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钟剑华：林郑月娥首份施政报告，算是走出合理的第一步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第一份《施政报告》发表后，社会的反应显然较过往平静。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进行的民意调查也发现，这份施政报告比梁振英任内的都要高分。看来，这可以说成是林郑月娥作为特首开局算是不错的一个证据。其实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虽然香港社会确实仍然在政治上颇为对立，而造成这些对立的因素很多，且经过几年的纠结，要在短时间内缝合社会的撕裂并不容易，但只要政府采取主动，释出善意，香港社会的气氛确是可以变得较缓和的。

2012年3月25日，当梁振英当选特首之后，他曾经说过从此以后“再没有梁营、唐营、何营之分，只有一个香港营”，又说过会拿着一张凳、一本簿及一支笔，四出听取民意。但几年下来，他的好斗作风，却是令社会对立撕裂更加严重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林郑月娥由参与特首选举到当选后，都一再重复说要树立“施政新风格”，要“与民共议”；又说自己不是一个喜欢斗争的人，希望能够修补社会撕裂。但愿这一种说法能够在未来几年得到体现，而这份施政报告能够获得较佳的评价，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正是她能够展现出较为合理的态度及角度。虽然可能仍然不理想，也远远不能满足各界，但综观全份施政报告，总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起步点了。

政府的施政固然是政治，除了解决当前的问题及推动发展之外，也要平息争议、争取人民的支持。政治往往也是一种感觉。正因如此，每一年的施政报告除了是一份工作报告及施政蓝图之外，也是领导人及其政府的政治表态，除了展现成绩与视野之外，也要令人民感觉良好。

与梁振英的施政报告比较

如果与近几年梁振英的几份施政报告作一个简单的比较，不难理解为何这份报告令市民感觉比较良好。2015年1月，梁振英发表其第三份施政报告时，雨伞运动才刚被政府平息，但政改方案还有待立法会投票表决，争议还未完结。大家都明白，跟着便会有一连串的政治善后及法律追究。这个时候发表的施政报告，作为特首的梁振英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方法纾缓对抗后很绷紧的气氛，而且还要火上加油。

那份施政报告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当然就是梁振英特别提出了香港大学学生报《学苑》那一辑讨论港独的文章，及后来独立出版的那一本书。那一份学生报早在雨伞运动之前已经出版，其实没有多少人留意到。梁振英在那个时候旧事重提，把一份没有多少香港人看过的刊物及文章提出来，不是火上加油还是什么？

如果从施政的角度来看，当有大批年轻人采取激烈手法反对政府，对抗政府的政改建议，任何领导人都应该明白在事件逐渐平息后，应该要看看如何重新争取年轻人的支持及理解。梁振英政府反其道而行，利用施政报告进一步挑动对抗气氛。报告发表后，引起各方强烈批评，梁振英事后在记者会、施政报告的传媒论坛及其他场合，还大言炎炎说自己有责任提出这个问题，让社会警惕。但真的要在施政报告中白纸黑字作出挑衅吗？在那个时候这样提出，不正是向正在感到迷失的年轻一代作出一个十分重要的提示吗？后来一连串港独争议、出现争取港独的组织，甚至成为政治选举中的议题，其实都与这个在施政报告中的高调提示有关。

那份施政报告除了批评《学苑》之外，也明显表达了梁对当下年轻一代采取了对抗及放弃的态度，其中大谈要吸引移民海外的港人第二代回香港发展，又说要提供更多资源推动小学生往国内交流。报告也花了大量篇幅高谈“一国”，似乎是有意要矮化“两制”。这种种都令香港人对那份施政报告感觉十分不良好，注定梁政府往后的施政困难无可避免了。

到了2016年初那一份施政报告，梁用上了大量篇幅大谈“一带一路”。整份施政报告的调子根本不像是要向香港人表述政府的施政，而是要向中央政府表白梁振英的日月贞忠，要在香港的施政上要紧跟中央的大政策。在那个时候，梁振英是否能够获得中央的祝福参选连任特首尚未有定案，而他寻求连任的意图，已经是呼之欲出，该份施政报告仿佛就变成了他争取竞逐连任的宣言。

到了2017年1月，那份上届政府的最后施政报告发表之时，梁振英已经代表了过去，他未能竞逐连任已成定局。那份由他捉刀的报告便变成了一个政府施政项目的大杂烩，把过去几年所有能够想得出的施政都放进去；所有未完成的政策，就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未必能够在新一届政府落实的方案，例如强积金对冲及标准工时。其目的就是要蒙混过关，要证明梁特首已经成功完成五年前他那一份参选政纲。

以梁振英在这一段时间内的民望，这样的姿态，如何能够争取市民对这两份施政报告有较佳的评价？
今年这份施政报告，林郑月娥起码没有利用刚在9月才出现的校园港独海报事件大做文章；也没有“乘胜追击”，在政府DQ（Disqualify，取消资格）了部分民主派议员，以及检控部分年轻示威者让他们坐牢，这两事上继续纠缠下去；更没有以这些事来标榜政府如何正确。有人可能会批评林郑月娥刻意回避政治，但在死结未能解开，有些问题也是之前几年政治争议的延续这个前提之下，政府能够积一点口德，避免主动挑衅，其实已是合适的做法，也是争取市民理解，以及主动寻求纾缓社会矛盾的应有之义。

政府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林郑月娥也背负着很多制度造成的困境。在施政报告发表之前，她也曾经试过沉不住气，例如在出席街坊组织的典礼活动中呼吁对不正确的事要勇于发声，那明显是带有挑动社会对立及动员一派打击另一派的嫌疑了。不过，幸好这样的口吻没有在施政报告中再出现。

能够以一个较为平和的调子讲述施政蓝图及主要的政策意念，避免挑动矛盾及进一步的政治对抗，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合理的起步，也令市民对这份施政报告的感觉比之前那几份较为平静祥和。

较过往“香港本位”的施政报告

第一任特首董建华任内，令人感觉最差的是他那种大家长的态度与作风。董先生本身是一位十分传统、作风保守的政治人物。在施政取向上，也比较倾向尽快把香港融入大中华主体，而急于淡化香港在殖民地时代累积下来的那一种国际性。他最终见弃于香港人，这也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

这并不是说所有香港人都抗拒融入大中华。事实上，香港的经济及社会进一步与国内融合，已经是一个难以避免的趋势，但在这个融入过程中，如何保持香港的特色、保持香港的国际性、避免习染国内政治及行政上的一些落后元素，这些也是十分重要的，也是“一国两制”及香港回归的核心意念。

因此，作为代表香港人的特区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及大中华融合这个过程中，如何同时为香港的独特性定位，也十分重要。

特首曾荫权任内，没有展示具开创性的施政蓝图，也没有大刀阔斧处理香港面对的各种问题，但他也没有像董先生那样处处突出一国，淡化两制。因此虽然他任满之时也是灰头土脸，但总算是全身而退了，后来被检控已是后话。

上一届梁振英政府任内，其中一个最令人反感的，不但是要“淡化两制”，而是像要“矮化两制”了。他这一取向，某程度上可能有现实的需要，也可能是他几十年来为中央政府办事而形成了的政治品格。在其任内，因为政治改革争议而造成的社会对立，及社会对他个人的不信任，也令他更有意识地刻意矮化两制，同时也令他处处站在香港人的对立面。这令原本在2012年时曾经对他抱有盼望的年轻人，短时间内变成最不信任他、最抗拒一国、最不愿承认自己中国人身份，甚至要争取独立的一群人。

要应对这种局面，高压打击肯定没有什么用。强调要高速融入一国，把香港的国际定位淡化，也只会招来更大的怀疑和不安。这正是梁振英政府任内民望江河日下、社会越加不安动荡、撕裂越趋严重的主要原因。

政府可以选择用尽千方百计推动香港配合主权国的大政策，也希望香港经济社会都可以从中得益，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但却没有必要把这些因素强调到像要香港人放弃幻想、放弃自己的身份和对香港社会的认同。

上面提及2016年那一份施政报告，虽然也有提及香港的独特优势，但总的而言，似乎还是要把香港定位为只是一个中国的城市，这就真的很难令香港人感觉良好了。

相对而言，在今年这份施政报告中，特首当然难免也要在开场时说几段好话，照顾一下中央政府的情绪，但除了没有再挑动香港内部的对立之外，在某些位置上，也明显调整了过往几份施政报告对香港社会的定位。例如，虽然报告在第三章的中间也花了一些篇幅谈“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但在这个讨论之前，第二章主要讨论的还是香港内部管治的问题，中间分别只有各一段谈到《基本法》23条立法及政改，是否足够，这是另一个课题了。

就算在第三章，谈及香港的“多元经济”，未谈到加强与内地合作及“ 一带一路”等机会之前，政府先谈的，是特区政府与内地及海外政府的“政府对政府事务”及双边关系。这一个轻微的定位转移，似只是轻轻带过，也不一定说明特区政府会调整过去几年的政策方向，但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姿态调整，也是对香港刻下社会情绪的一种照顾。

同样的处理，在第六章中也可以见到。那一章谈到“宜居城市”，在谈过了“理念”及香港内部“交通运输”发展问题之后，才谈到“高铁一地两检”及“港珠澳大桥”。

这一种以香港为先的铺叙方式，虽然不一定能够保证政府以后都会以更“香港本位”的立足点来处理香港社会的种种问题和发展，但如果政府能够经常保持这一种警觉性，也明白到需要以这种取态来稳定香港的民心、保持香港人的信心及自我意识，这对香港社会内部的复和还是应该有帮助的。

意愿良好，也难长远回避政改

施政报告当然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其内容讨论到的香港内部具体施政，有很多都有争议之处，例如房屋政策的调整便有可能带来十分长远的影响。

施政报告用了一章来谈“与青年同行”，这明显是针对年轻一代的躁动及对现实的不满。分布于每个章节，都有一些争取年轻人的新举措。是否有效，还得拭目以待。但做一些事争取年轻一代，总比摆明车马想放弃他们，或要以政府之力来硬生生改变他们好。

另一方面，如果政府仍然回避政改问题，就算加大力度帮助年轻一代买楼，提供更多发言及发展的机会，是否就能够令香港的政治转趋平静？这一点也令人有理由怀疑。

香港社会对立撕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于政治制度的不公平，不处理这个核心问题，其他很多争议都难以解决。不解开政制这个死结，政府的施政无论如何意愿良好，要有效推行落实仍必然会难关重重。不推动政改，政府也难以摆平不同阶层及界别的利益。

显然，政府这份施政报告除了上述在策略及基本立足点上的调整之外，也希望把有争议的问题先摆开，先处理好一些惠民便民的措施，从而巩固政府的支持，摆脱政府的弱势，然后再徐图后计。这一个如意算盘是否打得响，现在可能言之尚早。

不过，政府愿意首先采取主动，放下几年来的高姿态及傲慢，减少说一些挑衅性的说话，尽量照顾不同的诉求，无论如何也可以说是行出了第一步。作为政府就是要这样，在竞逐执政的过程中，可以立场鲜明，可以针锋相对，但一旦执政，无论面对不同的挑战和批评，都要本着一种操持权力者应有的谦卑。希望政府能够抱有耐性，继续本着与民为善的态度，来处理香港十分复杂的施政及政治争议。虽然说特区政府是要双重交代，但所谓“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就是要有一个立足香港，代表香港人的政府，而不是只要一个代表北京来管治香港的政府。

（钟剑华，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