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上旬，印度五地议会换届选举落下帷幕，除旁遮普邦（Punjab）外，其他四地均是由总理莫迪领导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印人党，BJP）或其执政联盟获得议会多数胜出。
这些地区中，以北方邦（Uttar Pradesh）最为关键。北方邦位于恒河平原上的“中原”地带，人口高达2亿400万，比中国河南河北两省总和还多。印人党此次在403个席位中狂扫312席，加上政治联盟共325席，得以取代上一届的社会主义党（Samajwadi Party, SP）政府，重新提名首席部长。其票数占据绝对多数，前所未有。
很多评论者见到这般情景，都以“印度人渴望发展”来解释一边倒的选情。“莫迪旋风”，似乎在去年争议连连的“废钞令”之后仍然势不可挡。好像传统的种姓、宗教政治，都让位给了经济改革许诺。
然而，几经酝酿，莫迪在3月底推出让很多人大吃一惊的北方邦首席部长人选——印度教湿婆派“瑜伽士”阿蒂提亚纳特（Yogi Adityanath）。
阿蒂提亚纳特是多年的北方邦地方议员，也是戈勒克布尔（Gorakhpur）的戈勒克纳特（Gorakhnath，nath 意为“主人”）庙住持。戈勒克纳特是史上传奇人物，印度教纳特瑜伽派将其视为最重要的瑜伽士之一。今天风靡全球的哈塔瑜伽（Hatha Yoga）与他息息相关。其印地语、梵语诗歌与论著在今天依然广为流传。
身为戈勒克纳特传人的阿蒂提亚纳特，则是常年争议人物：除了发表印度教民族主义言论之外，他还被指控曾经煽动教派冲突。
住持也能当高官？未等人们反应过来，阿蒂提亚纳特已经正式上任，成为两亿人的主政者。而这说明，“发展主义统领一切”未必能解释北印度的政经脉络。
如何理解印人党大胜与瑜伽士的崛起？我们可以从北方邦的政治传统谈起。
种姓政治并未式微
在今天，莫迪的号召力无疑重要，但仅有莫迪个人的魅力，绝不足以让印人党在北方邦这样一个种姓、教派问题复杂的地区胜选。
北方邦经过常年的政治肉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政治代表秩序：
社会主义党在当地占人口40%左右的低种姓群体中影响很大。他们大多是自耕农，曾长期被归为首陀罗（Shudra，神话中的四大种姓之一，低于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高于“贱民”）。
占人口约20%的达利特（贱民）群体，以大众社会党（Bahujan Samaj Party, BSP）为政治代表。
一部分婆罗门（在北方邦，婆罗门占总人口的10%）和大部分穆斯林（总人口约19%）支持印度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INC）。
印度人民党的支持者，先前是一部分婆罗门、大部分拉吉普特（被视为刹帝利）种姓（8%）、古尔米（Kurmi，约3%）地主种姓与城市中产。
以上这些，构成了北方邦政治的基本盘。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方邦大致形成了社会主义党对撼大众社会党的局面。其他票仓（如占据大量人口的穆斯林群体）在两党周边，即低种姓群体和贱民群体之外游移，成为关键票。
然而，种姓政治并非北方邦传统。印度北部和其他地区不同，种姓群体特别复杂，分化严重。早年的政治强人如英迪拉．甘地，更多利用民粹宣传，而不依赖于具体的种姓动员。
今天的北方邦种姓政治，源于60年代之后逐渐兴起的农民权利运动。到了90年代，曼达尔委员会（Mandal Commission）划分出低种姓，即“其他落后阶级”（Other Backward Class, OBC），在政府部门和国有领域，为达利特贱民之外的群体增加保留席位。在运动到划分保留席位的过程中，低种姓团体团结到了社会主义党身后。
印度人民党的选战策略，正是利用种姓政治细分。低种姓阶层虽占据 40%人口，但社会主义党的核心是只占8%人口的亚达夫（Yadav）种姓；大众社会党也主要依托占据10%人口的恰马尔（Chamar）达利特贱民种姓。由是，这些群体内部不可避免存在核心—边缘的分化关系。
印度人民党近年来正是以这种内部分化为依托，对不同群体分别下手，撬动更多原本归属对手的选票。比如在低种姓群体中拉拢贾特人（Jat）、在贱民中拉拢处于最底层的清道夫（Bhangi）种姓。
由于社会主义党和大众社会党常年相争无法谈拢合作，在这次大多数选区中，都呈现出“分票”的局面：双方抢夺穆斯林选票，而自己的基本盘则面临印人党的蚕食。于是，在地方选区上，常常是印人党候选人只需要拿下40%左右选票即可胜出。
虽然莫迪带领执政印人党狂扫312个议席，但在普选票中，也只拿到了39%。社会主义党与大众社会党的普选票较2012年选举，并未出现大滑坡，跌幅不到8%。若两党效仿同在北印度的比哈尔邦（Bihar）本地党派，化干戈为玉帛组建大联盟，其实完全有机会碾压莫迪。
种姓票仓的结构，尽管可能因为经济结构变化、社会文化变迁而消亡，但目前来说，它仍然是印度北方政治动员的重要因素。莫迪的执政党，也概莫能外。
莫迪全面控制执政党？
从印人党内部来看，这次胜选本可以标志着党内来自其家乡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干部和北方邦势力走向合流，然而实际情况却未必如此。
自从2014年莫迪率领印人党大胜以来，来自古吉拉特的“新军”已经成为主流。2014年大选前的党内争夺中，身为元老的阿德瓦尼（Advani）不敌莫迪，已经表现出党内代际更替的迹象。当时，出身北方邦的党主席拉吉纳特．辛格（Rajnath Singh）成为莫迪的盟友。胜选后也出任了内政部长。
内政部长是内阁中仅次于总理的实权职位。接替拉吉纳特．辛格出任党主席的，是莫迪的心腹──古吉拉特耆那教徒阿米德．沙（Amit Shah）。这也就意味着党部也成为了莫迪一系的舞台。在2014年大选中，莫迪选择在印度教圣地瓦拉纳西（Varanasi）出战，本身除了强烈的印度教色彩，更有一种从古吉拉特“东出北方，逐鹿中原”的态势。2017年在地方选举中再次拿下北方邦，既是对党内士气的鼓舞，更是莫迪进一步统合全党的里程碑。
随着印人党内部另一重要势力，以外交部长斯瓦拉吉（Sushma Swaraj）为代表的中央邦系日渐低调，党内执掌中央邦的觉杭（Shivaraj Singh Chauhan）此前也深陷丑闻，“莫迪一统”的格局已呼之欲出。
然而，瑜伽士阿蒂提亚纳特上台，反映出了莫迪这一理想仍然颇有距离。
和以前相比，古吉拉特系“新军”的最大不同，是通过教派动员上台之后，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私有化来消弭种姓、教派政治的根基——可供分配的福利、国有企业就业机会等等。然而，在选举政治下，北方邦的新政府必须依赖本地干部和本地派系。这是莫迪最大的难处。
阿蒂提亚纳特并非莫迪的亲信，甚至也不属于印人党内的传统派系。在他身上，教派因素大于经济发展。但他有两个优势，一是属于北方邦本土势力，在地方有深厚基础，能够整合利用更多资源；二是他常年担当印度教民族主义鼓动者的角色，能够配合莫迪握着发展和印度教民族主义两驾马车的其中一轭。在地方实力、教派民族主义、服从中央和经济能力四张牌之间，莫迪最后选择了前两者。最终人选出炉几经拖延，也多与博弈—妥协有关。
阿蒂提亚纳特的地方政府必然要启用大量的本地干部，但这恰恰意味着地方上的务虚、裙带关系等问题会更加难以治理。古吉拉特和北方邦的派系是否能得以融合，提高莫迪在党内的执政能力、能不能将古吉拉特经验输出到北方邦，还有待观察。
印人党已经基本奠定了自己在印度国内一党独大的格局，其推行政策的能力，远远超出了1967年国大党一党独大格局结束之后的历任政府。莫迪的个人权威更是如日中天，等2018年68名上议院议员到期，莫迪有望逐渐将上下院同时控制在手，这无疑有利于他推进各类政纲。但反过来，从废钞事件也可以看出，这种局面下，党系统容易陷入“小圈子”——在缺少足够的技术官僚支撑下，推出有瑕疵，或过度政治化的重大经济、政治决策，从而造成隐患。
这种局面下，瑜伽士阿蒂提亚纳特未来的施政走向，值得作为观察印度内政局势的风向标。
（魏朝敏，游荡在北印度的田野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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