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上旬，印度五地議會換屆選舉落下帷幕，除旁遮普邦（Punjab）外，其他四地均是由總理莫迪領導的執政黨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印人黨，BJP）或其執政聯盟獲得議會多數勝出。
這些地區中，以北方邦（Uttar Pradesh）最為關鍵。北方邦位於恆河平原上的「中原」地帶，人口高達2億400萬，比中國河南河北兩省總和還多。印人黨此次在403個席位中狂掃312席，加上政治聯盟共325席，得以取代上一屆的社會主義黨（Samajwadi Party, SP）政府，重新提名首席部長。其票數佔據絕對多數，前所未有。
很多評論者見到這般情景，都以「印度人渴望發展」來解釋一邊倒的選情。「莫迪旋風」，似乎在去年爭議連連的「廢鈔令」之後仍然勢不可擋。好像傳統的種姓、宗教政治，都讓位給了經濟改革許諾。
然而，幾經醞釀，莫迪在3月底推出讓很多人大吃一驚的北方邦首席部長人選——印度教濕婆派「瑜伽士」阿蒂提亞納特（Yogi Adityanath）。
阿蒂提亞納特是多年的北方邦地方議員，也是戈勒克布爾（Gorakhpur）的戈勒克納特（Gorakhnath，nath 意為「主人」）廟住持。戈勒克納特是史上傳奇人物，印度教納特瑜伽派將其視為最重要的瑜伽士之一。今天風靡全球的哈塔瑜伽（Hatha Yoga）與他息息相關。其印地語、梵語詩歌與論著在今天依然廣為流傳。
身為戈勒克納特傳人的阿蒂提亞納特，則是常年爭議人物：除了發表印度教民族主義言論之外，他還被指控曾經煽動教派衝突。
住持也能當高官？未等人們反應過來，阿蒂提亞納特已經正式上任，成為兩億人的主政者。而這說明，「發展主義統領一切」未必能解釋北印度的政經脈絡。
如何理解印人黨大勝與瑜伽士的崛起？我們可以從北方邦的政治傳統談起。
種姓政治並未式微
在今天，莫迪的號召力無疑重要，但僅有莫迪個人的魅力，絕不足以讓印人黨在北方邦這樣一個種姓、教派問題複雜的地區勝選。
北方邦經過常年的政治肉搏，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政治代表秩序：
社會主義黨在當地佔人口40%左右的低種姓群體中影響很大。他們大多是自耕農，曾長期被歸為首陀羅（Shudra，神話中的四大種姓之一，低於婆羅門、剎帝利和吠舍，高於「賤民」）。
佔人口約20%的達利特（賤民）群體，以大眾社會黨（Bahujan Samaj Party, BSP）為政治代表。
一部分婆羅門（在北方邦，婆羅門佔總人口的10%）和大部分穆斯林（總人口約19%）支持印度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INC）。
印度人民黨的支持者，先前是一部分婆羅門、大部分拉吉普特（被視為剎帝利）種姓（8%）、古爾米（Kurmi，約3%）地主種姓與城市中產。
以上這些，構成了北方邦政治的基本盤。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北方邦大致形成了社會主義黨對撼大眾社會黨的局面。其他票倉（如佔據大量人口的穆斯林群體）在兩黨周邊，即低種姓群體和賤民群體之外游移，成為關鍵票。
然而，種姓政治並非北方邦傳統。印度北部和其他地區不同，種姓群體特別複雜，分化嚴重。早年的政治強人如英迪拉．甘地，更多利用民粹宣傳，而不依賴於具體的種姓動員。
今天的北方邦種姓政治，源於60年代之後逐漸興起的農民權利運動。到了90年代，曼達爾委員會（Mandal Commission）劃分出低種姓，即「其他落後階級」（Other Backward Class, OBC），在政府部門和國有領域，為達利特賤民之外的群體增加保留席位。在運動到劃分保留席位的過程中，低種姓團體團結到了社會主義黨身後。
印度人民黨的選戰策略，正是利用種姓政治細分。低種姓階層雖佔據 40%人口，但社會主義黨的核心是只佔8%人口的亞達夫（Yadav）種姓；大眾社會黨也主要依託佔據10%人口的恰馬爾（Chamar）達利特賤民種姓。由是，這些群體內部不可避免存在核心—邊緣的分化關係。
印度人民黨近年來正是以這種內部分化為依託，對不同群體分別下手，撬動更多原本歸屬對手的選票。比如在低種姓群體中拉攏賈特人（Jat）、在賤民中拉攏處於最底層的清道夫（Bhangi）種姓。
由於社會主義黨和大眾社會黨常年相爭無法談攏合作，在這次大多數選區中，都呈現出「分票」的局面：雙方搶奪穆斯林選票，而自己的基本盤則面臨印人黨的蠶食。於是，在地方選區上，常常是印人黨候選人只需要拿下40%左右選票即可勝出。
雖然莫迪帶領執政印人黨狂掃312個議席，但在普選票中，也只拿到了39%。社會主義黨與大眾社會黨的普選票較2012年選舉，並未出現大滑坡，跌幅不到8%。若兩黨效仿同在北印度的比哈爾邦（Bihar）本地黨派，化干戈為玉帛組建大聯盟，其實完全有機會碾壓莫迪。
種姓票倉的結構，儘管可能因為經濟結構變化、社會文化變遷而消亡，但目前來說，它仍然是印度北方政治動員的重要因素。莫迪的執政黨，也概莫能外。
莫迪全面控制執政黨？
從印人黨內部來看，這次勝選本可以標誌着黨內來自其家鄉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幹部和北方邦勢力走向合流，然而實際情況卻未必如此。
自從2014年莫迪率領印人黨大勝以來，來自古吉拉特的「新軍」已經成為主流。2014年大選前的黨內爭奪中，身為元老的阿德瓦尼（Advani）不敵莫迪，已經表現出黨內代際更替的跡象。當時，出身北方邦的黨主席拉吉納特．辛格（Rajnath Singh）成為莫迪的盟友。勝選後也出任了內政部長。
內政部長是內閣中僅次於總理的實權職位。接替拉吉納特．辛格出任黨主席的，是莫迪的心腹──古吉拉特耆那教徒阿米德．沙（Amit Shah）。這也就意味着黨部也成為了莫迪一系的舞台。在2014年大選中，莫迪選擇在印度教聖地瓦拉納西（Varanasi）出戰，本身除了強烈的印度教色彩，更有一種從古吉拉特「東出北方，逐鹿中原」的態勢。2017年在地方選舉中再次拿下北方邦，既是對黨內士氣的鼓舞，更是莫迪進一步統合全黨的里程碑。
隨着印人黨內部另一重要勢力，以外交部長斯瓦拉吉（Sushma Swaraj）為代表的中央邦系日漸低調，黨內執掌中央邦的覺杭（Shivaraj Singh Chauhan）此前也深陷醜聞，「莫迪一統」的格局已呼之欲出。
然而，瑜伽士阿蒂提亞納特上台，反映出了莫迪這一理想仍然頗有距離。
和以前相比，古吉拉特系「新軍」的最大不同，是通過教派動員上台之後，更加強調經濟發展、私有化來消弭種姓、教派政治的根基——可供分配的福利、國有企業就業機會等等。然而，在選舉政治下，北方邦的新政府必須依賴本地幹部和本地派系。這是莫迪最大的難處。
阿蒂提亞納特並非莫迪的親信，甚至也不屬於印人黨內的傳統派系。在他身上，教派因素大於經濟發展。但他有兩個優勢，一是屬於北方邦本土勢力，在地方有深厚基礎，能夠整合利用更多資源；二是他常年擔當印度教民族主義鼓動者的角色，能夠配合莫迪握着發展和印度教民族主義兩駕馬車的其中一軛。在地方實力、教派民族主義、服從中央和經濟能力四張牌之間，莫迪最後選擇了前兩者。最終人選出爐幾經拖延，也多與博弈—妥協有關。
阿蒂提亞納特的地方政府必然要啟用大量的本地幹部，但這恰恰意味着地方上的務虛、裙帶關係等問題會更加難以治理。古吉拉特和北方邦的派系是否能得以融合，提高莫迪在黨內的執政能力、能不能將古吉拉特經驗輸出到北方邦，還有待觀察。
印人黨已經基本奠定了自己在印度國內一黨獨大的格局，其推行政策的能力，遠遠超出了1967年國大黨一黨獨大格局結束之後的歷任政府。莫迪的個人權威更是如日中天，等2018年68名上議院議員到期，莫迪有望逐漸將上下院同時控制在手，這無疑有利於他推進各類政綱。但反過來，從廢鈔事件也可以看出，這種局面下，黨系統容易陷入「小圈子」——在缺少足夠的技術官僚支撐下，推出有瑕疵，或過度政治化的重大經濟、政治決策，從而造成隱患。
這種局面下，瑜伽士阿蒂提亞納特未來的施政走向，值得作為觀察印度內政局勢的風向標。
（魏朝敏，遊蕩在北印度的田野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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