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薛静：《欢乐颂2》的樊胜美，一个“薛定谔的中产”

坦白说，中国大陆电视剧《欢乐颂》的第二部相比第一部逊色许多。当“22楼五美”在第一部中“从零到一”地被塑造出来，成为深入人心的当代都市青年群像，人们对第二部的期待，就不只是再讲一个“从一到二”的故事。但遗憾的是，《欢乐颂》第二部既没能成为一部“成长型”作品，如美剧一样让几个人物在生活的考验中发现新的自我，也没能成为一部“批判型”作品，反手解构自己塑造的形象，让更为宏大和深刻的主题水落石出。这部长达55集的电视剧续集，如老驴推磨一样，不厌其烦地在同一个平面上绕圈圈。不过，当安迪、曲筱绡、邱莹莹、关雎尔纷纷在这样磨谷式剧情中“人设崩塌”，樊胜美这一角色反而被磨去外壳，显示出中国当代社会语境下的坚硬内核。

就在早些日子，网友发现了微博上的“樊胜美一家”，ID 为“樊胜美妈妈”、“樊胜美哥哥”、“樊胜美嫂子”的微博，假装自己就是剧中人物，将角色从荧幕延伸到网络。樊母的经典台词“小美啊，你无论如何帮帮你哥哥啊”被大家称作“自带声音的微博”，其深入人心的程度可见一斑。每次电视中樊胜美的手机响起，显示是家中打来，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倒抽一口冷气，恨不得冲进电视机里把樊家的兄嫂爹妈狠揍一顿，发泄自己的一腔义愤。但是，当现实中的电话声响起，你我的亲友来借钱找关系，或者催婚催生子，又很少有人可以理智冷静地拿捏分寸。我们不免在抹不开的面子、放不下的亲情中，感受到作为樊胜美的巨大压力，感受到作为当代新中产的摇摇欲坠。

向上升的门紧闭着，向下滑的洞敞开着

当代社会的年轻新中产们，面临的已经不再是向上攀爬的野心，而是对向下滑落的恐惧，或者说，歇斯底里的攀爬，是他们抵抗滑落、抵抗绝望的一种方式。

近来，随着对“人大毕业生伍继红沦为赤贫”的讨论，侯虹斌《中产阶层迅速下滑的三种方式》给众人灌了一口毒鸡汤：谁说阶层已经固化？“上升的通道固然非常狭窄，但下滑的通道始终是敞开的呀。”人们之所以对伍继红与樊胜美格外关注，正是因为在这一群体身上，他们有种感同身受的危机和焦虑：无论是名校毕业、白领工作、般配恋人还是人脉好友，都不能确保自身永远待在“中产”的位置上。意外如同樊母的电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忽然降临，将人一夜拉回原点。

如果说樊胜美家的兄嫂还属极品，一般人轻易不会遇到这样的亲戚，那么樊家的另外两个困境——生病与养老，恐怕就是人人都会面临的问题了。樊父突发中风，让樊胜美借遍22楼，最终卖掉老家一套房产才维持住“只有眼珠子能动”的状态。如果不是老家拥有两套房产，樊胜美立刻就会因为父亲的中风，在三十多岁无房无车的情况下，背上巨额的债务。即便是卖了房救父，此后樊家父母每月需要的生活费，也成为樊胜美偿还不完的“无期贷款”。

随着独生子女一代成为当代社会的中坚力量，“两个年轻人赡养四个老人”将看似同一群体的年轻中产，划分为了泾渭分明的两批。如果父母曾为中产或准中产，有充足的养老资本，那么年轻一代尚可轻装上阵，甚至父辈的隐形资源还能助攻；如果父母属于家底单薄的“无产者”，那么每月的固定开销就会让这些收入尚可的年轻中产成为“伪中产”。这种看不见的分割线，残酷地证明了中产阶级的“自我奋斗”是个伪命题。对于很多人来说，实现与稳固中产身份的基础，其实并不是希望上一代能施以援手，而是希望能“不拖后腿”就好。

然而即便是“不拖后腿”的好家庭，也架不住“一病返贫”的飞来祸。民众普遍的健康知识匮乏与中国医疗体制的弊端，导致人们面对疾病与医疗，存在强烈的信息不对称，怕被坏人欺骗——怕莆田系、怕假中医、怕劣质药；人们更怕被好人欺骗——用药是否受医药代表影响、治疗方案是否牵扯好不好发论文、自己的身体要不要供实习生练手……各种问题归根结柢，是一两代人用命换来的钱，最终以各种人们没想到、难理解又不可控的方式，被拿去换命，换得来换不来没保证，但“一病回到解放前”却是早已注定的了。

“向上升的门紧闭着，向下滑的洞敞开着”，当代社会的年轻新中产们，面临的已经不再是向上攀爬的野心，而是对向下滑落的恐惧，或者说，歇斯底里的攀爬，是他们抵抗滑落、抵抗绝望的一种方式。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是不是中产

对于樊胜美男友王柏川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即便家中既毋须操心养老，暂时也不必担忧疾病，仍然免不了突然破产。生意做得好好的，不知道哪步走错，就中了别人的圈套，结果血本无归，创业失败，宣告破产，披上马甲就成了代驾，瞬间从老板变成马仔、金领变成蓝领，真真让观众傻眼。而在剧外，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将青春献给企业的人们，在青春逝去后，发现效益至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已经悄悄设好了职业天花板。华为“辞退35岁以上员工”的冰冷语气言犹在耳，主动或被动离开，不惑之年再就业，并非个例。即便平平顺顺留在公司，勤勤恳恳积攒点养老钱，股市一跌，投资完蛋，刚长出来的羊毛还是会被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一把收割。

剧烈转型、飞速发展的社会，对几十年前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来说，是机遇，但对几十年后有了些许小业的有产者来说，则是不安。如同《欢乐颂》第二部中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樊胜美与王柏川因囊中羞涩，看中的房子是个商住两用房，但最终因公司破产没能买下。播出之时，正值上海住房政策再次调整，商住两用房断气限水、不许居住，也就是说，即便两人买下了这套房子，最终还是会赔得血本无归。这种黑色幽默的现实，让樊胜美对在上海落户、有一处自己的房子的愿望，成了新时代的《李顺大造屋》：任凭如何目标明确、竭尽全力，你也无法预知明天会发生什么阻挠让你一切归零。

遗留的包袱，迷乱的诱惑，变幻莫测的经济，时常调整的政策，造就了最缺乏安全感的当代中国中产。他们可能今天还是中产，明天就掉落成底层，可能粗粗看去是中产，仔细算帐就成了底层。这种“薛定谔式的中产”并非地位稳固的中产，也不是难以翻身的底层，只能以“伪中产”的面貌，成为中国独特的产物。

农业血缘文明与城市新秩序

“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直至回到往昔岁月。”

为了减轻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全感，当代都市人努力营造秩序、遵守规则。我能控制的只有我自身，于是，减弱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将他人对我的影响降至最低。“秩序至上”带来的“都市冷漠”，背后正是每个接受了现代文明、进入城市进程的人对个体位置的惴惴不安。从未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厌恶儿童、厌恶老人、厌恶亲戚。儿童还未接受现代文明教育，老人游离于现代秩序之外，亲戚则成为农业血缘 — 地缘文明的代表，他们都被视为“非现代”、“不文明”、“未开化”的不可控因素，离他们越近，冷不防被一把拽落的可能性越大。

人们恨不得冲进电视，替樊胜美挂断电话、暴揍家人，甚至在第一部樊父中风时，恨不得替她决定见死不救，这种“弑父”的冲动，正是中国社会在经济的城市化进程中，整个思想观念从基于血缘、地缘的农业文明，向基于趣缘、财缘的城市文明转型的一种表征。从理智上看，地市人都渴望一把斩断与传统农业文明的联系，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中完全“自由”的劳动资源，但是人们自幼以来接受的教育、形成的意识形态认知，又是深深扎根于农业文明之中，如同《葵花宝典》“欲练此功，必先自宫”，想要切断这种联系，一方面必须挖掉自身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必须形成新的话语方式。这正是其中的艰难之处。

中国社会的混杂之处在于，当年轻人激烈地希望与父母（兼具老人与亲人）划清界限，但在买房与育儿上，又不得不打着“血缘”的旗号索求资助。于是，房屋首付、育儿劳动折算的资本，成为农业文明寄生于城市秩序中的“股份”，强势多样的婚恋择偶意见，则以对所投资本的“风险监控”为合法起点，而从年轻人身上获得的养老资金与情感投入，则是连本带利的“投资回报”。当农业文明与城市秩序以这种诡异的方式扭结在一起，谁又能完全分辨清楚？

在种种岌岌可危的逻辑中攀爬的中国新中产，只能在担忧中走一步看一步。他们倾尽全力向上仰望，将有限的剩余资源投入给自己的孩子，希望在自身下滑之前，能将下一代送得更高一点。然而残酷的是，“中产”的地位，从未允诺传承。但是，如同樊胜美式的新中产，还是一刻不停地向前，因为他们不敢回头，怕看到那附着农业文明的沉重的翅膀，怕看到自身“薛定谔式的中产状态”忽然坍缩为零。如同《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那句经典台词：“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直至回到往昔岁月。”

（薛静，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从事大众文化、网路文学与新媒体研究）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