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大學學系如何被排名榨乾？香港高教「離地」之謎

近日，筆者在香港中文大學本科就讀的學系政治與行政學系，主事人提出兩項改革構思，分別是提議把教學語言由廣東話改為英語，以及削減小組導修（interactive tutorial）的數目。表面看來這純屬個別學系的課程改革，但改革背後的考量，卻與迎合大學追逐排名、競奪研究撥款的風氣不無關係。

這次改革的倡議人希望透過側重英語教學，吸引更多海外學生就讀，提升學系的國際排名。然而，這種「國際化」構想只是主觀地期望本地學生在新環境下能提升自身競爭力，但改革能否促進學習知識、令學生學以致用，卻成疑問。另一方面，減少導修課的建議，按倡議人的邏輯，能讓教授職系的老師騰出更多時間做研究工作，爭取更多研究撥款。至於教學需要，可由合約講師以大班授課形式代替，這樣做亦能減省教學助理數目，可調節成本。

一個學系試圖大刀闊斧地改革，既有改變教育理念和建立學生身份認同的考慮，但更多的其實是資源問題。今日香港有關高等教育的新聞，除了學術自由的爭論外，就是每年度的國際大學排名最為人所道。大學的國際排名，如何實質影響一個大學學系的資源以至存亡？

揭開大學排名公司的面紗

今日在國際流行的大學國際排名表，主要是私人公司的產品，而非來自非牟利機構。其中Quacquarelli Symonds（QS）和Times Higher Education（THE）為兩個最受重視的國際排名表。它們的排名指標具有兩個主要特徵：

首先，排名公司指標側重研究多於教學。QS和THE有關研究的評分比重同樣是六成（方法是計算論文徵引數字，以及「行家」互相品評），但和教學相關的評分比重，則只佔兩成到三成。在此準則下，以教學為主的大學自然難獲優勢。

其次，排名評級中關乎教學質素的評核比重，只是環境因素，並非可靠的衡量標準。例如師生比例，並非指科目的師生比例，而是指一個學系或學院負責教學的教授或講師人數與學生人數兩者的比例，而且對於教學人員實質的工作量和教學節數，均無納入評核考慮之中。

筆者之一的黎恩灝在一星期前，到訪座落英國的QS辦公室與該公司主管人員會面。席間，代表QS的Ben Sowter不諱言，目前並無一個實質評核教學質素的指標；師生比例等準則，只是評審教學質素的替代品（proxy of teaching quality）。平情而論，教學質素高低，取決不少主觀和臨場因素，例如師生互動、教學技巧等，但排名公司的硬指標，只能充撐重視教學質素的門面，難以令人信服。

故客觀上，一所大學在這些排名榜位置孰高孰低，更多取決於研究成就。倘若大學非常重視排名、熱愛排名，認為排名高低能影響大學的收生和捐款的話，它就會為迎合排名指標，發展方向更加重研輕教，好能以招徠享負盛名的學者，提高大學國際知名度。

不過，與其深究這些公司的方法學和指標，倒不如問：這些以賺錢為本業的公司運作，有什麼理由去主導大學分配資源？

研究有助教學的實然矛盾

有論者認為，研究優質，教學也自然出色，故排名公司重研輕教的標準，和大學發展不謀而合。箇中邏輯，可能是研究所得知識，一方面能夠充實教學內容，開闊、衝擊學生思考，另一方面透過與學生分享研究成果，師生可就此交流對話，令研究成果的真確性愈辯愈明。雖然理論如此，但在實際操作卻是另一回事。

以香港為例，既然出色的研究能獲得更多的研究撥款和有助提升院校排名，不少院校都傾向把資源集中在研究上。此消彼長，教授需要花更多時間投入研究工作，就唯有減少教學工作。可是，課堂還是需要有人來教，於是教學工作就由無研究工作壓力的全職或兼職講師分擔。

然而，大學講師的常額數目在大學整體教員中佔比少之又少，佔多數的還是合約員工。目前大學的慣性操作，一是以九個月至一年合約聘請全職講師，容後考慮定期續約；一是以聘請更多兼職講師，透過短期合約應付教授做研究而休假的空檔，並節省成本。兼職講師的合約往往逐科計算，故有時候，兼職老師的教學節數可以無異於全職講師，但僱傭待遇卻遠遜於後者。

這種將教育工作細碎化的趨勢，既令全職講師朝不保夕，亦令不少兼職講師要靠在不同院校教學才能糊口，成為行內俗稱的「流浪講師」。教員待遇差強人意，自然士氣低落，也基於續約壓力而不敢發聲。流浪講師缺乏時間和資源的支援，難以和學生在課堂時間以外切磋學問，對教學質素也非好事。然而，從大學管理角度而言，以合約全職講師以至兼職講師取代常額講師，既能節省成本，集中資源拼研究、拼排名，也能維持師生比例適宜的表象。因為排名公司如QS的高層指出，他們計算師生比例時，不論是合約或兼職講師，只要有連續合約在學系教學，就以全職教師看待。

換言之，一名逐個學期簽約、在一年間於同一大學學系教學的兼職老師，在排名公司眼中，等於全職講師的工作量（full time equivalent），也因此納入師生比例的計算中。排名公司的做法，一方面涉及歧義：他們認為「一年多簽」的講師不算兼職，只是合約講師，卻不知香港不少院校再無聘請常額的講師；另一方面，排名公司不認為教員的勞工待遇，是保障教學質素的環境因素，畢竟在商言商，僱員待遇被自由市場左右，不足為奇。

雖然QS高層在會面提到，會重新考慮將教學節數（teaching load）加進計算師生比例的因素，但大學會否對製造「流浪講師」食髓知味，其實相當視乎這些大學排名是否延續重研輕教之風。

追求排名，令研究與本地需求脫節

重研輕教，除了增加講師壓力，也令研究目標和內容更「堅離地」（與現實脫節）。提升大學排名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成為全球領先（World Leading，所謂四星級論文） 及國際優秀 （Internationally Excellent，所謂三星級論文）的研究（註一），繼而有機會廣泛地為全球知名學者認識及引用。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刊登論文，就是直接回應大學排名的準則：提升論文被徵用的次數，以及提升該院校的學術聲譽。

為了獲得國際期刊青睞，不少教授唯有集中精力做國際期刊關心的研究題目。研究講求具備國際視野本無大礙，畢竟生產知識之終極目的，皆是為人類以至地球的福祉為本。不過，當目前的撥款準則過分重視國際期刊的需要，反過來就降低學者研究本地議題的意欲。這個情況對社會科學尤其嚴重。

而且，目前教授職系的升遷「潛規則」，就是視乎求職或申請升職者在國際期刊的論文數量和評等。筆者不只一次聽過經驗老到的學者們善意提醒研究生，要有著名期刊青睞，萬不要做香港研究，否則對前途毫無益處。試問一個年輕學者要爭取終身教席（Tenure），能夠斷然和這遊戲規則說不嗎？對大學而言，為了獲得更多資源和獲得更高排名，難道有誘因繼續鼓勵生產以本地需求為出發點的知識嗎？在教學與研究實際上分道揚鑣、研究成果和在地需要漸行漸遠的學術文化下，試問大學生產知識，真的能促進教學質素，甚至能有效地貢獻社會嗎？

排名真的對撥款無影響？

或許有人會反駁筆者，認為筆者誇大排名公司對香港各大學運作的影響，因為政府撥款大學是「重教輕研」。現時本地八間大專院校的學費為港幣42100元，大約只佔大學運作成本的18%，故八大院校的大部分營運資金均來自政府透過教資會提供。自1996年起，教資會採用「整體補助金」（Block Grant）形式，每三年撥款大專院校， 當中四分之三（75%）屬教學撥款，按學生人數及每學科的教學成本而提供；而餘下的四分之一（25%）則為研究撥款。教資會在每次撥款前，都會進行前述的「研究評審工作」，以決定研究撥款的多少。（註二）

然而，大學總體收入，亦和大學排名有一定關係。本地的大學積極尋求校友或校外單位的捐款，好能贊助大學研究和運作經費。以香港大學為例，2015至2016年度就獲得接近六億港元捐款，成為政府資助及學費以外大學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港大將其中一半撥作學術研究用途，變相多了三億元研究經費去提升研究的質素和數量，而排名也會因此而提升。可見，排名和捐款是互相影響的。大學排名高企，在贊助人或機構眼中有如可居奇之貨；相反，大學排名低的話，校外單位捐款的誘因便愈少。早前就有傳媒揭發浸會大學副校長希望教員提交「學術伙伴」名單來提升院校排名，為的並不是直接得到更多政府撥款，而是為了獲取更多捐款支持及研究合作的機會。以追求「一登龍門，聲價十倍」來描述今日大學競逐排名的誘因，實不為過。

教學撥款佔整體撥款四分之三，本應令大學各學系都有穩定收入。然而，教資會於2009年推出優配學額 （俗稱學額回撥）機制，要求八大院校交出6%學位給予政府重新分配，再根據院校每三年提交一份的學術發展建議書（Academic Development Proposal，ADP），作為審批各校獲得回撥學額的根據。而最有效獲得更多學額的方法，就是開辦一些新課程，例如中文大學的全球研究、全球經濟及金融、全球傳播課程，就是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

在整體大學學位沒有增加的情況下，這些新課程的學位一是從院校一些傳統學科撥出而來，二是從其他院校而來，例如浸會大學就在2012至2015年度及2016至2019年度的分配中，分別失去了34及52個學位，對院校發展及撥款造成重大影響。換言之，學系為了撥款不會被減少，都要積極發展新的學科，導致不少學系之間不但內容有重疊的地方，亦很容易導致學系間互相競逐學生的不良情況。以中大為例，就是有關地理或環境的學科已經有5個，橫跨理學院、社會科學院及工程學院。（註三）

競逐回撥學額的結果之一，就是大學更積極以各種方法，吸引學生和家長報讀。對尚未入讀的中學生和時刻為子女前途着想的家長來說，學科吸引之道，除了課程內容，也包括就業前景、就業競爭力和院校本身的聲譽等與學術本身無關的價值；而最能直接反映這些價值的「即食」數據，就是各排名公司的大學排名榜。一間大學排名的高低，又回到以研究為重的準則來判定。總言之，雖然政府撥款不以研究為主，但由於教學撥款按收生人數發放，一個學系能夠收到多少學生，也會影響其所得撥款；而學生和家長選擇學系的參考指標，無可避免會是學生多寡、學系以至大學排名。

公共撥款制度、爭逐大學排名和重研輕教之風三者，其實互為影響，亦令香港各大學無法從根本地打破這種惡性循環。

結語：今日的「大學之道」不可取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但在今日香港以至全球大學競逐國際排名的風潮下，淪落為「在明名得」，殊為可惜。固然，這種風潮背後，有現實的經濟因素，例如新自由主義的濫殤，但篇幅所限，唯有不贅。目前維持大學教育惡性循環的三大支柱，即（一）競逐回撥學額的制度、（二）爭逐大學排名的規則，和（三）重研輕教的文化，三者互為因果。大學要生存、要發展，就要扭盡六壬投入這個撥款和排名的遊戲，即使犧牲教育質素也在所不惜，結果受害的不止是各個同學，更是各位為大學提供資源的納稅人，甚至是整個香港社會。

要恢復大學教育的理想面貌，牽涉應然和實然的問題。應然問題，關乎大學理念，即釐清生產知識和教育的關係。19世紀英國著名神學家和思想家若望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撰寫的《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開首明言（註四）：

大學是教授普遍知識之所。一方面它意味着大學的目的以知性為本，而非道德倫理掛帥；另一方面是要散布、擴展知識，而非僅僅推動知識的完善。如果大學只為了發現新的科學或哲學知識，我看不到大學需要有學生；如果大學只為了訓練修道人員，我看不到大學如何成為文學和科學容身之處。

即使是研究型大學，也不可能捨棄教育的責任。大學研究所得，本來能透過教學過程，將新知識普及、擴散到學生以至普羅大眾，但上述的惡性循環一日不改，這種理想只能流於空談。紐曼對大學的理念，雖然和今日「力爭上游」的大學管理文化格格不入，但對待遇參差的大學教員和承受教學質素下降的大學生而言，相信必有一番體會。

關於實然問題，筆者認為要對現時的排名公司準則和撥款制度撥亂反正。排名公司是商業機構，要改弦更張，其實要靠顧客發聲。大學管理層應要求排名公司檢視重研輕教的排名標準和項目比重，尤其是檢討對身處前線的大學教員有何影響。既然QS的主事人親口承認對各地大學過分依賴排名而忘記高教初衷有所不滿，就應身體力行，證明並非巧言令色。

至於教資會的優配學額機制，直接削弱學系的教學資源，在重研輕教氛圍下可謂雪上加霜。因此，只有取消整個優配學額機制，才能夠讓學系有穩定的教學資源去提升教學質素，例如聘請更多的常額講師專注教學工作，從而使教學和研究達致一個更理想的平衡狀態，令高等教育逐步回復正軌。

（黎恩灝，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研究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生；孔浩名，香港中文大學教務會前學生代表、政治與行政學系本科生）

註一：這些論文星級為教資會「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簡稱RAE）的分類。

註二：香港大學資助委員會報告 （1996年10月），第37章。

註三：地理與資源管理學、城市研究、地球系統科學 （大氣科學/地球物理）、環境科學、能源與環境工程學。

註四：”The view taken of a University in these Discourses is the following. — That it is a place of teaching universal knowledge. This implies that its object is, on the one hand, intellectual, not moral; and, on the other, that it is the diffusion and extension of knowledge rather than the advancement. If its object were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discovery, I do not see why a University should have students; if religious training, I do not see how it can be the seat of literature and science.” From the “Preface,”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