新自由主义的滥殇，但篇幅所限，唯有不赘。目前维持大学教育恶性循环的三大支柱，即（一）竞逐回拨学额的制度、（二）争逐大学排名的规则，和（三）重研轻教的文化，三者互为因果。大学要生存、要发展，就要扭尽六壬投入这个拨款和排名的游戏，即使牺牲教育质素也在所不惜，结果受害的不止是各个同学，更是各位为大学提供资源的纳税人，甚至是整个香港社会。

要恢复大学教育的理想面貌，牵涉应然和实然的问题。应然问题，关乎大学理念，即厘清生产知识和教育的关系。19世纪英国著名神学家和思想家若望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撰写的《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开首明言（注四）：

大学是教授普遍知识之所。一方面它意味着大学的目的以知性为本，而非道德伦理挂帅；另一方面是要散布、扩展知识，而非仅仅推动知识的完善。如果大学只为了发现新的科学或哲学知识，我看不到大学需要有学生；如果大学只为了训练修道人员，我看不到大学如何成为文学和科学容身之处。

即使是研究型大学，也不可能舍弃教育的责任。大学研究所得，本来能透过教学过程，将新知识普及、扩散到学生以至普罗大众，但上述的恶性循环一日不改，这种理想只能流于空谈。纽曼对大学的理念，虽然和今日“力争上游”的大学管理文化格格不入，但对待遇参差的大学教员和承受教学质素下降的大学生而言，相信必有一番体会。

关于实然问题，笔者认为要对现时的排名公司准则和拨款制度拨乱反正。排名公司是商业机构，要改弦更张，其实要靠顾客发声。大学管理层应要求排名公司检视重研轻教的排名标准和项目比重，尤其是检讨对身处前线的大学教员有何影响。既然QS的主事人亲口承认对各地大学过分依赖排名而忘记高教初衷有所不满，就应身体力行，证明并非巧言令色。

至于教资会的优配学额机制，直接削弱学系的教学资源，在重研轻教氛围下可谓雪上加霜。因此，只有取消整个优配学额机制，才能够让学系有稳定的教学资源去提升教学质素，例如聘请更多的常额讲师专注教学工作，从而使教学和研究达致一个更理想的平衡状态，令高等教育逐步回复正轨。

（黎恩灏，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研究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毕业生；孔浩名，香港中文大学教务会前学生代表、政治与行政学系本科生）

注一：这些论文星级为教资会“研究评审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简称RAE）的分类。

注二：香港大学资助委员会报告 （1996年10月），第37章。

注三：地理与资源管理学、城市研究、地球系统科学 （大气科学/地球物理）、环境科学、能源与环境工程学。

注四：”The view taken of a University in these Discourses is the following. — That it is a place of teaching universal knowledge. This implies that its object is, on the one hand, intellectual, not moral; and, on the other, that it is the diffusion and extension of knowledge rather than the advancement. If its object were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discovery, I do not see why a University should have students; if religious training, I do not see how it can be the seat of literature and science.” From the “Preface,”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