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何邊書：華為的困局根植於「產業民族主義」

華為「公主」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捕一事引起廣泛關注。美國雖有因違反制裁禁令而處罰中國公司的先例，但直接拘捕公司高層還是第一次。何況美國「打壓」華為並非單一事件。有理由相信，這是美國打擊華為的一環。

基於華爲與中國政府不清晰的關係，美國擔心華為的理由有三個：第一，5G是當前各國競爭的大蛋糕，華為在5G研發中處於領先地位；第二，華為曾有「剽竊」美國科技的歷史，美國認爲華為一直盜竊美國技術；第三，美國擔心華為可能在設備中安放後門，為中國「間諜活動」提供便利。至於華為涉嫌偷運美國禁運品給伊朗，只能算較爲次要的理由（但正好被用來做口實）。

平心而論，所謂剽竊和「間諜活動」都缺乏證據。即便是美國智庫CSIS最新的相關報告（James A. Lewis： How 5G Will Shape Innovation and Security A Primer），在剽竊和安全問題上對華為的指控都非常空泛。

華為多年前曾被指控剽竊思科的技術，但現在華爲投入巨大的研發費用，其獲得的專利不太可能僅憑「剽竊」就能得來。不過，除了一般理解的投入開發新技術之外，華為近年還大規模收購外國科技公司，因此華為「自主研發」的投入並沒有紙面上這麼大。只是雖然這些收購行動已經引起外國的關注，但收購本身是合法的，通過收購獲取技術/專利也是西方企業慣用的模式，因此把華為的行為指責為「剽竊」也有失公道。

至於美國不斷聲稱的華為在硬件中安放後門的指責，雖然在技術角度確有可能，但美國也很少拿出真憑實據。CSIS報告在這方面引用的還是美國2012年國會報告的內容，裏面提及的「證據」大都是環境證據，比如認爲華為和中興對美國調查不配合，沒有正面回答美國方面的問題（大部分是華為和中國政府的關係）等等。美國不拿出直接的證據，可能是沒有，可能是有國安方面的考量，但在中國人看來更像是「口説無憑」。

事實上，美國2012年國會報告中花最大量篇幅描述的，是華爲與中國政府的可疑關係；CSIS報告重點放在華為5G技術的進步對美國國安的影響上。綜合分析，若華為成功佔有市場，美國將面臨三種國安挑戰：第一，在5G技術中將不得不受制中國；第二，華為萬一在設備中安放後門，美國就無法防備；第三，華為在5G技術的領先將幫助中國在其他高科技產業領先，從而可能在科技上「彎道超車」。

可是，華為在5G上的「領先」有沒有被誇大，這種「領先」是不是這麽重要？值得進一步分析。爲此，必須回顧並分析電信與5G技術的發展史。

5G技術是全球化的產物

5G時代與之前不同的地方是，從一開始，國際電信產業的持份者（包括製造商和運營商）已策劃了一個統一的國際標準。

在電信發展史上，全球無綫電話長期使用多個標準。在1G時代（模擬制式的「大哥大」電話），日本用NTT，美國用AMPS，北歐用NMT。在2G時代，全球有GSM和CDMA系統兩個陣營。到了3G時代，全球進一步分爲UMTS 、EDGE、W-CDMA、CDMA2000、WiMAX、TD-SCDMA等陣營。這些標準不統一，加大了製造商和運營商的成本，國際旅行者到標準不一的地區旅行也非常不方便。

到了4G時代，如果不算上「3.5G」的HSPA+技術，一開始LTE和WiMax技術並行，最後LTE（及其變種）戰勝了WiMax。LTE有兩個變種，一個是分頻系統FDD（Frequency Division Duplexing），一個是主要是中國在用的分時系統TDD（Time Division Duplexing）。FDD和TDD在底層編碼上是一樣的，區別在於「雙工」（duplexing）的模式，FDD用兩個頻率，一個頻率用於上行傳輸，一個用於下行傳輸；TDD用一個頻率，以交錯的時段分別實現上行和下行。有人認爲由於在底層它們相通，於是還只算是一個標準。如果這種説法成立的話，LTE算是全球首次基本用上統一標準（當然這是競爭之後的產物）。這在無綫通訊中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因爲它極大降低了生產和使用的成本。現在大家到國外旅行，手機上網漫遊非常方便，費用也相當低廉，標準統一是最非常重要的因素。

於是，到了5G時代的門檻前，全球電信業持份者紛紛認識到全球標準統一的好處，於是從一開始就決定不搞兩套系統，而是共同協商同一標準。這在無線電訊史上是第一次。
不另起爐灶的一個原因是5G系統非常複雜。5G計劃把三個不同的應用場面聚合在一起。第一個是「傳統」的電信和移動上網服務（eMBB場景），這個應用的關鍵是帶寬要夠寬，速度要足夠快。某种意義上說，是4G的升級版。第二個場景是遠程控制（uRLLC場景），例如無人機、無人汽車、遠程醫療等，這種應用更需要低延時性。第三种應用場景是把能想到的日用設備都連上網（mMTC場景），紛紛從「笨蛋」變爲「智慧」，比如電冰箱、電飯鍋、電燈之類（即所謂「物聯網」）。這種應用場景不需要很快的速度，也對實時性要求不高，但由於涉及的「智慧產品」數量極爲龐大，於是要求網絡容量足夠高，功耗則越低越好。

這三种場景的要求差別很大，很多時候甚至互相衝突，唯一的共同點就是都要連上網。於是整個5G系統就變成一個龐然大物，單獨開發的難度很大。統一標準，能便利系統開發。

解釋5G系統不再另起爐灶的另一個說法（甚至更重要），是到了4G年代電子產品已進入微利，如果5G繼續分裂為兩個或以上的陣營，會嚴重影響整個行業的盈利。這一點與以上討論的5G系統複雜也是相關的：正因為系統複雜，開發和建設費用都高，投入必然相當巨大，也影響贏利。

不過，筆者認爲，微利預期只適用於傳統場景的情況。而且，在傳統場景下，以當前應用而論，對大部分人來說，4G速度已經足夠快，更大的需求WiFi可以滿足。因此對普通消費者而言，若沒有「殺手級的應用」，他們是否願意花更多錢去從4G轉用5G，尚有很大疑問。很多普通消費者並沒有強勁的數據需求——美國2G服務在2017年底才中止，使用3G網絡的還大有人在——或許「擴增實境（AR）」是一個應用，但目前還限於遊戲領域。

相反，如果5G應用真的能成功擴展到其他兩種場景，涉及的多是行業應用，利潤將很大。可是，無論「智慧產品」還是遠程控制，都要等5G建設好才能發展應用，但能否實現、以及真實需求的規模，都還有待檢驗。比如無人駕駛汽車是否實用？比如是否每人都需要一個從辦公室就能控制的電飯鍋？即便這些電器「應該」連上網，爲何不用wifi而要用5G？這些都很成疑問。

因此，雖遭媒體力捧，5G技術仍然像是一種營銷的手段，真實的贏利前景和贏利時間尚無法肯定。

華為並非「一統天下」

整個5G系統，大致可分爲用戶設備（包括傳統移動電話及非傳統的設備如智慧用品、無人汽車等）、無綫接入網絡（RAN）、骨幹網絡三大部分。制定5G標準的聯盟（國際移動通信標準化組織3GPP）包括芯片設計、網路設備商、運營商等等。由於系統複雜，「部件」衆多，涉及的標準和專利很多，沒有一家能「獨吃」。如科技評論者項立綱的一篇文章指出，現在全世界5G標準立項且通過的標準共50項，中國移動的標準佔了10項，數量最多。

華為之所以比中國移動還引人注目，是因為華為競爭的是最基礎、最核心的標準，即編碼標準。編碼標準分爲數據信道（實際數據的編碼）和控制信道（控制信號）兩種，數據通道又分爲長碼和短碼兩類；控制通道的編碼很短，故此不涉及長碼。編碼標準主要有三家激烈競爭，美國高通主推的LDPC方案、中國華為主推的Polar方案、歐洲主推的Turbo方案（該方案在3G和4G時代是主流標準）。

在2016年10月的國際會議上，在eMMB情景中的數據通道的長碼方案採用高通主推的LDPC碼，短碼懸而未決。2016年11月的第二次會議中，eMMB情景中的數據通道的短碼方案也被LDPC拿下，但eMMB情景中的信號通道的短碼方案則被華為的Polar方案拿下。在2018年6月，這些結果正式被公布為5G的標準。

這裏值得指出幾點。

第一，在5G應用中的三大情景，目前只確定了eMMB情景的編碼標準（即最傳統的手機語音數據應用），其他兩個情景尚在討論中。

第二，中國很多媒體和自媒體一直宣傳的華為贏得5G標準有點誇大其詞。正確的説法是，高通和華為在三項投票中（數據通道長碼、數據通道短碼、控制通道）贏了兩仗，輸了一仗。

第三，華為力推的Polar碼，其實不是華為自己的發明，是一位土耳其專家提出的理論。華為基於這種理論做研發，獲得一些專利。但亦有人指出，專利並不都在華為手上。因此，它應該被形容為「華為力推」的方案，而不是「華為的方案」。這兩者有很大分別。

因此，華為在5G中是成功的，但其成功程度並非沒有被誇大的嫌疑。從技術上說，華為尚未取得令人擔憂的壟斷和領先地位，在關鍵芯片上還依賴外國，整個5G國際市場還是多邊合作的共贏局面。這本來也是全球化經濟的特徵和願景。

5G技術先天帶有「產業國家主義」色彩

放在以前，華爲這些成功實在不足以被專門針對。諷刺的是，5G技術又先天帶有「產業國家主義」色彩，與這種產業全球化理念相悖。

首先，5G時代的願景是把一切可以連上網的事物都網絡化，社會將前所未有地依賴網絡，這必然帶來安全問題。

在5G之前，電訊業其實也被廣泛視為「重要基礎行業」，與國安密切相關。中國尤其如此，比如中國電信業一向禁止外資插足；當年新加坡電信想要收購香港電訊，還被香港政府和中央聯手阻止。但在前5G年代，「產業民族主義」一般只限於運營商必須是國資企業，5G系統比以前複雜得多，還涉及遠程控制和物聯網，以及背後的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一旦被滲透後果不堪設想。因此美國從只關注中國運營商擴展到關注網絡設備的安全性，是值得理解的。

其次，由於初始投入巨大（特別是基建，因為5G 頻率高，傳輸距離短，需要極多的基站），盈利前景尚不明朗，沒有國家政策的推動，5G很難成事。5G還與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激烈競爭技術相關聯，這對國家科技競爭力很重要，若完全由市場運作，分立的公司未必有全盤規劃的眼光。

正因如此，5G必然帶有「產業民族主義」的基因。到了在世界開始質疑全球化的年代，「產業民族主義」就不得不成爲一個極為重要的思量因素。

中美都致力5G的發展，將其視為下一個科技競爭的焦點項目。中國早在《中國製造2025》中，已經把5G產業列為重中之重，多個部門聯合支持5G基建，金融機構提供資金、外交機構為之護航等，幾乎是舉國之力。在5G基建方面，中國現有的無線基站已經有35萬個，遠超美國（3萬個左右）。

美國意識到落後，也一改在1G—4G時代任由市場發展通訊產業的態度，開始積極制訂5G產業政策。今年10月25日，特朗普簽署了總統備忘錄，要求制定積極的頻譜政策支持5G。這當然只是第一步，而美國各界也不斷呼籲，政府應該在基建等方面「鬆綁」，減少監管。可以預期，美國政府積極干預政策將不斷出台。

中國和華為未能化解外界質疑

其實華為之所以被單獨拿出來針對，也有部分中國和華爲自己造成的原因。除了華爲與中國政府關係不明這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外，還有兩個重要因素。

第一，華爲追求「通吃」。

華為的真正强大之處（或令美國擔憂的地方）有兩個。首先，它是一家市場佔有率很高的最終設備商和集成商，而不只是芯片商或者電腦提供商。相對於芯片商等，最終設備商和集成商最容易在設備上「動手腳」。即便安裝時百分百安全，單是定期的更新已給「動手腳」留下空間。

更重要的是，華為特點不在於「特別精」，而在於「特別廣」。可以看出，在用戶、無綫網路和骨幹網絡三大塊中，華為的設備都占重要地位，而且它是唯一採取這個「由上至下」通吃的公司。

在設備內的八個關鍵部件上，儘管華為尚未能像設備市場那樣通吃，但在小型基地台芯片組和網絡處理器方面，華為都躋身前三，能與華為匹敵的公司寥寥無幾。而且華為在市場佔有率不高的其他六個關鍵部件上，還有備用的技術和開發能力。

這與其說是華為擁有過人的技術，不如說是一種充滿中國式的自力更生的「產業民族主義」市場策略。與之相比，美國不但沒有一個「通吃」的廠商，在無綫通訊網的基建上，甚至整個美國都沒有設備商。美國以前最有名的設備商朗訊（Lucent）早在2006年已經被阿爾卡特（Alcatel）兼併，隨後整個阿爾卡特—朗訊又被諾基亞兼併。思科公司一向只提供骨幹網絡設備和用戶端設備。於是美國要建設5G無線網絡，不是用中國的華為、中興，就是用歐洲的愛立信和諾基亞產品。

美國之所以在無線通訊網設備上「全軍覆沒」，是因爲美國廠商基本遵循市場優化的原則，不會不顧成本地在各條戰綫上追求「一統天下」。朗訊本身就是從巨無霸AT&T分拆出來的公司。美國政府基於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經濟考慮，也沒有出手扶持設備產業。在全球化時代，這些做法都沒有問題，但放在「產業民族主義」的角度下考量，美國公司的策略不能不說是一個頗大的缺口。這也是美國一定要拉上歐洲的原因。

華爲爲何能（看起來）違反經濟規律，這和中國政府的支持當然關係重大。不過詳細討論超出本文的範圍，此不多談。

由於華為的「通吃」特性，它的規模遠超其他的電訊設備公司。2017年它的銷售額接近第二名的思科兩倍，接近其無綫設備競爭對手諾基亞和愛立信的3-4倍。其規模有助於它利用更低的價格把對手擠出。華為設備價格的相對低廉，也很可能與中國政府背後的支持有關。這些都有助華為佔領市場。早在2014年，華為就獲得世界第一份5G商業合同，在俄羅斯測試5G技術，為2018世界盃服務。華為董事長最近宣佈，華為已經獲得22份5G的商業合同，在5G市場獲得先機。

第二，中國過分強調民族主義，過分強調「技術獨立」，「統一的國家利益」，進一步加深外國的質疑。

中國在產業標準上早有「產業民族主義」的先例。比如在2003年，中國提出WAPI標準，要求所有Wi-Fi設備都需要用其標準，而且手機上不得支持Wi-Fi。中國和Wi-Fi聯盟角力好幾年，到2009年，中國才不得不採取「兼容方案」，為Wi-Fi開禁。

在2006年，中國又在3G標準上力推大唐TD-SCDMA標準。如果按照完全的市場運營原則，不成熟的TD-SCDMA標準必然不可行，其能上馬完全是中國提供大量補貼、硬性要求中國移動的力推的結果。中國移動的3G業績很糟糕，於是不得不提前升到4G，在4G時代搶了先，在5G年代也率先推出多項標準，這有點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5G時代依然如故。2018年5月，中國網上突然興起討論，指責中國聯想公司在上述2016年的兩次國際會議的投票中「出賣華為」，引起不小風波。矛頭直指聯想老總柳傳志。聯想否認，但含糊其辭，鑒於柳傳志人脈甚廣，因此還出現「電訊業大佬紛紛力挺柳傳志」之事。這種指責認爲，正因聯想沒有「支持」自己人，在2016年第二次會議的對數據通道短碼的投票中，聯想以及其子公司摩托羅拉沒有支持華為的polar方案，以致其落敗。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國公司「必須」支持中國公司，否則就是「賣國」。

這種「產業民族主義」的心態與全球化摒棄國界區隔的潮流，或者說與國際產業界決意形成「統一的5G標準」的國際協作精神背道而馳。一方面，這種心態進一步鼓動了中國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它也助長了外國對中國的「陰謀論」，擔心中國在制定科技標準背後的意圖。

在這種「產業民族主義」的宣傳下，即便華為真的不存此心，要擺脫外國敵視，也注定無法成功。中國這樣做到頭來可能會得出「一拍兩散」的結局。美國傳出消息，正考慮以「緊急狀態」的名義，規定美國不得進口華為和中興的設備。其他國家暫時沒有這麼極端，但相信在美國積極推動下，響應美國的盟國最終不在少數。最極端的情況，5G產業在政治壓力下再次形成兩個標準或兩個陣營，這對整個產業界來説可能是最大的苦果。

（何邊書，科技與科技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