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习近平的“新时代”政治纲领：一个“革命”政党的世俗化转型

在中共过去三十多年的党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篇大会报告。报告试图坚持十二大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又修正十三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定义，然后奠定了未来30年的中共总路线，给出了一个未来中国的政治纲领。

过去一、二十年，中国社会面对着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和爆发，一直期待一个能够提供解决方案的总纲领，并对中共特别是胡锦涛执政时期“契尔年科式”的僵化缓慢、迟迟不能响应这一诉求尤其不满。其间，有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异议群体发起和联署《零八宪章》，但遭到打压，起草人之一刘晓波被判刑11年，并在十九大前几个月死于肝癌；随《零八宪章》运动而渐热的、围绕宪政改革的公共讨论，也在过去几年被消声；持续二十余年的公民社会运动所形成的人权律师群体、劳工组织、女权运动，和一批独立NGO，亦先后遭到打压。党内代表不同路线的不同派系，也在过去五年遭到了严酷整肃，如倡导更激进路线的薄、周、徐、令集团，被树为习的最大竞争对手，成为“反腐运动”、肃清余党的主要目标；而向民营资本提供庇护、代表官僚集团利益、也是胡温政权非正式指定隔代接班人的孙政才，也在十九大前夕沦为大会牺牲品。

习思想的毛主义血统

然后，在肃清党内外几乎所有对手、全国几无杂音的背景下，第一届任期届满五年的习近平，才向全党和公众提交这样的一份政治纲领，其核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13个字。在修辞上，这是对十三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再透过各常委在报告当天下午以“抬轿子”的方式，在分组讨论时一致冠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16个字，未来几天有望写入党章并获得通过，会后则相信会简化以“习近平思想”为名，向全党和全国公众宣传，企图实现与毛泽东思想并列的党内地位。

所以，本次大会习近平的历史定位和权力追求是毫无掩饰的。他意图树立比肩毛泽东的党内绝对权威：在确立未来中共转型纲领的同时，彻底巩固自身的集中权力，超越现有政治局常委的集体领导制，并为未来长期连任做准备。这是十九大的核心任务，也是这次开幕报告的中心，而不像江、胡时代总书记第一次报告的同时，就要迎来“隔代指定”的候任者；这次大会没有讨论五年后接班人的议题。

习近平的理论基础，则在于对1956年“八大”和1987年“十三大”以来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修正：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重新定义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在修辞层次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扩展，建构习近平的思想框架。

其实，会前一年，习近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号召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今年是这“两论”发表80周年，全党基层都被要求重读。习近平报告的基本方法论，也是以毛主义所强调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哲学为本，一方面论述新社会矛盾，同时呼吁全党进行“伟大斗争”，强烈表明习思想的毛主义血统。

历史上，如怀利（Raymond F.Wylie）的研究所证实的，“两论”是根据毛在1937年7、8月间的讲话文本编辑而成的；而“两论”文本，一方面沿袭斯大林主义教条，同时试图开辟毛自主性的理论尝试，即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由此，从哲学运动开始，毛展开与忠于莫斯科的王明路线的斗争；“两论”成为毛树立个人理论权威，进而集中权力、直到“七大”上确立“毛泽东思想”领导地位的关键文本。

美好生活的中产阶级价值观

另一方面，在逻辑层次上，十九大报告则以“美好生活”这样一个充满美国梦色彩和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修辞，取代了前30年带着求温饱“生存权”、强烈物质主义发展观的邓时代定义。报告对生态、扶贫、教育、医疗等环境和社会政策，以及对城市治理的强调，也表明这一政纲迎合中产阶级的价值取向。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做出两点有趣的推论：

其一，习近平智囊班子里政治学家的话语权上升。报告修辞摆脱了胡时期报告空洞冗长、面面俱到的许诺，体例上则更接近1987年的十三大报告和1992年的十四大报告，而比胡锦涛时期的动辄十几部分，简化了许多；与毛主义对矛盾、对斗争的强调，亦并行不悖地混搭在报告语辞中。

然而，他（们）在宣传口径上虽然拒绝西方式民主和普世主义价值观，却在政策取向上效仿美国梦和美好生活的组合，不能不说某种程度上向世界坦白了以美国为师的发展心迹，显露了报告撰写组当中资深政治学者的卖力。他们先后以“中国梦”加“美好生活”的组合，引领一个不强调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率，转向内需导向和分配政策的经济转型。

其二，中（美）国梦和美好生活的组合，理论上则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对美好生活的哲学探讨，以及新教徒们在新大陆的工业革命浪潮下，尤其是战后经济繁荣所创造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丰裕社会”图景。在过去几年，这一提法也屡见于中国一些“网红”哲学家。他们不懈地对“可能生活”和“良好生活”做新柏拉图主义的解读，颇迎合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小清新”口味。党内理论工作者对此的借用和发挥，其意义相当深远，相当于一次不谈阶级却通篇皆中产阶级、未直接点明却主动迎合中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转型。

进而，如果对比此前中共意识形态及党的报告对社会主义的强调和坚持，这种“美好生活”的转向倒更像是放弃对社会主义的类宗教执迷，而面向人民生活的世俗化转型。而如果对比此前追求工业化规模、扩大供给的发展模式，“美好生活”的提法则更像是一次促进内需和消费升级的国民动员，因应未来经济下行、供给侧（Supply Side）改革和环保主义造成的结构调整，提供一个持续性的消费支撑。

中共世俗化转型与面对的悖论

当然，更重要的是，如果“世俗的原初含义是‘有关时代的’”，也即是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世俗时代》中对世俗性的解释，而非宗教意义上的时间永恒或者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千禧年主义形态，习近平对美好生活的倡导才有了“新时代”的意义：在邓小平“不谈姓社姓资”的30年悬置后，真正开始了共产党的世俗化转型。

然后，也只有在世俗时代的意义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对现代化目标和追求民族国家建设的执著，才可能得到理解：那是一个告别共产主义革命政党的宣言。

其剩下要做的，只是专制地自我定义人民的需求，罔顾社会的多元需求和潜在政治竞争者对人民需求的回应；或者，只是继续在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幌子下，放弃一切超越性的理想，以维持权力和政权为最终目标，而不惜使用任何手段。

例如，在使用斗争哲学和手段对付国内外矛盾的同时，本次报告最为鲜明的，就是以“切香肠”的小幅让步方式，在所有社会矛盾激化的领域上一点点让利，赢得迂回空间。如教育上减免贫困地区学生的学费和寄宿费、促进高中普及，取消农村户口消灭城乡差别，也承诺改革计划生育以适应老龄化社会，甚至提出推动“合宪性审查”，满足早前宪政运动的要求等等。而这一切让步，都是在“美好生活”和均衡发展的框架下，避免触及一部分“先觉悟起来”的公众对更大范围的宪改、更多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和民主转型的要求，而至少在未来30年延缓这些宪政、民主、自由议题等形成挑战性的运动。

理论上，这种政党的“世俗化”转型，代表着一个革命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只是，这一转型，却需要重新利用毛主义不断革命的动员方式，进行内部整肃和动员，而且面临两个长期性的转型悖论。

其一，也是经历过类似转型的国民党曾经面对的难题：是否存在永续执政的可能？与此相关，个人的终身执政到底是有助于政党的永续执政，还是反而可能提早终结政党执政？所谓“其亡也忽焉”，毛泽东当年进北平前面对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这是一个新毛主义者不可能逃避的难题。

其次，一个世俗化的长期执政党，总是不可避免地被官僚化，并随执政进程最终演变成为一个完全的官僚政党。尤其是，在继续“现代化”所需要的技术官僚化，以及“党领导一切”的全能主义原则全面渗透社会经济生活的情况下，这个政党的彻底官僚化和世俗化将会加速，也与人民的“美好生活”全面交叉、重合。这也意味着，习近平推动的反腐败运动短期内越成功，从而完成党的世俗化转型、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那么长期而论，便可能越为政党在未来的全面腐败提供土壤。

这些悖论，来自现代化过程中政党转型所面对的内生挑战，无关乎外部势力，也与十九大最为引发外界关注的两个核心议题有关，即习近平的权力野心和反腐运动成效。换言之，无论十九大最终决议如何、未来方向如何，一个以高姿态告别革命的政党，无论害不害怕，都可能将一切或会危及其执政地位的挑战，不论规模宏大还是微小，都视为革命。

那么，当这个政党正在试图使出浑身解数讨好一个新兴中产阶级，且不惜以自身全面转型为代价，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的态度变化，支持或不满的任何边际变动，都可能对该党产生不可测的影响，例如去年发生的雷洋案件。这也就意味着，在一个消除了任何可见竞争力量的中共政权内部，世俗中产阶级的存在本身，就是唯一不确定的力量和因素，那与中产阶级生产的公共领域及其超政治的世俗性有关。

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对未来悲观的理由。

（白信，政治学博士，社会运动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