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李展鵬:中國「低端人口」的困局──這個城市夢,要醒了嗎?

這些民工日後或許可以在三四線城市容身,但無論是「低端人口」的污名或驅逐行動的無情,某程度上都已宣告了「城市夢」的破滅。

因為一場奪去19人生命的大火,北京市政府開始驅逐「低端人口」,一聲令下,斷水斷電,大量外來人口一夜之間流離失所。

說是「外來人口」其實有點不盡不實,因為裡面有些人已在北京住了10年、20年,甚至是30年。他們過去數十年帶著「城市夢」離開農村到北京生活。如今,有人無家可歸,有人無奈回鄉。這一個城市夢,要醒了嗎?

中國人對城市的迷信

當年在英國讀書,我有個台灣同學曾在火車上聽到兩個中國大陸遊客的對話,他們對於英國的現代化程度頗為失望,其中一人更斷言:「英國除了倫敦以外都是鄉下!」近幾年,也有大陸遊客去台北旅行,感覺台北只像個中國的二三線城市而已。

的確,過去數十年中國出現一些超級大城市,某些城市的中心商業區更有大都會的外觀,而當今中國人亦對大城市非常迷信,城市化彷彿代表了一切的進步與美好。截至今年初,中國已有超過100個人口達百萬的城市。

多年前,我到北京旅行,在南鑼鼓胡同區的大學生戲劇節看了一齣名為《梵高》的戲劇。劇中主角對人生迷惘,他嘗試從愛情、金錢、藝術去找生命意義,卻發現只有虛空與醜陋。終於,他靈機一動,想到城市是萬惡的,於是到農村尋找世外桃源,但發現農村的問題一點也不比城市簡單,最後無奈地回到城市。今天回看,這小品極具時代意義:現代中國人的菜單上已幾乎沒有農村這個選項了。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城鄉發展極度不平衡,城市富起來之後,農村生活貧困依然。如今,中國貴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農村小孩卻仍需要國際慈善組織救援:我們很難想像會助養美國、英國或日本的兒童,但很多港澳人至今在助養中國大陸的農村小孩,因為他們的確很苦。對於農村人口來說,逃出農村是為了脫貧,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那都是出於對城市生活的想像。光是在北京,這種沒有戶籍的外來人口就超過800萬,佔全城人口近4成。

今天,如果中國夢可以分成兩種,對外的中國夢是在世界舞台站起來,而對內的中國夢則大概是在繁華的大城市過著富裕的生活、成功的人生。

五光十色的虛幻城市夢

湧往城市的外來人口成了今天中國的「漂」一族,隊伍非常龐大。無論在北京廣州這些老城市,或是深圳珠海這種新興城市,都滿是抱著「城市夢」的移居者。他們有的能見度很高,在服務業的前線工作,當上清潔工、按摩技師、酒樓侍應,有的則隱而不見,在城市外圍的大型工廠不見天日地工作,兩者同樣是薪水微薄,工作辛苦,常被剝奪。由於農村沒工作機會,無路可退,他們只好在表面五光十色的城市中,繼續心存虛幻的城市夢,有一天過一天。

早在驅逐「低端人口」之前,這些移居者的生活就不好過:他們在血汗工廠每天工作十數小時,幸運的可以掙錢寄回家,不幸的可能被僱主欠薪而追討無門,可能因工受傷只得到些微賠償,也可能成為「富士康十二連跳」中的亡魂。他們受到種種不平待遇,被歧視被打死等事件一直發生。在物價高昂的大城市,他們只能窩在最髒、最亂、最簡陋、最危險的角落中生活。這次發生火災的,就是北京的大興區新建村,一個貧民聚居之地。他們有多苦?看一個細節就知道:有傳媒報導,這種新建村街頭最常見的廣告就是「有償獻血」。

研究勞工問題的香港學者潘毅幾年前在中大一個講座中提到,自從中國建國以來,現在就是階級矛盾最嚴峻的時候,但偏偏,這亦是最少人討論階級問題的時代。儘管貧富差距極度巨大,富人財團對無產工人的剝奪前所未有地嚴重,但是,曾經盛行的階級語言卻在社會中消失。

雖然農村的貧窮景象淒慘,但城市的階級差異卻更為明顯,有人在繁華的王府井撿剩菜,有人彷如奴隸在工廠工作,但同時有人開名車住豪宅,吃一頓飯花去幾萬人民幣。兩種階級在城市中擦身而過,閒時可能同樣愛看韓劇,但是,兩者卻活在徹頭徹尾的兩個世界。

越來越不宜居的大城市

其實,無論對貧民或富人來說,大城市都越來越不宜居。城市人口密度過高,令交通成為一大問題,北京就被稱為「堵城」,即堵車之城。由於人口超負荷,北京更面對食水供應不足。污染問題亦令人頭痛,霧霾隨著國力上升而倍加嚴重。驚人的房價不只令民工只能擠在貧民窟,就算是白領中產都上樓無望,有幸上樓的人則淪為房奴。

然而,儘管城市生活如此,但大量貧民還是往大城市擠,一方面因為已無退路,另一方面因為城市的繁華景象總是提供了社會流動的想像空間,一種「我有天也許可以發財致富」的階級夢。幾年前,我看了一部拍東莞厚街區的紀錄片。台港澳人可能對厚街並不熟悉,但全盛時期,全世界過半數的名牌球鞋都是厚街的大型工廠生產的。片中,一個女民工說,她覺得城市的機會比較多,寧願在外漂泊也不願回去鄉下,「也許我就是注定一生流浪著。」她面帶笑意地說。城市也許保證不了美好生活,卻總可製造浪漫的想像。今天,被稱為「世界工廠」的東莞已有超過1,000萬人口。

當中國人對城市化極度迷信,人類社會也大抵正處於工業革命以後對城市發展的批判最猛烈的時期:環保分子猛批城市化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學者指出城市化常帶來嚴重的貧富懸殊,文化保育人士痛恨城市化往往犧牲古舊建築,左派學者探討現代資本主義如何利用城市空間進行剝奪性的運作,動物保護人士批評現代城市對動物越來越不友善……。今天,無論在歐美或亞洲發達地區,越來越多年輕人渴望反璞歸真的生活,「綠色生活」成為時髦概念,更有人身體力行去種田,遠離城市。城市不再是美好生活的唯一選擇。

在中國激烈的城市化進程中,2010年上海世博的主題就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題目一錘定音地對城市下了結論。當時,浦西展區有城市最佳實踐區及主題區:倫敦案例展示了環保的零碳建築,丹麥的歐登塞案例介紹當地如何使單車在城市復活,馬德里案例構建未來的環保「竹屋」及「空氣樹」。對今天中國來說,這個城市最佳實踐區正是甚具啟發性的他山之石,但它卻頗受遊人冷待,跟浦東國家館區的熱鬧擁擠形成強烈對比,彷彿思考城市發展在今天中國並不重要。

十億民工進城來

大約4年前,《十億民工進城來》一書在台灣出版,出版社邀我寫推薦序,我有幸率先讀到這本書。作者唐米樂(Tom Miller)是一位英國的中國專家,在北京住了十多年。他分析大量民工湧到城市的趨勢,並強調那是官方樂見並推動的「城鎮化」──即是把大量人口從農村移到城市,配合中國的整體經濟發展。他又指出,政府希望未來中國的城市人口達到10億之多。

唐米樂討論如何改善有關城市化的不同制度,包括改革戶口制度、進行土地改革、改善土地運用等。經他分析,我才知道當今不少中國問題都跟城市化有關:原來,近年不少官民衝突的起因,是農地的集體擁有權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可以逼農民賤賣土地而從中獲利;原來,那些「鬼城」出現是中國城市不斷向外擴張與民工不斷進城的結果;原來,我們時常看到的斷腳乞丐,很可能就是因為戶籍制度使得農民工在城裡沒法得到任何醫療補助……。作者強調,中國的城鎮化趨勢已不可逆轉。

不料,這本書出版了才幾年,政府又嫌北京太多「低端人口」,要把他們驅逐。也許,民工貢獻北京發展的任務已完成,現在是礙手礙腳了?發展需要他們時,是「十億民工進城來」;城市出現問題時,就是「低端人口滾出去」?

其實,世界各國都會隨著經濟發展的步伐推出不同的人口政策,無可厚非。中國人口驚人,更要調控。但是,人家調控的方式是以經濟轉型、房屋政策、交通配套等誘導人民自行遷移,而不是一聲令下驅逐,令貧窮瞬間變成難民。這樣做,既不人道不公義,也其實會令社會不穩:大量人口突然無家無業,就是潛在的罪案率。

平心而論,《十億民工進城來》是一本分析中國城市問題的好書,但我亦在序言提出這樣的疑問:「值得反思的是全書沒有明言的假設──高度城市化似乎是中國前路的唯一選擇,中國能做的只是完善它,而目標則是作者說的『城市化做對了,中國可以超越美國,鞏固它身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地位。』在這個大目標下,改善民工生活的一大原因,其實是讓他們成為有消費能力的人,以保持國家經濟持續發展。有關這一點,有人未必完全同意。也許,中國人的希望不過是在讓人民溫飽的前提下,保護生態環境,捍衛歷史文化,維護社會公義,讓國家可以健康地持續發展。」

驅逐行動宣告「城市夢」破滅

據報導,這次驅逐行動雷厲風行,已拓散至其他大城市。雖然,這些民工日後或許可以在三四線城市容身,但無論是「低端人口」的污名或驅逐行動的無情,某程度上都已宣告了「城市夢」的破滅。

值得思考的是:當「城市夢」不再,在實際層面,困在鄉鎮無法謀生的大量人口何去何從?在想像層面,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失去了「城市可以幫我脫貧」的社會流動想像,他們還有什麼夢可以寄託?未來,他們會變成一股怎樣的力量,為社會提供怎樣的變數?

今天中國,從經濟大勢、人口調控、城市發展到夢想的建構,問題複雜。但無論從人道、公義或是穩定社會的角度,都要真正為社會弱勢著想,去制定柔性而完善的長遠政策。「城市夢」也許是虛幻的,但溫飽與安居樂業卻永遠是最基本最實際的問題。

讀者評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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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北京低端人口風暴 凸顯中國制度自信問題
    距離11月18日晚間北京大興區「聚福緣」公寓火災的發生已經近三個星期,一把大火奪去了19條寶貴的生命,但持續延燒的卻是更大的「低端人口」風暴。
    火災後兩天,北京市當局立刻部署為期40天的「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專項行動」,針對北京外來人口聚居區的清理工作,驅趕北京城內的外地打工族和低收入族群。
    大批被當局稱為「低端人口」的外地民眾,在沒有安置方案的情況下,被迫在短時間內搬離北京。據不完全統計初估,一週之內,可能就有多達二十萬「外地來京低端人口」被暴力驅離。
    針對這場被「北京切除」的「低端人口」風暴,中國國內和國際社會輿論均一片譁然。北京官方以斷水、斷電方式逼使「低端人口」在寒冷冬天離開家園的粗暴手段,不僅在中國網路社群間蔓延非議,就連中國中央電視台也連續發表兩篇文章,針砭「整治要力度也要溫度、需重溫北京精神」、「不論以什麼名義都不能踐踏外來人口的尊嚴」。
    面對排山倒海的壓力,北京市委書記蔡奇終似有鬆動軟化跡象,12月3日蔡奇現身北京街頭訪視所謂「低端人口」的修鞋匠,並表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讓民眾生活更方便,讓北京更有溫度」。
    外界這場北京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清退行動」,關注的焦點多在於政府手法的粗暴與對基本人權的踐踏,也有論者去探究中國長期以來的「戶籍二元制度」對於「外地來京低端人口」的社會桎梏,或是去討論北上廣深這些急遽膨脹大型城市的社會治理問題。
    然而,面對這場「低端人口」風暴,筆者以為,問題的本質在於暴露出了近年來北京當局引以為傲的「中國模式」(China Model),在現代治理能力上的不足。
    簡單來說,「中國模式」其實是一種「威權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也就是政治上的威權主義與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混合體,相較於近年來西方民主國家迭於民粹政治與民主衰敗,「中國模式」被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認為是「更有效的治理」,也成為中國崛起過程中的「制度自信」。
    甫於10月落幕的中共19大,也藉此成功營造出「盛世中國」的氛圍,美國《時代周刊》(TIME)封面,就史無前例地以中文寫著「中國贏了」(China won)。但「中國模式」的美夢,卻在不到一個月後的一場北京大火和伴隨而來的「低端人口」風暴中窘態畢露。
    事實上,大型城市藍領(低端)移入人口的社會治理問題,其實是中國與西方、近代到現代都必須面對的重大挑戰。相關治理的案例俯拾皆是,當然治理的成效也良窳立判。
    例如香港1953年石硤尾大火,在港英政府的協調善後下,間接催生了後來的香港公共房屋制度;而英國在兩次大戰後都花費心力讓地方政府對貧民區進行大規模的清理和重建、大規模建造新的政府福利房,甚至在當時成為和英國國家醫療服務和英國鐵路並駕齊驅的大型公共項目。
    法國則自1956年立法著名的「冬季禁止驅離期」(trevehivernale)措施,在這段時間,暫停執行任何驅離措施,以免被驅逐者無處可去而受凍;東京則是在70年代城市膨脹的高峰期制訂了《工業控制法》,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和重化工產業疏解到郊區、中心城鎮以及國外,減少東京城市資源能源以及環境壓力。
    至於新加坡政府近年來面對大增的外籍勞工,推出的則是提供融入本地生活的課程,其中包括認識的勞工權益、新加坡的生活習慣和遇到困難時的求助渠道等。
    相較於此,北京市這次在處理上卻採取十分急遽和強硬的治理手段,包括停水停電、打砸門窗、強制封閉、寒冬街頭連夜遷離等種種非人道的、一刀切的野蠻驅趕方式,只求在短時間內的恣意整治和求快求效,而不考慮妥善的全面性治理措施,反映出的卻是中國地方官員的現代化社會治理觀念不足。
    因此央視批評「缺乏文明社會的人文關懷」確恰如其份,也突顯出「中國模式」在社會治理層次上,尚缺乏審議諮詢、民主監督、多元決策等基本元素,而只強調「國家意志」的貫徹。
    其實早在去年杭州為迎G20峰會大搞城市改造、限制物流車流、甚至要求居民「外出旅遊」,而今年9月廈門為迎金磚峰會也搞堅壁清野的維穩,我們就驚訝於「中國模式」在社會治理層次貫徹只求國家意志的強橫。
    儘管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今秋19大政治報告上,強調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但這次北京的「低端人口」風暴,讓外界看到的則是「中國模式」在治理能力現代化上的遠遠不足,也讓中國的「制度自信」蒙上一層陰影。
    https://tw.news.yahoo.com/%E3%80%90yahoo%E8%AB%96%E5%A3%87%EF%BC%8F%E7%8E%8B%E6%99%BA%E7%9B%9B%E3%80%91%E5%8C%97%E4%BA%AC%E4%BD%8E%E7%AB%AF%E4%BA%BA%E5%8F%A3%E9%A2%A8%E6%9A%B4-%E5%87%B8%E9%A1%AF%E4%B8%AD%E5%9C%8B%E5%88%B6-020450198.html

  2. 什么鬼,这不是城市梦破灭,而是不顾人权的强制清理。感觉作者在为这个行为洗白。现在就放眼未来忽略当下,是否为时过早

  3. 年中出台房地产以租代购后,这个结局已经可以推演出来,下一步估计会强推所谓的城市流民管理机制,进一步将人们清出一线城市

  4. 如果後果是用膝蓋就能想到的,只怕它也有了更鐵腕對付後遺的準備。

  5. 最終所有的問題都會指向一個共同的根本問題——專制。

  6. 被趕出來,又無處可去,後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