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周濂：“另类右翼”与美国政治

【编者按】：从一年前的就职典礼观众人数争议，到针对穆斯林的入境限制令，再到力推废除奥巴马（欧巴马）医保，直到一年后美国联邦政府正式停摆，特朗普（川普）就任后的所作所为，几乎无一不是争论焦点。在这种背景下，端传媒的“特朗普一周年”专题力图展示其中某些重要侧面。围绕“另类右翼”现象，本文作者周濂从学理脉络角度阐述了不同思想流派的分野，而明天刊发由北大飞撰写的评论，则从现实政治权谋角度解读，二者之间形成了张力与互补。

本文首发于《读书》杂志2018年第1期，端传媒经授权编修转载。

对于不少隔岸观火的国人来说，特朗普（川普）在 2016年取得美国总统大选的胜利，不仅意味着共和党对民主党的胜利，更意味着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胜利，以至于有一位朋友在闲聊时说，假如列奥‧施特劳斯在世，一定会为特朗普的胜利欢欣鼓舞。

我相信这不仅是对共和党和保守主义的误读，更是对当代美国政治生态和未来走向的误读。事实上，共和党并没有因为特朗普的胜利而变得精诚团结，保守主义也没有因为特朗普的胜利而变得前程远大。恰恰相反，共和党和保守主义曾经坚守的基本价值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不久前的国会演说中，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弗莱克直陈：“这一点现在已很明显，相信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致力于自由贸易和支持移民的传统保守主义者，在共和党内获得提名的道路越来越窄了——而这个政党长久以来是通过对这些主张的信念来自我定义的。”与弗莱克的痛心疾首形成鲜明对比，右翼人士劳伦‧穆瑞在特朗普当选次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文章：“我们欢呼特朗普总统带来的民族主义，美国第一，对另类右翼的正式承认……这是美国白人的胜利……我们将让世界变成对单族统治（ethnocracy）的安全所在。”

虽然目前断言美国政治已经在根本上发生了范式转换还为时尚早，但是，特朗普的获胜所带来的政治震荡显而易见，而这一切都与“另类右翼”的粉墨登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某种意义上，面对另类右翼的挑战，反对是容易的（虽然是必需的），理解则是困难的（当然绝不意味着接受）。关于另类右翼国内已有不少介绍，特别是其与“小粉红”、表情包相当雷同的网络属性，人们多少有些了解。我更关心的是，另类右翼的崛起对美国保守主义意味着什么？作为一种病理反应，另类右翼折射出美国政治文化的哪些问题？在反对另类右翼的同时，反对者是否应该做些自我检讨？凡此种种问题，在最近出版的《理解另类右翼》（Making Sense of the Alt-Right）一书中，乔治‧霍利（George Hawley）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

不过在探讨以上问题之前，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进化史。

一

与欧洲保守主义者不同，美国建国的独特性让美国保守主义只能保守“自由”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只有首先了解美国自由主义的家谱，才能把握美国保守主义的历史成因和复杂立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由于主张大政府、高税收和高福利的进步主义鸠占鹊巢，占用自由主义头衔，让古典自由主义者只能生造出“自由至上主义”这个术语自我正名，继而自由至上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在实质性主张上也产生了较为明晰的区别：前者强调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反对政府干预自由市场以及进行社会再分配；后者虽然看重财产权和经济自由权，但没有将之视为“道德上的绝对之物”，因此在反对进步主义的同时，会出于慈善原则、社会稳定或者市场稳定等权宜之计支持一定程度的再分配。自此，自由主义大家族内部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古典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以及从进步主义进化而来的自由主义（亦称当代自由主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内忧”——进步主义和“外患”——共产主义的里外夹击下，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逻辑，自由至上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亦称“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半心半意地集结在“保守主义”这面大旗下。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感情基础不够坚实的问题：自由至上主义者把自由视为最高的政治价值，传统主义者强调政治的最终目的是德性，而古典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则干脆写了一篇《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来划清界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弗兰克‧迈耶提出所谓的“融合主义”，试图在理论上整合保守主义。与此同时，威廉‧巴克莱立足《国民评论》，试图把共和党打造成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政治工具。在经典著作《1945 年以来的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运动》中，乔治‧H.纳什指出，虽然巴里‧戈德华特在 1964 年的总统选战中以大败告终，“但是人们忽然意识到，迈耶所主张的融合主义却赢得了胜利”。不仅如此，戈德华特的失败还以曲折的方式实现了巴克莱的夙愿：保守主义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是新保守主义粉墨登场的时代，作为“被现实打劫了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虽然转投共和党阵营，但与保守主义始终保持半心半意的关系，在国内政策上坚持新政的核心主张，在国际政策上推行积极的干预主义，总之，他们既是自由派的叛徒，又是保守派的内鬼，他们是一群热衷于哲学体系和深奥理论的知识精英，同时又对现实秩序和自由世界的全球扩张有着高度的热情。

新保守主义者的整体基调与传统的保守主义格格不入，其精神教父欧文‧克里斯托曾经半开玩笑地评论说：“作为一个新保守主义者，就必须要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无论现实是多么的沉闷压抑。在美国所有成功的政治都是希望的政治，这是传统的美国保守主义那里并不显著的一种情绪。”

同样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出现了关注社会道德议题的宗教右翼和政治保守主义者，他们聚焦色情文学、药物使用、大众娱乐业的粗俗化等议题，把美国社会的道德滑坡现象归咎于世俗人文主义也即当代自由主义，为此他们积极动员草根阶层和宗教信徒进入公共领域，准备打一场“激烈而持久的文化战争”。面对这一趋势，克里斯托曾经预言：“就长时段而言，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变化。”因为，“这种文化战争可能压倒何为政治与何为非政治的传统观念”。

综观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前三波浪潮，虽然理念各异、策略各异，但依旧有着如下几个基本共识：

首先，他们仍然愿意团结在“保守主义”的大旗下面，为进入主流保守主义圈子、成为家族聚会的正式成员而努力。

其次，传统主义者和宗教右翼虽然批评现代性和启蒙运动，但并不根本否定现代性和启蒙运动，而是基本认同甚至尊重自由、民主乃至平等这些核心价值。以争议最大的“平等”价值为例，通常认为这是当代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但是施特劳斯的著名弟子哈里‧雅法就认为《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绝非修辞学的浮饰，而就是美国革命的首要动机。

雅法甚至认为平等价值根本就是保守主义的原则。施特劳斯的另一个弟子哈维‧曼斯菲尔德虽然批评进步主义不知“过度平等”为何物，主张“人与人之间有差异和不平等，尤其是智力上的不平等”，但是他也没有彻底否定平等价值，更没有放弃捍卫“更好的民主”的初衷。

最后，当代美国保守主义一直与自由主义大家族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自认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传人，反对的是进步主义，但是构成其核心成员之一的却是自由至上主义。

历史学家阿兰•布林克利在《保守主义的问题》（1994）一文中指出：“二十世纪的大多数美国保守主义者都没准备好在哲学基础上与其理论对手自由主义传统做出区隔。……多数保守主义者会认为在二十世纪，相比自由主义，保卫自由更是保守主义者的核心关注。”

这个论断得到了曼斯菲尔德的响应，在他看来，保守主义不可能采取“回返”（go back）的策略，而只能走“缓行”（go slow）之路，不是要去“替代”自由主义，而是“纠正和弥补自由主义的局限”，敦促“自由主义坚守其自身的原则”。一言以蔽之，保守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把自由主义从进步主义手中拯救出来”。

虽然曼斯菲尔德明确区分了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但是从现实政治的效果看，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政治正在日益呈现出两党趋同、左右合流的走势，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党和进步主义显然扮演了更加主动的角色。其实，当年哈耶克反对保守主义的“决定性理由”正在于此，他认为保守主义缺乏独立的政治原则和理想，“天生不能为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提供另外一种选择的可能”。所以必然会被力量更大的那一方拖着走。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开始“理解”另类右翼横空出世的“部分合理性”，因为另类右翼为他们提供了第三种选择——“改道”。

二

其实，“另类右翼”的“另类”一词 alternative，正是取代和替代的意思，只是他们想要取代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主流保守主义。在《理解另类右翼》这本书中，霍利反复提请我们注意，另类右翼的主要攻击目标是主流保守主义和共和党的建制派力量，他们的目标不是在保守主义的家族聚会中觅得一席，而是掀翻桌子、另起炉灶，彻底地取而代之。

根据霍利的观察，他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个把拉塞尔‧柯克、弗兰克‧迈耶或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视为思想源泉的另类右翼。这意味着，对于主流保守派，另类右翼一个也不认同。正如极右翼运动人士亨特‧华莱士在南部民族主义网站Occidental Dissent上说的：

在美国，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全都是通常所说的自由主义家族的分支。所有这些群体都想要保存根本的自由世界秩序，尽管他们对于“自由”和“平等”孰先孰后存在分歧，而且彼此之间斗得不可开交。他们都共享了思路狭窄的自由主义世界观，认为更多的“自由”或者更多的“平等”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

我们不属于自由主义家族。我们把自己视为完全不同的种类。这就是为什么，比方说，我们中的多数人都享受挑衅性言论（trolling），因为我们压根不相信任何标准意义上的胡扯——例如，不存在比所有人都生而平等更自明的事情——以及政治正确性是一个无法抵制的对象。

这段话表明，在另类右翼看来，主流保守派跟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乃是“一丘之貉”。但这不足以让他们“改道”，其“改道”最直接的理由是，主流保守派的“缓行”方案无法阻止一个他们所不乐见的未来的发生：人口格局的必然改变，以及“白人国家”的必将失去。

另类右翼的核心主张是白人的身份政治，但是霍利特别指出，有必要区分“白人至上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这对概念，前者指的是在一个多种族共存的社会里白人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后者指的是将不同的种族完全隔离，分而治之。另类右翼是白人民族主义者而非白人至上主义者，这意味着他们的根本政治诉求是建立一个由纯种白人组成的单一种族社会。这是一个毫无现实根据的政治狂想，但是，缺乏现实政治的可操作性并不意味着没有现实政治的后果，所谓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对于另类右翼来说，重要的是他们把种族问题重新引入到公共政治视野当中。

在接受霍利的采访时，最早提出“另类右翼”的理查德‧斯宾塞自称身份至上主义者（identitarian），他说：

我会说一个身份至上主义者在追问任何其他问题之前都会追问“我是谁？”或者“我们是谁？”正因如此，虽然其他的政治意识形态可能建基于某种经济理论、某个宗教或者社会理论，但身份至上主义者则立足于某种身份之上。

我有多个身份，我是一个男人，我 38 岁，我在得克萨斯长大，出生在马萨诸塞。……虽然存在多重的身份……但是我会说种族是身份的基础。你无法摆脱这一点。不管你是否想要认同你的种族，种族都会与你认同。……你从哪里来这一点最终会影响你是谁。我认为你需要首先追问这些问题，然后你才能开始追问经济问题、外交政策等等。

在身份政治问题上，主流保守派的传统策略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平权运动为例，保守派认为平权运动导致了反向歧视，与择优原则相违背。曼斯菲尔德指出：“择优原则实际上是一项自由主义原则，当保守派将该原则拿来反对平权行动时，他们实际上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反对自由派。”

正是出于“把自由主义从进步主义手中解放出来”的逻辑，曼斯菲尔德批评某些保守派人士在平权行动上的让步，认为这会让保守派面临如下危险：“他们日益沦为政治正确和自由式的裙带主义的担保人或‘帮凶’。

面对自由派对自由主义的背叛，他们视而不见，而正是自由主义要求自由派按照一个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不是他的种族和性别对一个人做出评价。”因此，与主流保守派的任务不同，另类右翼从未打算把自由主义从进步主义手中解放出来，而是力争把右翼从传统保守派的手中解放出来。

另类右翼人士埃里森‧洛奇 2009 年在《达奇杂志》（Taki’s Magazine）上撰文指出：“南方策略让共和党成功胜选，但他们甚至压根儿就没有打算在移民或（种族）份额上做任何事情。”洛奇指责尼克松、里根以及老布什在移民政策上向民主党举旗投降。这让不少美国白人产生“被背叛”的怨恨情绪：“白人是保守主义政治中的主导成员，但是保守主义的有权势者却鲜少促进白人的利益。”

所以与主流保守派的策略不同，另类右翼不再通过强调择优原则来反对平权运动，恰恰相反，他们就是要通过重申白人民族主义来反对平权运动。

白人至上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的兴起，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身份政治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被进步力量用来反对守旧和狭隘的社会成规，也可以被保守力量用来捍卫守旧和狭隘的社会成规。

在传统观念里，身份政治是少数对于多数、边缘对于主流、弱势对于强势的抗争和挑战。一般来说，身份政治的行动者兼备边缘、少数和弱势这三个特征，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出现“多数+边缘+弱势”的奇特组合，白人民族主义就是最佳个案：虽然是多数群体，但由于长期被主流媒体和建制派（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忽视，所以在政治上处于边缘与弱势地位。

不管是否符合事实，重要的是另类右翼充分利用了这种不断自我强化的“被背叛感”，进而发展出一套“逆向身份政治”的逻辑。

政治哲学家威尔‧金里卡曾经指出，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意涵（political implication）部分地取决于主张者“是否接受自由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目的具有多样性和可修正性”。

正是因为拒绝接受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另类右翼的“逆向身份政治”将身份政治潜在的恶发挥到了极致：它不仅培养出唯我主义的狭隘视角，而且用反对平等价值的种族等级制和单一民族观取代了基于平等价值的多样性。

2016 年大选告诉我们，从三K党以降的形形色色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白人民族主义者、厌女症患者其实同样诉诸身份政治的逻辑，但因为他们在历史上长期属于多数、强势的一方，所以人们忽视了他们的身份政治的面向。时光流转，在政治正确话语主导美国政治已逾五十年的今天，这股被压抑已久的“逆向身份政治”话语终于爆发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这股“逆向身份政治”的潮流到底会导致什么样的未来？“旧日重现”不太可能，但它也绝非仅仅是“回光返照”，因为它与经济、阶级、宗教以及恐怖袭击等问题进行了多重捆绑，环环相扣，要想解开这么多的结和套谈何容易。

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也许需要更多地反省身份政治的负面效果，通过重返自由主义的社会正义视域，立足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策略，帮助那些少数、边缘、弱势的群体成为没有标签的、自由且负责任的个体，缓解甚至消解由˿身份带来的焦虑与愤恨，而不是强化、激化身份政治的逻辑。

三

很多右翼人士虽然不看好特朗普的品格与操守，但也不看衰特朗普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因为他们相信美国三权分立和联邦制度足以有效地限制特朗普的破坏力。应该说，这个判断并非没有合理性。如果将特朗普胜选视为一次“撞车试验”，目前为止，测试结果表明美国的政治制度有着足够的韧性和弹性。

可是就像金里卡所指出的，对于一个健全的自由民主制度，仅有平衡个人利益的程序性制度机制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一定水准的公平品德和公共精神，例如，“积极地、非独断地参与对权威的批判，通过慎议追求相互理解而不是通过讨价还价或者威胁去排他性地追求个人利益”。

自由民主制固然不要求人人都是天使，但自由民主制也不可能存活于由恶魔组成的社会里。若想实现健康的运转，自由民主制必须满足一个关键下限：“必须存在着足够数量的、在一种程度上拥有这些品德的公民。”

这个“关键下限”既包括量（人数）的指标也包括质（品德）的指标，就 2016 年大选而言，至少从“质”的指标出发，另类右翼的登堂入室已足以证明跌破了“关键下限”。

理解另类右翼的关键之处在于，他们是在打一场激烈而持久的文化战争。斯宾塞曾经毫不讳言地指出：“我不认为选举是改变世界的方式。你是通过重大的文化变化来改变世界的。”也就是说，大选只是手段，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改变美国的公共政治文化，最终改变世界。因此，万万不可因为另类右翼没有成为建制派的可能就低估他们的破坏力。

霍利认为特朗普不是另类右翼，他并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纳粹分子或者白人民族主义者。但是另一方面霍利也承认特朗普对于另类右翼的崛起可谓居功至伟。过去几十年里，主流的保守主义力量一直扮演着守门员的角色，通过党内清洗，将种族主义、纳粹主义以及白人民族主义隔绝在公众视野之外。\

特朗普就像是“意识形态的破冰者”，通过他无与伦比的破坏力，不仅“终结了保守主义在右翼政治中的垄断地位”，“表明右翼可以不遵守由共和党精英制定的游戏规则来获得胜利”，而且成功地突破了政治正确性的底线，为另类右翼在美国政治生态中获得一席之地扫清了障碍。

特朗普虽然不是另类右翼，但二者之间却在风格气质上颇为“惺惺相惜”。这首先体现在他们都是无法用传统的二元模式归类的存在。特朗普在名义上是共和党成员，政治光谱属于右翼而非左翼，但是仔细考察他的心智取向、政治理念（如果有的话）和政策主张就会发现他在贸易和对外政策方面比希拉里‧克林顿更左，但在移民议题上则比传统共和党更右；他鲜少通过主流媒体发声，而是惯用群众集会以及网络广场——推特，像古希腊的民意煽动者那样与拥趸直接发生联系；与另类右翼一样，他不了解也不珍视民主传统和基本价值，不断挑战政治正确性的边界，突破社会习俗和常规的底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特朗普与另类右翼另外一个共同之处是对胜利的渴望。事实上，如果一定要给特朗普贴上一个标签，那就是“赢家”二字。《国民评论》的资深编辑约拿•戈德伯格（Jonah Goldberg）认为：“在班农这里，以及在班农的鼓声中奋力划桨的许多右翼分子那里，动力并非来自种族主义或者反犹主义，动力来自不惜一切代价获胜的需求。”

其实，种族主义的动力与不惜一切代价获胜的需求并不矛盾，二者不是非此即彼，而恰恰是相互支持，因为从被背叛的怨恨心理中最容易生长出报复冲动。根据戈德伯格的观点：“在过去十年里，许多右翼评论者已经成功地说服他们自己，保守主义的真正问题是意志的缺乏（lack of will），他们心悦诚服地引用左翼活动家索尔•阿林斯基的观点，声称‘我们’必须要像‘他们’那样，不择手段地去‘赢’。”

在特朗普身上，他们看到了“赢”的可能性。所以哪怕特朗普冒天下之大不韪，攻击那位坠机身亡的穆斯林美国士兵的父母，他们也可以自我辩护说：“至少他是在战斗！”因为在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中，道德的考量是完全可以被抛在一边的。

霍利指出，尽管这个现象并不意味着有大量的美国白人悄悄地怀有另类右翼的信念，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白人不再把种族主义视为道德上的败坏，而且有意愿与明确的白人身份政治进行捆绑。

不破不立，大破大立，面对特朗普如蛮牛闯入瓷器店的破坏力，不少保守派这样自我安慰。曼斯菲尔德就是这样一边痛惜特朗普不是一个绅士，一边又对他肆无忌惮地攻击政治正确性而暗自窃喜。

可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是人类社会多年的经验。再好的制度也需要适当的民情和政治文化作为土壤。任何一个制度，如果想要实现良好的运转，就必须在制度之正义性和公民德性之间形成相互支持的“自循环”格局。而另类右翼的出现打破了这个格局。特朗普不是另类右翼，但是特朗普是那个打开瓶塞放出恶魔的人。他也许暂时还没有动摇美国政治制度这株大树，但让已经龟裂的美国公共政治文化土壤进一步的盐碱化了。

回到本文最初的那个判断，特朗普的胜利并没有让共和党变得精诚团结，保守主义也没有因此变得前程远大，恰恰相反，传统的保守主义曾经坚守的基本价值，无论是自由、德性还是秩序，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如霍利所言，作为一种运动，另类右翼既受惠于传统保守派的衰落又致力于加速它的最终崩溃。

从另类右翼的视角出发，传统保守派的“缓行”策略业已证明是投降路线，它无力拖住自由主义的脚步，反而会带乱自己的步伐，如果还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下讨论议题，保守主义就只能越来越趋同于自由主义。另类右翼祭出的白人民族主义，虽然在建制层面暂无落实的可能，但绝对不能低估它对美国政治公共文化的冲击和破坏。

有朋友乐观地预言另类右翼难成气候，时代巨轮滚滚向前，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得与时俱进。我对这样的乐观主义始终心存疑虑。也许从长时段看，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取向是不可逆的，但是这个进程却不可能如我们想像的那般平稳开阔。如果自由主义内部的偏保守力量也即左翼的建制派无法有效地延缓激进左翼的步伐，如果保守主义内部的偏进步力量也即右翼的建制派不能有效地遏制另类右翼的歧路，那么未来并不可期。

历史尚未终结，也许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作者按】：“我很喜欢哲学家赵汀阳的‘一个以及所有问题’说法，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思考需要覆盖的领域有多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落笔成文的时候，也需要论及所有问题，事实上，在给定的篇幅里面我们只能论及一个或者至多两三个问题，其余问题只是作为背景隐藏其后。拙文着重论述另类右翼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它牵涉到很多一带而过，但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比如Goldwater在1964年的选战策略及其对共和党的深远影响，National Review杂志的前世今生，福音派基督徒与进步主义者自1960年代以来的文化战争等等。也正因如此，我很乐意读到北大飞和崇明的作品（后者将发表在《读书》2018年第2期），只有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切入到这些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差异的主题，才有可能深入理解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周濂，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