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李家翹：中國和香港──國家與城市的探戈

香港回歸中國20年了。這20年的風風雨雨，至少讓香港人對香港多了點認識。以地緣政治的角度重新審視香港，以及它與中國的關係，是近幾年來相關討論中一個較受關注的觀點。因相關討論已有不少，這裏我把地緣政治分析對中港關係的一套理解，整理再加以發揮爲以下五點：

一、香港位處國際體系的節點之上，地緣政治環境複雜。自開埠之初，它已是歐西列強通往古老中國之橋頭堡，也是中國窺探新世界的「窗口」。及至1949年，香港落入了冷戰的困局，被稱爲「東方的柏林」。此時，中英兩國、美蘇兩陣營、國民共產兩黨等也活躍於此地，爭奪政治經濟甚至意識形態利益。

二、香港的地緣政治壓力，不因它回歸中國而有所緩解。九七後，它仍爲國內國外各方勢力所盤踞爭逐。因此，無論回歸前或後，地緣政治的因素時時刻刻都影響着中港關係。

三、中國政府無疑是香港地緣政治的第一大玩家。長年來它一直以地緣政治的思維看待香港。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眼中，香港是新中國政府「東西方鬥爭全局的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他們不急於收回香港，因爲那是長期全球戰略部署「一個更積極努力的進攻和鬥爭」。回歸前香港雖在英國治下，但卻是中國在國際政治操盤的一枚棋子，用於建立對外關係、賺取外匯、收集情報、開展僑務工作，甚至離間英美等。

四、時至今日，中國崛起並着手重整它與世界的關係，香港則成了它向外投射國力的跳板，或對外爭霸的前沿陣地。我們常聽北京、港府官員（及其代言人）說，有外部勢力在爭奪香港的治權，甚至以港爲基地顛覆中央政府。這在在顯示，中國針對香港，但凝望的卻是外面更廣大的世界。

五、香港的主體性，在於它能周旋於各方地緣政治勢力之間。它不陷於任何一方，而保持一定的獨立自主，也維護了多元開放的局面。

香港與國際政治的關聯性和可比性

就學術而論，地緣政治分析的一大貢獻是把中港關係問題置於國際大局的視野下，其觀點告訴我們，要準確解讀香港，就要理解它和國際政治上各方勢力的「關聯性」（connectivity）。這種分析的冒起，打破了幾十年來對香港的「去政治」（depoliticization） 想像。港英政府辛苦經營、過渡期時中英合奏的「香港只是座『經濟城市』」的論述，也站不住腳了。地緣政治分析所呈現的香港，歷來就是「政治的」，政府（港英、特區政府皆然）是因政治考慮而在香港推動「去政治化」。

地緣政治分析的另一貢獻，是把香港置於比較視野之下。在它看來，香港問題、一國兩制，並非中國獨有。一國兩制遍及世界不同角落，運作較爲「暢順」的例子，有美國的自由邦波多黎各。國外的一國兩制，更多是失敗的例子，較廣爲人知的是西班牙和加泰隆尼亞。一國之下兩制難以並存，因而導致各種形式的分離主義。那些主權國家，可用伊恩．魯斯迪（Ian S. Lustick）「未定形的國家」（unsettled states）的概念冠之。國外的一國兩制，其成功或失敗；分離勢力，其盛或衰，都受到地緣政治的牽扯。中國的一國兩制及香港問題，並非孤例，它與世上其他的一國兩制有「可比性」 （comparability）。

學術上，地緣政治的分析使關於中港關係的思考有了深度和闊度，沿着關聯性和可比性兩個進路，或許可爲中港關係的研究帶來一些新的開拓空間。然而，中港問題的地緣政治探討，近一兩年漸漸失去了其最初提出時的尖銳性，變得人云亦云。更大問題是，地緣政治的思考模式，容易使社會走向排外與封閉。偏激的地緣政治思考，採取的是敵我矛盾的鬥爭思維。它先想像出「敵人」，再與之割裂或打擊之。問題癥結可能在於，我們一直未有訂正地緣政治的視角，使之對中港關係問題更具洞見。

我認爲，在地緣政治視野下，我們更可把中港間糾纏不清的關係，想像爲國家和城市合跳的探戈。國家和城市的探戈，是英國著名政治地理學者彼德． 泰勒（Peter Taylor）在其2013年出版的專著《非凡的城市》（Extraordinary Cities）提出的觀念。二三十年來，城市研究學興起，不少著作關注到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發展對國家主權所產生的挑戰。也在2013年，美國政治學者本雅明．巴柏（Benjamin R. Barber）發表《假如市長統治世界》（If Mayors Ruled the World）一書，提出城市的政治體系，或許比國家體制更能解決當前人類所面對的困境。泰勒就在這學術氛圍中提出他的探戈觀點，主要論點是：「國家和城市有本質上的區別，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它們互有競爭，又互補不足，就如探戈的兩位舞者。」

國家和城市的競爭與互補

國家和城市有本質上的區別，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它們互有競爭，又互補不足，就如探戈的兩位舞者。

城市的歷史遠比國家悠久。人類在狩獵時代，因應人口增長及社會分工帶來的管治需要，遂建立起古國。古國，是以一城爲一國。因古國間的貿易往來，古國群成爲了最早的城市網絡。其後，古國相互兼併，成立了以多城爲根據的帝國。一城爲一國的古國之上，有了更龐大複雜的國家體系，城成爲了國所屬的行政層級，城市的自主性受到了約束。及後，帝國衰落，城市又重拾自主。直至17世紀，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在歐洲建立，城市又再度喪失其本來擁有的一些自主性，成爲了現代國家的下屬單位。今天的國家與城市之爭，是民族國家體系仍未衰落之際，全球城市興起對其主權產生挑戰而起的。

現代民族國家和城市，有本質上的區別。現代民族國家即「領土國家」（territorial state），一國佔有特定範圍的領土（territory），領土中住了人，理論上他們當屬同一民族 （nation）。國家有主權（sovereignty），也組織起科層型的政府（bureaucracy），管理內政及抵禦外來威脅。民族國家首要任務是固守其領土。爲安內，它也致力於建構民族的認同，使其國民歸屬於單一（homogeneous）的文化和民族身份。民族國家是傾向封閉、保守和內向的。爲固守領土，即使最開放的國家，在遇到外來挑戰時也會加强邊界的守護，以區隔內與外。美國特朗普（川普）政府上台後推行的邊界管控措施，及英國國民宣稱要「奪回邊界」而選擇脫歐，都是最佳例證。爲國家的團結一體，即使最開放多元的國家，如標榜自己爲「民族大熔爐」的美國、新加坡等，也用心於經營一套國家的核心精神。國家的民族和文化單一化的前提下，一切異於其立國核心精神的價值觀都會被排斥。

若民族國家是封閉和保守的，城市，尤其是全球城市，追求的是更開放、更多對外活動的世界性精神（cosmopolitanism）。全球城市居民的民族文化身份較多元，流動性強，所以他們的國家民族意識普遍較弱。成功的全球城市，其對外網絡接通全球，使資本、人才、技術、知識、文化得以匯聚，因此它的居民沒有太強的領土、邊界觀念，也不排拒外來新事物。城市人視野開闊又能接受不同文化的碰撞，因此城市最具有創造力，是推動人類進步的發動機。

國家和城市之異，就如探戈舞的兩個舞者，是彼此獨立的個體。但他們卻要互相配合、互相理解，才能把舞跳好。他們誰也離不開誰。然而，探戈之所以具藝術感，也在於存在於舞者之間的張力。我不懂舞，也不通音律，但這小段摘自舞評人的文字，正是我要講的：探戈舞步充滿了「嫉妒、懷疑、若影若現，若聚若離」。中港之間的問題，既是地緣政治使然，但更根本的，可能是它們在跳着國家和城市的探戈。香港和中國，一城面對着一國，衝突在所難免。中國畢竟是個國家。

今日看來，鄧小平時代可能是中國三十年以來最樂於融入國際體系的時代。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始之時，英國戴卓爾夫人（柴契爾夫人）和美國列根（雷根）政府也啟動了新自由主義新政。中西合力促成了新一波的資本主義（或稱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其勢至今不減。鄧小平成立包括深圳的經濟特區吸收香港經驗，並主張在內地多造幾個香港。此時，中港關係最融洽，是探戈中的「聚」。及至六四事件，中國政府認定西方試圖以香港爲基地顛覆中共政權，中國對準備回歸的香港，多了份懷疑。此時，探戈舞步有了「離」的成分。

九七後，中港雙方互相摸索，更發現存在於彼此間的張力。2003年《基本法》23條立法脫腳、2010年香港反高鐵反融合、2012反國教科、2014年佔中連串事件後，中國面對香港時，越來越強調其國的一面，香港只是國家體系下的地方層級。香港人已耳熟能詳的「一國」先於「兩制」、香港要人心回歸、要提防外國勢力干預一國兩制實施、香港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等説法，就是從國家立場發的話，目的就如一位中央智囊學者說，是「加速一國中心化過程」，把香港真正納入中國國家體系之中。

與此同時，面對《一國兩制白皮書》、人大8．31決議、銅鑼灣書店事件等，香港人更加强調香港世界性的特質，他們拒絕人心回歸，要擁抱民主、自由、法治等的普世價值，要做世界公民，以展現香港不同於中國的性格。他們講「本土」，但所述説的更多是百多年來屬於世界的香港的故事。「本土」只是用以區別香港和中國的概念。他們更多的往外看，冒着勾結外部勢力的指摘也要繼續與外國組織來往。這依循的當然是開放多元外向的城市邏輯。一時之間，北京說港人在搞港獨，港人又投訴一國兩制走樣變形，大家鬧得不可開交。

探戈舞者要互相認識

在19世紀這場東方和西方、新和舊的碰撞中，誕生了香港。這世界史舞台，充滿地緣政治的計謀，波譎雲詭，百多年了，香港在當中和中國共舞。這探戈不易舞，但還要舞下去。這也是香港的命運。

這是城市與國家的探戈，張力不能免。我們當然也知道，地緣政治和國家與城市的探戈之間，也還是互相糾結：地緣政治的顧慮，時刻牽動兩個舞者的情緒；舞者的互動，又會強化或抵銷地緣政治的影響。問題核心是，香港和中國兩個舞者可如何跳下去？我認爲，它們首要好好認識對方。認識了舞伴，她（他）踏出什麼舞步，你會懂得回應。

香港如何認識中國、認識中國的哪些方面？今日崛起中的中國，在摸索着它與世界的關係。李光耀曾説過，中國的崛起是史無前例的世界性事件。中國不只是踏進已然搭建好的舞台，它會按自身需要改造世界舞台。中國如何定位它在世界中的位置，這對香港會造成什麼影響，港人不能不知。

2003年，大陸學者甘陽提出中國要放棄建成爲現代民族國家的方案，「自覺地走向重建中國作爲一個『文明國家』」 ；同年，趙汀陽也發表了「天下體系：帝國與世界制度」一文（此文後來改成《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讀》一書）。所謂「文明國家」，是超越民族國家，是有「普遍化的文明化使命」的一種國家形式，簡單講就是古時文明世界秩序基礎的帝國；「天下體系」，是「萬民歸心、無限交融、無限延伸」，也就是儒家王道觀的世界秩序。不少中國學人都認爲，這「帝國─儒家王道」的世界秩序，較諸始自17世紀歐洲、以民族國家爲基礎的世界秩序優越，因它能保永久的普遍的和平。此後，中國知識界展開了關於中國如何在世界定位的討論。

近年台灣學界對於中國如何想像世界中的中國，也多有留意。崛起中的中國，到底是個民族國家（「尚未完成的民族國家」）還是個「天下帝國」（「僞裝成民族國家的帝國建設」），是不少台灣學人反復論爭的問題。在香港，有讀過強世功《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一書的人或已對當下的中國想像有了些認識。香港有地緣上的優勢，能近觀中國的變化。習近平「中國夢」的號召、「一帶一路」的構想、廣東的「大灣區」發展，都是中國新的世界想像的具體呈現。香港的知識人，不能迴避這些問題，因它們都有助我們解讀中國和當下香港面臨的處境。

中國也不能忽視香港。消磨香港這舞伴的自發性，甚或把它甩掉，對中國並沒有好處。香港就是全球城市的一個典型。它是本難讀的書，既具備世界性的多元開放精神，又爲地緣政治下各方勢力所爭奪。經過百多年殖民時代的沉澱，香港已有了不容易被磨滅的城市性格。中國不能以國家邏輯解讀香港這座城市，盲目在香港實施一國中心化，後果不堪設想。

很多年前，當時的政協主席李瑞環說香港的歷史就如老紫砂壺的陳年茶垢，是老壺的精華所在，不能刮去。面對香港，中國「不要麻痺大意，不要自以為是」，這正是中國讀懂香港這本書的要領。當今中國固然强大，它也能拒絕西方爲它安排的世界角色。然而，多強大的中國，還是要和世界相適應。香港仍是溝通中國與世界的橋梁。繼香港之後，中國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也將更具城市的世界性特質，中國往後還要應付更多國家和城市的探戈。以香港一國兩制這框架，中國能實驗一套更適切的國家城市互動模式，激發城市在探戈中的主動性。香港這舞伴，中國還要用心去揣摩、了解。

幾年前，印度學者潘卡拉．米什拉 （Pankaj Mishra）《從帝國廢墟中崛起》（From the Ruin of Empire）一書很能打動我。這書講述的，是19世紀歐西列強興起之時，中國、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古老帝國相繼敗落再奮力在廢墟中站起的故事。在19世紀這場東方和西方、新和舊的碰撞中，誕生了香港。香港和中國的探戈，是在這現代世界史的大舞台上開步的。這世界史舞台，充滿地緣政治的計謀，波譎雲詭，百多年了，香港在當中和中國共舞。這是香港的命運。這探戈不易舞，但還要舞下去。這也是香港的命運。

（李家翹，政治地理學專家，香港中文大學政治於行政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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