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家翘：中国和香港──国家与城市的探戈

香港回归中国20年了。这20年的风风雨雨，至少让香港人对香港多了点认识。以地缘政治的角度重新审视香港，以及它与中国的关系，是近几年来相关讨论中一个较受关注的观点。因相关讨论已有不少，这里我把地缘政治分析对中港关系的一套理解，整理再加以发挥为以下五点：

一、香港位处国际体系的节点之上，地缘政治环境复杂。自开埠之初，它已是欧西列强通往古老中国之桥头堡，也是中国窥探新世界的“窗口”。及至1949年，香港落入了冷战的困局，被称为“东方的柏林”。此时，中英两国、美苏两阵营、国民共产两党等也活跃于此地，争夺政治经济甚至意识形态利益。

二、香港的地缘政治压力，不因它回归中国而有所缓解。九七后，它仍为国内国外各方势力所盘踞争逐。因此，无论回归前或后，地缘政治的因素时时刻刻都影响着中港关系。

三、中国政府无疑是香港地缘政治的第一大玩家。长年来它一直以地缘政治的思维看待香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眼中，香港是新中国政府“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他们不急于收回香港，因为那是长期全球战略部署“一个更积极努力的进攻和斗争”。回归前香港虽在英国治下，但却是中国在国际政治操盘的一枚棋子，用于建立对外关系、赚取外汇、收集情报、开展侨务工作，甚至离间英美等。

四、时至今日，中国崛起并着手重整它与世界的关系，香港则成了它向外投射国力的跳板，或对外争霸的前沿阵地。我们常听北京、港府官员（及其代言人）说，有外部势力在争夺香港的治权，甚至以港为基地颠覆中央政府。这在在显示，中国针对香港，但凝望的却是外面更广大的世界。

五、香港的主体性，在于它能周旋于各方地缘政治势力之间。它不陷于任何一方，而保持一定的独立自主，也维护了多元开放的局面。

香港与国际政治的关联性和可比性

就学术而论，地缘政治分析的一大贡献是把中港关系问题置于国际大局的视野下，其观点告诉我们，要准确解读香港，就要理解它和国际政治上各方势力的“关联性”（connectivity）。这种分析的冒起，打破了几十年来对香港的“去政治”（depoliticization） 想像。港英政府辛苦经营、过渡期时中英合奏的“香港只是座‘经济城市’”的论述，也站不住脚了。地缘政治分析所呈现的香港，历来就是“政治的”，政府（港英、特区政府皆然）是因政治考虑而在香港推动“去政治化”。

地缘政治分析的另一贡献，是把香港置于比较视野之下。在它看来，香港问题、一国两制，并非中国独有。一国两制遍及世界不同角落，运作较为“畅顺”的例子，有美国的自由邦波多黎各。国外的一国两制，更多是失败的例子，较广为人知的是西班牙和加泰隆尼亚。一国之下两制难以并存，因而导致各种形式的分离主义。那些主权国家，可用伊恩．鲁斯迪（Ian S. Lustick）“未定形的国家”（unsettled states）的概念冠之。国外的一国两制，其成功或失败；分离势力，其盛或衰，都受到地缘政治的牵扯。中国的一国两制及香港问题，并非孤例，它与世上其他的一国两制有“可比性” （comparability）。

学术上，地缘政治的分析使关于中港关系的思考有了深度和阔度，沿着关联性和可比性两个进路，或许可为中港关系的研究带来一些新的开拓空间。然而，中港问题的地缘政治探讨，近一两年渐渐失去了其最初提出时的尖锐性，变得人云亦云。更大问题是，地缘政治的思考模式，容易使社会走向排外与封闭。偏激的地缘政治思考，采取的是敌我矛盾的斗争思维。它先想像出“敌人”，再与之割裂或打击之。问题症结可能在于，我们一直未有订正地缘政治的视角，使之对中港关系问题更具洞见。

我认为，在地缘政治视野下，我们更可把中港间纠缠不清的关系，想像为国家和城市合跳的探戈。国家和城市的探戈，是英国著名政治地理学者彼德． 泰勒（Peter Taylor）在其2013年出版的专著《非凡的城市》（Extraordinary Cities）提出的观念。二三十年来，城市研究学兴起，不少著作关注到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发展对国家主权所产生的挑战。也在2013年，美国政治学者本雅明．巴柏（Benjamin R. Barber）发表《假如市长统治世界》（If Mayors Ruled the World）一书，提出城市的政治体系，或许比国家体制更能解决当前人类所面对的困境。泰勒就在这学术氛围中提出他的探戈观点，主要论点是：“国家和城市有本质上的区别，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它们互有竞争，又互补不足，就如探戈的两位舞者。”

国家和城市的竞争与互补

国家和城市有本质上的区别，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它们互有竞争，又互补不足，就如探戈的两位舞者。

城市的历史远比国家悠久。人类在狩猎时代，因应人口增长及社会分工带来的管治需要，遂建立起古国。古国，是以一城为一国。因古国间的贸易往来，古国群成为了最早的城市网络。其后，古国相互兼并，成立了以多城为根据的帝国。一城为一国的古国之上，有了更庞大复杂的国家体系，城成为了国所属的行政层级，城市的自主性受到了约束。及后，帝国衰落，城市又重拾自主。直至17世纪，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在欧洲建立，城市又再度丧失其本来拥有的一些自主性，成为了现代国家的下属单位。今天的国家与城市之争，是民族国家体系仍未衰落之际，全球城市兴起对其主权产生挑战而起的。

现代民族国家和城市，有本质上的区别。现代民族国家即“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一国占有特定范围的领土（territory），领土中住了人，理论上他们当属同一民族 （nation）。国家有主权（sovereignty），也组织起科层型的政府（bureaucracy），管理内政及抵御外来威胁。民族国家首要任务是固守其领土。为安内，它也致力于建构民族的认同，使其国民归属於单一（homogeneous）的文化和民族身份。民族国家是倾向封闭、保守和内向的。为固守领土，即使最开放的国家，在遇到外来挑战时也会加强边界的守护，以区隔内与外。美国特朗普（川普）政府上台后推行的边界管控措施，及英国国民宣称要“夺回边界”而选择脱欧，都是最佳例证。为国家的团结一体，即使最开放多元的国家，如标榜自己为“民族大熔炉”的美国、新加坡等，也用心于经营一套国家的核心精神。国家的民族和文化单一化的前提下，一切异于其立国核心精神的价值观都会被排斥。

若民族国家是封闭和保守的，城市，尤其是全球城市，追求的是更开放、更多对外活动的世界性精神（cosmopolitanism）。全球城市居民的民族文化身份较多元，流动性强，所以他们的国家民族意识普遍较弱。成功的全球城市，其对外网络接通全球，使资本、人才、技术、知识、文化得以汇聚，因此它的居民没有太强的领土、边界观念，也不排拒外来新事物。城市人视野开阔又能接受不同文化的碰撞，因此城市最具有创造力，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发动机。

国家和城市之异，就如探戈舞的两个舞者，是彼此独立的个体。但他们却要互相配合、互相理解，才能把舞跳好。他们谁也离不开谁。然而，探戈之所以具艺术感，也在于存在于舞者之间的张力。我不懂舞，也不通音律，但这小段摘自舞评人的文字，正是我要讲的：探戈舞步充满了“嫉妒、怀疑、若影若现，若聚若离”。中港之间的问题，既是地缘政治使然，但更根本的，可能是它们在跳着国家和城市的探戈。香港和中国，一城面对着一国，冲突在所难免。中国毕竟是个国家。

今日看来，邓小平时代可能是中国三十年以来最乐于融入国际体系的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之时，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政府也启动了新自由主义新政。中西合力促成了新一波的资本主义（或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其势至今不减。邓小平成立包括深圳的经济特区吸收香港经验，并主张在内地多造几个香港。此时，中港关系最融洽，是探戈中的“聚”。及至六四事件，中国政府认定西方试图以香港为基地颠覆中共政权，中国对准备回归的香港，多了份怀疑。此时，探戈舞步有了“离”的成分。

九七后，中港双方互相摸索，更发现存在于彼此间的张力。2003年《基本法》23条立法脱脚、2010年香港反高铁反融合、2012反国教科、2014年占中连串事件后，中国面对香港时，越来越强调其国的一面，香港只是国家体系下的地方层级。香港人已耳熟能详的“一国”先于“两制”、香港要人心回归、要提防外国势力干预一国两制实施、香港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等说法，就是从国家立场发的话，目的就如一位中央智囊学者说，是“加速一国中心化过程”，把香港真正纳入中国国家体系之中。

与此同时，面对《一国两制白皮书》、人大8．31决议、铜锣湾书店事件等，香港人更加强调香港世界性的特质，他们拒绝人心回归，要拥抱民主、自由、法治等的普世价值，要做世界公民，以展现香港不同于中国的性格。他们讲“本土”，但所述说的更多是百多年来属于世界的香港的故事。“本土”只是用以区别香港和中国的概念。他们更多的往外看，冒着勾结外部势力的指摘也要继续与外国组织来往。这依循的当然是开放多元外向的城市逻辑。一时之间，北京说港人在搞港独，港人又投诉一国两制走样变形，大家闹得不可开交。

探戈舞者要互相认识

在19世纪这场东方和西方、新和旧的碰撞中，诞生了香港。这世界史舞台，充满地缘政治的计谋，波谲云诡，百多年了，香港在当中和中国共舞。这探戈不易舞，但还要舞下去。这也是香港的命运。

这是城市与国家的探戈，张力不能免。我们当然也知道，地缘政治和国家与城市的探戈之间，也还是互相纠结：地缘政治的顾虑，时刻牵动两个舞者的情绪；舞者的互动，又会强化或抵销地缘政治的影响。问题核心是，香港和中国两个舞者可如何跳下去？我认为，它们首要好好认识对方。认识了舞伴，她（他）踏出什么舞步，你会懂得回应。

香港如何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哪些方面？今日崛起中的中国，在摸索着它与世界的关系。李光耀曾说过，中国的崛起是史无前例的世界性事件。中国不只是踏进已然搭建好的舞台，它会按自身需要改造世界舞台。中国如何定位它在世界中的位置，这对香港会造成什么影响，港人不能不知。

2003年，大陆学者甘阳提出中国要放弃建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方案，“自觉地走向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 ；同年，赵汀阳也发表了“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一文（此文后来改成《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读》一书）。所谓“文明国家”，是超越民族国家，是有“普遍化的文明化使命”的一种国家形式，简单讲就是古时文明世界秩序基础的帝国；“天下体系”，是“万民归心、无限交融、无限延伸”，也就是儒家王道观的世界秩序。不少中国学人都认为，这“帝国─儒家王道”的世界秩序，较诸始自17世纪欧洲、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优越，因它能保永久的普遍的和平。此后，中国知识界展开了关于中国如何在世界定位的讨论。

近年台湾学界对于中国如何想像世界中的中国，也多有留意。崛起中的中国，到底是个民族国家（“尚未完成的民族国家”）还是个“天下帝国”（“伪装成民族国家的帝国建设”），是不少台湾学人反复论争的问题。在香港，有读过强世功《中国香港─文化与政治的视野》一书的人或已对当下的中国想像有了些认识。香港有地缘上的优势，能近观中国的变化。习近平“中国梦”的号召、“一带一路”的构想、广东的“大湾区”发展，都是中国新的世界想像的具体呈现。香港的知识人，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因它们都有助我们解读中国和当下香港面临的处境。

中国也不能忽视香港。消磨香港这舞伴的自发性，甚或把它甩掉，对中国并没有好处。香港就是全球城市的一个典型。它是本难读的书，既具备世界性的多元开放精神，又为地缘政治下各方势力所争夺。经过百多年殖民时代的沉淀，香港已有了不容易被磨灭的城市性格。中国不能以国家逻辑解读香港这座城市，盲目在香港实施一国中心化，后果不堪设想。

很多年前，当时的政协主席李瑞环说香港的历史就如老紫砂壶的陈年茶垢，是老壶的精华所在，不能刮去。面对香港，中国“不要麻痺大意，不要自以为是”，这正是中国读懂香港这本书的要领。当今中国固然强大，它也能拒绝西方为它安排的世界角色。然而，多强大的中国，还是要和世界相适应。香港仍是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继香港之后，中国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也将更具城市的世界性特质，中国往后还要应付更多国家和城市的探戈。以香港一国两制这框架，中国能实验一套更适切的国家城市互动模式，激发城市在探戈中的主动性。香港这舞伴，中国还要用心去揣摩、了解。

几年前，印度学者潘卡拉．米什拉 （Pankaj Mishra）《从帝国废墟中崛起》（From the Ruin of Empire）一书很能打动我。这书讲述的，是19世纪欧西列强兴起之时，中国、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古老帝国相继败落再奋力在废墟中站起的故事。在19世纪这场东方和西方、新和旧的碰撞中，诞生了香港。香港和中国的探戈，是在这现代世界史的大舞台上开步的。这世界史舞台，充满地缘政治的计谋，波谲云诡，百多年了，香港在当中和中国共舞。这是香港的命运。这探戈不易舞，但还要舞下去。这也是香港的命运。

（李家翘，政治地理学专家，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于行政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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