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6日,著名建筑师贝聿铭年满百岁,虽然已经正式宣告退休,据说依旧参与建筑设计的讨论,活力与能量均惊人。事实上,如果环顾与他同世代的华人建筑师,贝聿铭无疑是其中最多彩缤纷的表现者;其他人或是困于时代政经大环境的现实,或者难以拿捏西方价值观主导下的现代建筑位置点,举足运筹各有其困顿犹豫处,似乎皆没有贝聿铭的自在灵活。
“国际风格”与立体派绘画风格
贝聿铭是广州的苏州望族之后,父亲贝祖贻曾任中华民国中央银行总裁,也是中国银行的创始人之一。他童年就有机会出入于苏州家宅的经典园林“狮子林”,18岁由上海搭船赴美,先后就读宾州大学、麻省理工与哈佛大学,并在哈佛遇上因纳粹迫害而迁往该处的包浩斯教学团队,其中有掌旗手葛罗培斯(Walter Gropius),与同样具深远影响力的布鲁耶(Marcel Breuer);当年的同班同学还包括有日后美国建筑界教父之称的菲利普.强生(Philip Johnson),以及几乎埋首台湾数十年的王大闳。
1983年贝聿铭获得普立兹克建筑奖(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也是第一位亚裔的得主。他以理性几何的绝对线条与造型(尤其是标签般的正三角风格),对源自欧陆的现代主义做出承传与致意,甚至因此被誉为“现代主义建筑的最后大师”。贝聿铭早期作品有着浓厚的后期密斯(Mies)“国际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的影子(简单说是以工业量产的模具化钢骨与玻璃所搭起的建筑物),但他对此似乎无意承认。
在书籍的访谈里,他说:“……葛罗培斯与我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国际风格’的定义,这是当时一个很大的话题。葛罗培斯坚信世界按不同的速度工业化,先西方后东方,世界早晚都将被工业化,这就是柯比意也曾提及的‘国际风格’将席卷全世界。但是我对此有怀疑,觉得这种看法对我来说太僵硬了,我以为建筑不该仅如此而已,但我还不能决定到底应该是什么,当时我还太年轻。”(注一)
之后,贝聿铭受到立体派绘画的影响,建筑的量体性格比较明确化,但真正的突破与奠定建筑界地位的作品,应是1978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完成的“国家美术馆东厢”。这件作品展现出贝聿铭处理建筑量体时,在轻与重间运用对比差异的能力,以及善于让自然光给人喜悦惊艳的敏锐感知力,成功在原本显得高度理性的空间中,流露出来宁静感性的可能。
贝聿铭1989年在巴黎完成的罗浮宫扩建工程,是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工程之一,也是唯一不需要经过竞赛,而由法国总统密特朗亲自委托的设计。这一件作品虽然过程争议极大,包括选择了与殖民历史隐约有矛盾对话的金字塔造型做为宣示,但无疑仍旧是贝聿铭的生涯重要代表作,也真正确认了贝聿铭在国际建筑界的地位。
积极与地域文化对话的尝试与矛盾
大约在这段平行的同期间,拜亚洲经济的蓬勃兴起,也提供许多表演的舞台,贝聿铭先在新加坡、继而香港,设计了一些高层大楼,包括1990年时香港第一高楼的“中银大厦”。同时在中国也开始被民族英雄般的蜂拥迎接,连续设计几个广受注目与争议的作品:先是1982年,贝聿铭在北京以改革开放后罕见的境外建筑师身份,设计了受到各方瞩目的“香山饭店”,以及1995年同在北京的“中国银行总行大厦”,和2002年接续落成的“苏州博物馆”。
这几个作品似乎挥别贝聿铭过往如影随形的“国际风格”,反而明显有着蓄意想与地域与文化连结的语汇出现,不免令人特意思索,这是否是肇因于他自身的文化血缘,所以开始探索的创作寻根?或者,这也只是他在商业环境的考量下,必须因时制宜的权宜策略呢?而这其中在风格的巨大转向,也同样令建筑界对于“现代主义建筑的最后大师”忽然显现出“后现代主义”倾向,有着疑惑与困扰。
当然,在贝聿铭后期的部分作品里,如1997年在日本滋贺县甲贺市的“美秀美术馆”,或是2008年在卡达杜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都显现出同样积极与地域文化对话的尝试。但是在同段时间内,贝聿铭在其他第一世界的同类型博物馆作品,譬如1990年在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新翼”,与大约同样在90年代在卢森堡设计的“现代美术馆”(Grand Duke Jean Museum of Modern Art),却又以全然现代主义的手法设计,似乎完全无视即令是欧陆的当代城市,其实也有历史文化特质存在的事实,或可说是以断裂的姿态对待历史文化与现代性的关连。
这样在处理在地文化时的矛盾,贝聿铭在同本被访谈的书籍里曾经说明。在他谈及中国城市当不当西化的问题时,他以在同属华人社会的香港与苏州为例,指出为两地做设计时必然会有不同的对应策略:
“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近代以来长期落后于西方,所谓的‘现代化’就常常会出现‘西方化’的现象。当然这应该也是因地而异的,譬如香港或是上海就不同于苏州。我曾经在香港设计了中国银行大厦,其建筑形式比较适合于香港这样一个国际金融城市,在苏州我就得走一条不同的路。”
虽然他随后立即指出苏州具有历史意义,必须积极回应,但似乎依旧是以现代化的所谓进程阶段,来决定地域的文化性究竟当被贴近或远离。这样的说法似乎符合以现代性进程的先后,决定文化的自体性如何呈现的一般想法,但是其中隐隐有着某种殖民主义时代惯用的人类学方法,以自身所处的价值位置(尤其是具优势的政经位置),作为看待他文化/文明差异的准则,于是将任何对文化与地域的蓄意表彰,视为落后地区必须以文化作为展示物的态度。这其中最令人担心的问题,是并不以思考文化的差异与本质为何的根本态度,来探究文化与现代性间的矛盾分合关系,反而以服膺类同一元价值观下的权宜姿态,断定说因为香港与上海已经够现代化与国际化,所以可以有着类同于西方的现代建筑,苏州则因为依旧不够现代,所以还必须暂时以文化符号挂身出场。
贝聿铭、王大闳与李承宽
这个问题当然可小也可大,主要是思考现代性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也暂时难以简单断定是非。而所以值得探讨的关键处,就在于如何检视贝聿铭的建筑核心价值为何?以及真正去细数他的建筑贡献究竟何在?
贝聿铭所发展出来的几何与理性造型的俐落风格,固然可以标志出他生存竞争的品牌位置,然而这样衍生的系列作品,由于缺乏深刻的思维意义作支撑,对于现代建筑的整体影响毕竟不大。而他后期极力发展、具有在地文化风格的建筑,却大半停留在牵强的表象语汇捕捉上,尤其蓄意将仅仅停留在视觉性转换的文化符号,与自身品牌的几何结构造型,作出各种强硬的造型结合,完全见不到对文化底蕴有更深层的探视意图,也见不到对在地传统材料或工匠技法的学习致意,都是令人有些失望的。
这样讲说贝聿铭,似乎显得严苛了些。但是我们在讨论他时,其实也应当回看一下与他生于同时代、一样离开生养自己母土的其他华人建筑师的作为,譬如王大闳与几年前逝世于德国的李承宽,以做相互的对比思考。我曾在一篇文章回应谢英俊的论点时,对这两位前辈略做叙述:
“王大闳与李承宽,虽同是令人景仰难及的优秀建筑人,但我看他们时,还是会把重点放在他们两人建筑价值何在的差异性上(这也同样适用在你与他们的比较上)。我觉得王大闳是在思索东方文化,如何能在当时西方价值主导的体系里延续的问题。文化(尤其是文人的文化)是他建筑作为的重心,他要做有文人价值信仰的建筑;李承宽的建筑,我觉得建构在西方启蒙运动的‘人本’理性思想上,是以个体主观意识作出发,对客体世界所提出的演绎,可说是以人(尤其是自我个体)为中心价值的建筑作为,与王大闳以文化客体为中心并不同。”
“因此李承宽的建筑,是完全可以置放入西方近代建筑史,一点波澜也不生的平顺自然;王大闳的建筑,则放不入西方建筑的架构,因为对他们而言,这种文化性是一种地域对现代化主流发展的反扑(西方从不须思考文化性的主体问题,因为他们的建筑就是文化),对他们而言,王大闳的作为可能是有趣的现象,但目前只能收放在现代建筑史的附录里,当奇特性(exotic)的建筑来看。”
“王大闳意图建立以文化为本位的建筑自体性,又同时接受现代主义的技术面主控性,我在其中见到传统文人‘退而不让、不争却坚持’的个性。”(注二)
身段柔软,核心信仰模糊
但是无论如何,贝聿铭能够成为20世纪最广为人知的华人建筑师,绝非易事也值得尊敬,这也是王大闳与李承宽似乎难于企及的成就。譬如他在面对各样艰难挑战时,尤其他同辈华人建筑师经常被制约住、似乎因此困于其间的时代政经力量,依旧显现出来不屈不挠的意志力,看似内敛不予人直接压力,却也绝不轻易退缩的个人魅力风采,以及善于捕捉业主与社会环境风向的敏锐观察力,使他本来很可能显得冰冷无感的理性建筑手法,得以包饰上淑世圆熟的叙事个性。
同时,他以当年来自第三世界少数族裔的身份,却能开阔且有说服力地对白人主导的西方文化作出认同与介入,非常准确也精妙地摆置自身在20世纪价值天秤的位置,确认如何生存与崛起的竞争模式,还能悠然地穿走在各方权力与资本间,让人甚至难以分辨究竟这是一位庄重坚持的艺术家,还是某位灵活善言的推销员了呢!
贝聿铭的成就与地位,都与他能够这样不断穿梭在自身各种显得矛盾的身份与价值观里,依旧能建立自我的强力话语能力有关。他能宜人宜时的柔软,是他绝对天赋的优点,却也可能正是使他的整体建筑生涯,过于偏重外象的话语叙事传达,因而仿佛有着缺乏真正核心信仰的遗憾。
(阮庆岳,台湾小说家、建筑师、台湾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教授)
注一:Conversations with I.M. Pei: Light is the Key– October 1, 2000
by Gero Von Boehm (《与贝聿铭对话》,林兵译,联经出版/台北 , 2003.11)
注二:〈从王大闳到李承宽〉,摘自《开门见山色》,阮庆岳著,麦田出版/台北 , 2013.08
筆者着重的不是單指建築師營造出來的建築體驗,而是建築人自身發出的核心定位,要了解這件事或明白自己在執業的過程當中自身的行為意義是做為建築設計者很重要的功課。
贝聿铭是位地标建筑师,卢浮宫改造打通了巴黎市中心的人行通道,盘活了僵化的老城中心,中银大厦给了香港回归前景的信心,蘇州博物馆带动了古城拙政园片区到平江路一带的的文化产业和商旅发展。这些看起来都是笔者没有亲身去感受和体验到的东西,所以只能在单体建筑的风格喜好上纸上谈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