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展鹏：中国“低端人口”的困局──这个城市梦，要醒了吗？

因为一场夺去19人生命的大火，北京市政府开始驱逐“低端人口”，一声令下，断水断电，大量外来人口一夜之间流离失所。

说是“外来人口”其实有点不尽不实，因为里面有些人已在北京住了10年、20年，甚至是30年。他们过去数十年带著“城市梦”离开农村到北京生活。如今，有人无家可归，有人无奈回乡。这一个城市梦，要醒了吗？

中国人对城市的迷信

当年在英国读书，我有个台湾同学曾在火车上听到两个中国大陆游客的对话，他们对于英国的现代化程度颇为失望，其中一人更断言：“英国除了伦敦以外都是乡下！”近几年，也有大陆游客去台北旅行，感觉台北只像个中国的二三线城市而已。

的确，过去数十年中国出现一些超级大城市，某些城市的中心商业区更有大都会的外观，而当今中国人亦对大城市非常迷信，城市化仿佛代表了一切的进步与美好。截至今年初，中国已有超过100个人口达百万的城市。

多年前，我到北京旅行，在南锣鼓胡同区的大学生戏剧节看了一出名为《梵高》的戏剧。剧中主角对人生迷惘，他尝试从爱情、金钱、艺术去找生命意义，却发现只有虚空与丑陋。终于，他灵机一动，想到城市是万恶的，于是到农村寻找世外桃源，但发现农村的问题一点也不比城市简单，最后无奈地回到城市。今天回看，这小品极具时代意义：现代中国人的菜单上已几乎没有农村这个选项了。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乡发展极度不平衡，城市富起来之后，农村生活贫困依然。如今，中国贵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农村小孩却仍需要国际慈善组织救援：我们很难想像会助养美国、英国或日本的儿童，但很多港澳人至今在助养中国大陆的农村小孩，因为他们的确很苦。对于农村人口来说，逃出农村是为了脱贫，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那都是出于对城市生活的想像。光是在北京，这种没有户籍的外来人口就超过800万，占全城人口近4成。

今天，如果中国梦可以分成两种，对外的中国梦是在世界舞台站起来，而对内的中国梦则大概是在繁华的大城市过著富裕的生活、成功的人生。

五光十色的虚幻城市梦

涌往城市的外来人口成了今天中国的“漂”一族，队伍非常庞大。无论在北京广州这些老城市，或是深圳珠海这种新兴城市，都满是抱著“城市梦”的移居者。他们有的能见度很高，在服务业的前线工作，当上清洁工、按摩技师、酒楼侍应，有的则隐而不见，在城市外围的大型工厂不见天日地工作，两者同样是薪水微薄，工作辛苦，常被剥夺。由于农村没工作机会，无路可退，他们只好在表面五光十色的城市中，继续心存虚幻的城市梦，有一天过一天。

早在驱逐“低端人口”之前，这些移居者的生活就不好过：他们在血汗工厂每天工作十数小时，幸运的可以挣钱寄回家，不幸的可能被雇主欠薪而追讨无门，可能因工受伤只得到些微赔偿，也可能成为“富士康十二连跳”中的亡魂。他们受到种种不平待遇，被歧视被打死等事件一直发生。在物价高昂的大城市，他们只能窝在最脏、最乱、最简陋、最危险的角落中生活。这次发生火灾的，就是北京的大兴区新建村，一个贫民聚居之地。他们有多苦？看一个细节就知道：有传媒报导，这种新建村街头最常见的广告就是“有偿献血”。

研究劳工问题的香港学者潘毅几年前在中大一个讲座中提到，自从中国建国以来，现在就是阶级矛盾最严峻的时候，但偏偏，这亦是最少人讨论阶级问题的时代。尽管贫富差距极度巨大，富人财团对无产工人的剥夺前所未有地严重，但是，曾经盛行的阶级语言却在社会中消失。

虽然农村的贫穷景象凄惨，但城市的阶级差异却更为明显，有人在繁华的王府井捡剩菜，有人彷如奴隶在工厂工作，但同时有人开名车住豪宅，吃一顿饭花去几万人民币。两种阶级在城市中擦身而过，闲时可能同样爱看韩剧，但是，两者却活在彻头彻尾的两个世界。

越来越不宜居的大城市

其实，无论对贫民或富人来说，大城市都越来越不宜居。城市人口密度过高，令交通成为一大问题，北京就被称为“堵城”，即堵车之城。由于人口超负荷，北京更面对食水供应不足。污染问题亦令人头痛，雾霾随著国力上升而倍加严重。惊人的房价不只令民工只能挤在贫民窟，就算是白领中产都上楼无望，有幸上楼的人则沦为房奴。

然而，尽管城市生活如此，但大量贫民还是往大城市挤，一方面因为已无退路，另一方面因为城市的繁华景象总是提供了社会流动的想像空间，一种“我有天也许可以发财致富”的阶级梦。几年前，我看了一部拍东莞厚街区的纪录片。台港澳人可能对厚街并不熟悉，但全盛时期，全世界过半数的名牌球鞋都是厚街的大型工厂生产的。片中，一个女民工说，她觉得城市的机会比较多，宁愿在外漂泊也不愿回去乡下，“也许我就是注定一生流浪著。”她面带笑意地说。城市也许保证不了美好生活，却总可制造浪漫的想像。今天，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东莞已有超过1,000万人口。

当中国人对城市化极度迷信，人类社会也大抵正处于工业革命以后对城市发展的批判最猛烈的时期：环保分子猛批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学者指出城市化常带来严重的贫富悬殊，文化保育人士痛恨城市化往往牺牲古旧建筑，左派学者探讨现代资本主义如何利用城市空间进行剥夺性的运作，动物保护人士批评现代城市对动物越来越不友善……。今天，无论在欧美或亚洲发达地区，越来越多年轻人渴望反璞归真的生活，“绿色生活”成为时髦概念，更有人身体力行去种田，远离城市。城市不再是美好生活的唯一选择。

在中国激烈的城市化进程中，2010年上海世博的主题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题目一锤定音地对城市下了结论。当时，浦西展区有城市最佳实践区及主题区：伦敦案例展示了环保的零碳建筑，丹麦的欧登塞案例介绍当地如何使单车在城市复活，马德里案例构建未来的环保“竹屋”及“空气树”。对今天中国来说，这个城市最佳实践区正是甚具启发性的他山之石，但它却颇受游人冷待，跟浦东国家馆区的热闹拥挤形成强烈对比，仿佛思考城市发展在今天中国并不重要。

十亿民工进城来

大约4年前，《十亿民工进城来》一书在台湾出版，出版社邀我写推荐序，我有幸率先读到这本书。作者唐米乐（Tom Miller）是一位英国的中国专家，在北京住了十多年。他分析大量民工涌到城市的趋势，并强调那是官方乐见并推动的“城镇化”──即是把大量人口从农村移到城市，配合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他又指出，政府希望未来中国的城市人口达到10亿之多。

唐米乐讨论如何改善有关城市化的不同制度，包括改革户口制度、进行土地改革、改善土地运用等。经他分析，我才知道当今不少中国问题都跟城市化有关：原来，近年不少官民冲突的起因，是农地的集体拥有权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可以逼农民贱卖土地而从中获利；原来，那些“鬼城”出现是中国城市不断向外扩张与民工不断进城的结果；原来，我们时常看到的断脚乞丐，很可能就是因为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在城里没法得到任何医疗补助……。作者强调，中国的城镇化趋势已不可逆转。

不料，这本书出版了才几年，政府又嫌北京太多“低端人口”，要把他们驱逐。也许，民工贡献北京发展的任务已完成，现在是碍手碍脚了？发展需要他们时，是“十亿民工进城来”；城市出现问题时，就是“低端人口滚出去”？

其实，世界各国都会随著经济发展的步伐推出不同的人口政策，无可厚非。中国人口惊人，更要调控。但是，人家调控的方式是以经济转型、房屋政策、交通配套等诱导人民自行迁移，而不是一声令下驱逐，令贫穷瞬间变成难民。这样做，既不人道不公义，也其实会令社会不稳：大量人口突然无家无业，就是潜在的罪案率。

平心而论，《十亿民工进城来》是一本分析中国城市问题的好书，但我亦在序言提出这样的疑问：“值得反思的是全书没有明言的假设──高度城市化似乎是中国前路的唯一选择，中国能做的只是完善它，而目标则是作者说的‘城市化做对了，中国可以超越美国，巩固它身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在这个大目标下，改善民工生活的一大原因，其实是让他们成为有消费能力的人，以保持国家经济持续发展。有关这一点，有人未必完全同意。也许，中国人的希望不过是在让人民温饱的前提下，保护生态环境，捍卫历史文化，维护社会公义，让国家可以健康地持续发展。”

驱逐行动宣告“城市梦”破灭

据报导，这次驱逐行动雷厉风行，已拓散至其他大城市。虽然，这些民工日后或许可以在三四线城市容身，但无论是“低端人口”的污名或驱逐行动的无情，某程度上都已宣告了“城市梦”的破灭。

值得思考的是：当“城市梦”不再，在实际层面，困在乡镇无法谋生的大量人口何去何从？在想像层面，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失去了“城市可以帮我脱贫”的社会流动想像，他们还有什么梦可以寄托？未来，他们会变成一股怎样的力量，为社会提供怎样的变数？

今天中国，从经济大势、人口调控、城市发展到梦想的建构，问题复杂。但无论从人道、公义或是稳定社会的角度，都要真正为社会弱势著想，去制定柔性而完善的长远政策。“城市梦”也许是虚幻的，但温饱与安居乐业却永远是最基本最实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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