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何边书：华为的困局根植于“产业民族主义”

华为“公主”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捕一事引起广泛关注。美国虽有因违反制裁禁令而处罚中国公司的先例，但直接拘捕公司高层还是第一次。何况美国“打压”华为并非单一事件。有理由相信，这是美国打击华为的一环。

基于华为与中国政府不清晰的关系，美国担心华为的理由有三个：第一，5G是当前各国竞争的大蛋糕，华为在5G研发中处于领先地位；第二，华为曾有“剽窃”美国科技的历史，美国认为华为一直盗窃美国技术；第三，美国担心华为可能在设备中安放后门，为中国“间谍活动”提供便利。至于华为涉嫌偷运美国禁运品给伊朗，只能算较为次要的理由（但正好被用来做口实）。

平心而论，所谓剽窃和“间谍活动”都缺乏证据。即便是美国智库CSIS最新的相关报告（James A. Lewis： How 5G Will Shape Innovation and Security A Primer），在剽窃和安全问题上对华为的指控都非常空泛。

华为多年前曾被指控剽窃思科的技术，但现在华为投入巨大的研发费用，其获得的专利不太可能仅凭“剽窃”就能得来。不过，除了一般理解的投入开发新技术之外，华为近年还大规模收购外国科技公司，因此华为“自主研发”的投入并没有纸面上这么大。只是虽然这些收购行动已经引起外国的关注，但收购本身是合法的，通过收购获取技术/专利也是西方企业惯用的模式，因此把华为的行为指责为“剽窃”也有失公道。

至于美国不断声称的华为在硬件中安放后门的指责，虽然在技术角度确有可能，但美国也很少拿出真凭实据。CSIS报告在这方面引用的还是美国2012年国会报告的内容，里面提及的“证据”大都是环境证据，比如认为华为和中兴对美国调查不配合，没有正面回答美国方面的问题（大部分是华为和中国政府的关系）等等。美国不拿出直接的证据，可能是没有，可能是有国安方面的考量，但在中国人看来更像是“口说无凭”。

事实上，美国2012年国会报告中花最大量篇幅描述的，是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可疑关系；CSIS报告重点放在华为5G技术的进步对美国国安的影响上。综合分析，若华为成功占有市场，美国将面临三种国安挑战：第一，在5G技术中将不得不受制中国；第二，华为万一在设备中安放后门，美国就无法防备；第三，华为在5G技术的领先将帮助中国在其他高科技产业领先，从而可能在科技上“弯道超车”。

可是，华为在5G上的“领先”有没有被夸大，这种“领先”是不是这么重要？值得进一步分析。为此，必须回顾并分析电信与5G技术的发展史。

5G技术是全球化的产物

5G时代与之前不同的地方是，从一开始，国际电信产业的持份者（包括制造商和运营商）已策划了一个统一的国际标准。

在电信发展史上，全球无线电话长期使用多个标准。在1G时代（模拟制式的“大哥大”电话），日本用NTT，美国用AMPS，北欧用NMT。在2G时代，全球有GSM和CDMA系统两个阵营。到了3G时代，全球进一步分为UMTS 、EDGE、W-CDMA、CDMA2000、WiMAX、TD-SCDMA等阵营。这些标准不统一，加大了制造商和运营商的成本，国际旅行者到标准不一的地区旅行也非常不方便。

到了4G时代，如果不算上“3.5G”的HSPA+技术，一开始LTE和WiMax技术并行，最后LTE（及其变种）战胜了WiMax。LTE有两个变种，一个是分频系统FDD（Frequency Division Duplexing），一个是主要是中国在用的分时系统TDD（Time Division Duplexing）。FDD和TDD在底层编码上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双工”（duplexing）的模式，FDD用两个频率，一个频率用于上行传输，一个用于下行传输；TDD用一个频率，以交错的时段分别实现上行和下行。有人认为由于在底层它们相通，于是还只算是一个标准。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LTE算是全球首次基本用上统一标准（当然这是竞争之后的产物）。这在无线通讯中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因为它极大降低了生产和使用的成本。现在大家到国外旅行，手机上网漫游非常方便，费用也相当低廉，标准统一是最非常重要的因素。

于是，到了5G时代的门槛前，全球电信业持份者纷纷认识到全球标准统一的好处，于是从一开始就决定不搞两套系统，而是共同协商同一标准。这在无线电讯史上是第一次。
不另起炉灶的一个原因是5G系统非常复杂。5G计划把三个不同的应用场面聚合在一起。第一个是“传统”的电信和移动上网服务（eMBB场景），这个应用的关键是带宽要够宽，速度要足够快。某种意义上说，是4G的升级版。第二个场景是远程控制（uRLLC场景），例如无人机、无人汽车、远程医疗等，这种应用更需要低延时性。第三种应用场景是把能想到的日用设备都连上网（mMTC场景），纷纷从“笨蛋”变为“智慧”，比如电冰箱、电饭锅、电灯之类（即所谓“物联网”）。这种应用场景不需要很快的速度，也对实时性要求不高，但由于涉及的“智慧产品”数量极为庞大，于是要求网络容量足够高，功耗则越低越好。

这三种场景的要求差别很大，很多时候甚至互相冲突，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要连上网。于是整个5G系统就变成一个庞然大物，单独开发的难度很大。统一标准，能便利系统开发。

解释5G系统不再另起炉灶的另一个说法（甚至更重要），是到了4G年代电子产品已进入微利，如果5G继续分裂为两个或以上的阵营，会严重影响整个行业的盈利。这一点与以上讨论的5G系统复杂也是相关的：正因为系统复杂，开发和建设费用都高，投入必然相当巨大，也影响赢利。

不过，笔者认为，微利预期只适用于传统场景的情况。而且，在传统场景下，以当前应用而论，对大部分人来说，4G速度已经足够快，更大的需求WiFi可以满足。因此对普通消费者而言，若没有“杀手级的应用”，他们是否愿意花更多钱去从4G转用5G，尚有很大疑问。很多普通消费者并没有强劲的数据需求——美国2G服务在2017年底才中止，使用3G网络的还大有人在——或许“增强现实（AR）”是一个应用，但目前还限于游戏领域。

相反，如果5G应用真的能成功扩展到其他两种场景，涉及的多是行业应用，利润将很大。可是，无论“智慧产品”还是远程控制，都要等5G建设好才能发展应用，但能否实现、以及真实需求的规模，都还有待检验。比如无人驾驶汽车是否实用？比如是否每人都需要一个从办公室就能控制的电饭锅？即便这些电器“应该”连上网，为何不用wifi而要用5G？这些都很成疑问。

因此，虽遭媒体力捧，5G技术仍然像是一种营销的手段，真实的赢利前景和赢利时间尚无法肯定。

华为并非“一统天下”

整个5G系统，大致可分为用户设备（包括传统移动电话及非传统的设备如智慧用品、无人汽车等）、无线接入网络（RAN）、骨干网络三大部分。制定5G标准的联盟（国际移动通信标准化组织3GPP）包括芯片设计、网路设备商、运营商等等。由于系统复杂，“部件”众多，涉及的标准和专利很多，没有一家能“独吃”。如科技评论者项立纲的一篇文章指出，现在全世界5G标准立项且通过的标准共50项，中国移动的标准占了10项，数量最多。

华为之所以比中国移动还引人注目，是因为华为竞争的是最基础、最核心的标准，即编码标准。编码标准分为数据信道（实际数据的编码）和控制信道（控制信号）两种，数据通道又分为长码和短码两类；控制通道的编码很短，故此不涉及长码。编码标准主要有三家激烈竞争，美国高通主推的LDPC方案、中国华为主推的Polar方案、欧洲主推的Turbo方案（该方案在3G和4G时代是主流标准）。

在2016年10月的国际会议上，在eMMB情景中的数据通道的长码方案采用高通主推的LDPC码，短码悬而未决。2016年11月的第二次会议中，eMMB情景中的数据通道的短码方案也被LDPC拿下，但eMMB情景中的信号通道的短码方案则被华为的Polar方案拿下。在2018年6月，这些结果正式被公布为5G的标准。

这里值得指出几点。

第一，在5G应用中的三大情景，目前只确定了eMMB情景的编码标准（即最传统的手机语音数据应用），其他两个情景尚在讨论中。

第二，中国很多媒体和自媒体一直宣传的华为赢得5G标准有点夸大其词。正确的说法是，高通和华为在三项投票中（数据通道长码、数据通道短码、控制通道）赢了两仗，输了一仗。

第三，华为力推的Polar码，其实不是华为自己的发明，是一位土耳其专家提出的理论。华为基于这种理论做研发，获得一些专利。但亦有人指出，专利并不都在华为手上。因此，它应该被形容为“华为力推”的方案，而不是“华为的方案”。这两者有很大分别。

因此，华为在5G中是成功的，但其成功程度并非没有被夸大的嫌疑。从技术上说，华为尚未取得令人担忧的垄断和领先地位，在关键芯片上还依赖外国，整个5G国际市场还是多边合作的共赢局面。这本来也是全球化经济的特征和愿景。

5G技术先天带有“产业国家主义”色彩

放在以前，华为这些成功实在不足以被专门针对。讽刺的是，5G技术又先天带有“产业国家主义”色彩，与这种产业全球化理念相悖。

首先，5G时代的愿景是把一切可以连上网的事物都网络化，社会将前所未有地依赖网络，这必然带来安全问题。

在5G之前，电讯业其实也被广泛视为“重要基础行业”，与国安密切相关。中国尤其如此，比如中国电信业一向禁止外资插足；当年新加坡电信想要收购香港电讯，还被香港政府和中央联手阻止。但在前5G年代，“产业民族主义”一般只限于运营商必须是国资企业，5G系统比以前复杂得多，还涉及远程控制和物联网，以及背后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一旦被渗透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美国从只关注中国运营商扩展到关注网络设备的安全性，是值得理解的。

其次，由于初始投入巨大（特别是基建，因为5G 频率高，传输距离短，需要极多的基站），盈利前景尚不明朗，没有国家政策的推动，5G很难成事。5G还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激烈竞争技术相关联，这对国家科技竞争力很重要，若完全由市场运作，分立的公司未必有全盘规划的眼光。

正因如此，5G必然带有“产业民族主义”的基因。到了在世界开始质疑全球化的年代，“产业民族主义”就不得不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思量因素。

中美都致力5G的发展，将其视为下一个科技竞争的焦点项目。中国早在《中国制造2025》中，已经把5G产业列为重中之重，多个部门联合支持5G基建，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外交机构为之护航等，几乎是举国之力。在5G基建方面，中国现有的无线基站已经有35万个，远超美国（3万个左右）。

美国意识到落后，也一改在1G—4G时代任由市场发展通讯产业的态度，开始积极制订5G产业政策。今年10月25日，特朗普签署了总统备忘录，要求制定积极的频谱政策支持5G。这当然只是第一步，而美国各界也不断呼吁，政府应该在基建等方面“松绑”，减少监管。可以预期，美国政府积极干预政策将不断出台。

中国和华为未能化解外界质疑

其实华为之所以被单独拿出来针对，也有部分中国和华为自己造成的原因。除了华为与中国政府关系不明这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华为追求“通吃”。

华为的真正强大之处（或令美国担忧的地方）有两个。首先，它是一家市场占有率很高的最终设备商和集成商，而不只是芯片商或者电脑提供商。相对于芯片商等，最终设备商和集成商最容易在设备上“动手脚”。即便安装时百分百安全，单是定期的更新已给“动手脚”留下空间。

更重要的是，华为特点不在于“特别精”，而在于“特别广”。可以看出，在用户、无线网路和骨干网络三大块中，华为的设备都占重要地位，而且它是唯一采取这个“由上至下”通吃的公司。

在设备内的八个关键部件上，尽管华为尚未能像设备市场那样通吃，但在小型基地台芯片组和网络处理器方面，华为都跻身前三，能与华为匹敌的公司寥寥无几。而且华为在市场占有率不高的其他六个关键部件上，还有备用的技术和开发能力。

这与其说是华为拥有过人的技术，不如说是一种充满中国式的自力更生的“产业民族主义”市场策略。与之相比，美国不但没有一个“通吃”的厂商，在无线通讯网的基建上，甚至整个美国都没有设备商。美国以前最有名的设备商朗讯（Lucent）早在2006年已经被阿尔卡特（Alcatel）兼并，随后整个阿尔卡特—朗讯又被诺基亚兼并。思科公司一向只提供骨干网络设备和用户端设备。于是美国要建设5G无线网络，不是用中国的华为、中兴，就是用欧洲的爱立信和诺基亚产品。

美国之所以在无线通讯网设备上“全军覆没”，是因为美国厂商基本遵循市场优化的原则，不会不顾成本地在各条战线上追求“一统天下”。朗讯本身就是从巨无霸AT&T分拆出来的公司。美国政府基于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经济考虑，也没有出手扶持设备产业。在全球化时代，这些做法都没有问题，但放在“产业民族主义”的角度下考量，美国公司的策略不能不说是一个颇大的缺口。这也是美国一定要拉上欧洲的原因。

华为为何能（看起来）违反经济规律，这和中国政府的支持当然关系重大。不过详细讨论超出本文的范围，此不多谈。

由于华为的“通吃”特性，它的规模远超其他的电讯设备公司。2017年它的销售额接近第二名的思科两倍，接近其无线设备竞争对手诺基亚和爱立信的3-4倍。其规模有助于它利用更低的价格把对手挤出。华为设备价格的相对低廉，也很可能与中国政府背后的支持有关。这些都有助华为占领市场。早在2014年，华为就获得世界第一份5G商业合同，在俄罗斯测试5G技术，为2018世界杯服务。华为董事长最近宣布，华为已经获得22份5G的商业合同，在5G市场获得先机。

第二，中国过分强调民族主义，过分强调“技术独立”，“统一的国家利益”，进一步加深外国的质疑。

中国在产业标准上早有“产业民族主义”的先例。比如在2003年，中国提出WAPI标准，要求所有Wi-Fi设备都需要用其标准，而且手机上不得支持Wi-Fi。中国和Wi-Fi联盟角力好几年，到2009年，中国才不得不采取“兼容方案”，为Wi-Fi开禁。

在2006年，中国又在3G标准上力推大唐TD-SCDMA标准。如果按照完全的市场运营原则，不成熟的TD-SCDMA标准必然不可行，其能上马完全是中国提供大量补贴、硬性要求中国移动的力推的结果。中国移动的3G业绩很糟糕，于是不得不提前升到4G，在4G时代抢了先，在5G年代也率先推出多项标准，这有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5G时代依然如故。2018年5月，中国网上突然兴起讨论，指责中国联想公司在上述2016年的两次国际会议的投票中“出卖华为”，引起不小风波。矛头直指联想老总柳传志。联想否认，但含糊其辞，鉴于柳传志人脉甚广，因此还出现“电讯业大佬纷纷力挺柳传志”之事。这种指责认为，正因联想没有“支持”自己人，在2016年第二次会议的对数据通道短码的投票中，联想以及其子公司摩托罗拉没有支持华为的polar方案，以致其落败。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国公司“必须”支持中国公司，否则就是“卖国”。

这种“产业民族主义”的心态与全球化摒弃国界区隔的潮流，或者说与国际产业界决意形成“统一的5G标准”的国际协作精神背道而驰。一方面，这种心态进一步鼓动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它也助长了外国对中国的“阴谋论”，担心中国在制定科技标准背后的意图。

在这种“产业民族主义”的宣传下，即便华为真的不存此心，要摆脱外国敌视，也注定无法成功。中国这样做到头来可能会得出“一拍两散”的结局。美国传出消息，正考虑以“紧急状态”的名义，规定美国不得进口华为和中兴的设备。其他国家暂时没有这么极端，但相信在美国积极推动下，响应美国的盟国最终不在少数。最极端的情况，5G产业在政治压力下再次形成两个标准或两个阵营，这对整个产业界来说可能是最大的苦果。

（何边书，科技与科技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